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由于沿线国家多高风险国家，或引发全球金融系统风险。
如果看看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决策关注的焦点，就会知道前者是真实存在的危机，后者至少在现阶段是个假议题。
中国早知“灰犀牛”的存在
最近，中国媒体讨论经济问题时，“黑天鹅”与“灰犀牛”两个词汇频现，原因是7月17日，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首个工作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而这两个名词源于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刘鹤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的几个官方身份，而在于其传说的身份：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智囊。在中国，上达天听这个身份很重要，外国人很买帐。
2016年，西方媒体频频使用“黑天鹅”一词来形容英国退欧与川普当选，人们也许不知道该词典出8年前一本书，但都知道“黑天鹅”指代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究竟指代何物？在同类文章中，《比“黑天鹅”更可怕的“灰犀牛”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解释中国有哪些“灰犀牛”最精炼的一篇。
该文先交待了出处：“灰犀牛”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此前，他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界定：“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该文接着指出中国有三头“灰犀牛”，离其冲击力爆发的时点越来越近，其中，房地产泡沫毫无疑义是中国那头最大的“灰犀牛”， 符合世界所有房地产泡沫的两个特征： 一是周期长，一轮大牛市超过10年；二是泡沫破裂时地动山摇，犹如雪崩和泥石流，逃生非常困难。第二头“灰犀牛”是“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引发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动荡。第三头“灰犀牛”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官方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或关注类贷款两类贷款共5.3%。
“灰犀牛”当然不止这三头，但与这三大事涉全局的问题相比，地方债务、理财产品危机都要算是枝节了，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翻查我从前年开始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一大半都是分析这几大问题，但需要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远比中国官方承认的要高。
中国银行业早已形成巨额坏帐。围绕中国银行系统坏账水平的估算和争议从未曾间断过，尽管官方数据称，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1.4万亿元，不良率1.75%；但外国同行的估算却高得多。2016年2月对冲基金黑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创始人凯利·巴斯（Kyle Bass）曾指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亏损可达3.5万亿美元（约合23万亿人民币）。今年8月，前惠誉金融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最新报告中估计，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51万亿元人民币（合7.6万亿美元），这个估算数字意味着坏账比例为34%，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不良贷款率5.3%的五倍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6.8万亿美元。
“一带一路”引发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不大
路透社8月24日的消息，信息源是匿名消息人士提供，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即将开始为一带一路融资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些是国际上风险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有大量的工程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问题。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Björn Conrad） 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的风险无疑也会是全球银行系统的风险。
听起来似乎是个问题，但如果了解今年五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情况，又对北京现在限制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在民营企业家当中，抓了吴小晖，并让王健林表态今后要将资本留在国内，就会明白这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值得存疑。
今年5月中，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尽管这个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规格很高，但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已逾三年，中国的外汇钱袋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年前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钱多”；在推行过程中，中国却变得“钱少”。“钱多”时节，中国政府低估了资本外逃的巨大潜力；当外汇储备减少了四分之一后，政府看紧了“钱包”，再也舍不得“掏银子”了。这就是北京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杂志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点是：长期来看，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借助市场力量，以市场化融资为主，积极发挥人民币的本币作用，以撬动更多的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
这话说白了就是：一、今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资方不只有中国，还得有接受投资国的企业或者机构出资，风险共担；二、中国投资将以人民币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既然中国为了保外汇储备，要控制对外投资，也就意味着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大撒钱，要撒，是人民币，还得合作方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因此，由于中国方面的“软预算约束”而引发全球风险的可能就大大降低——除了合作方愿意接受人民币本币投资、并共同出资。
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非金融类投资当中，应该包含实物投资，比如基建大量需要的钢材、水泥等各类建筑材料。
目前，各国接受人民币投资的可能性不大。我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何事与愿违？》（VOA，2017年4月4日）一文中，曾分析过人民币入篮之后，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不受青睐，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仅有1.07%，仅及SDR中人民币的份额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不升反降，2017年2月8日路透报道，英国渣打银行公布的一项专有指数显示，2016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使用量减少10.5%，在12月降至29个月低位。
中国的经济风险对全球影响会有多大？
法国兴业银行在2016年第四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 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 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 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