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网络图片）
从周室东迁到秦灭六国，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剧烈变化时期。列国之间的扩权与维权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本质上是精英们对“天下”的不同解读，堪称两千年后地理大发现以来各个地域文明对世界化不同解读的先驱。这情况固然是人的智慧在精神自由状态下的发展必然，但就广度、烈度、深度而言，皆走在了已知地域文明的前面。它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无疑属于革命性事件，是对以往的否定。它符合人性求新、求变、求繁衍、求发展的本能，也就有可能使文明通过化蛹为蝶走向前途无量。不过，脆弱的生命能承受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文明演进不能只张不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此为“百家争鸣”的背景。大体上讲，战国以来，法家学说反映了前者，儒家学说反映了后者。
只张不弛的生活既不能没完没了，秦一统中国也就有了相当的必然性、合理性。相应地，儒学也就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固然，相对于其它学派，儒学的地位并不突出。
不幸，文明演进不会直线向前。秦帝国是靠铁血崛起的，哪里舍得丢弃这个法宝，且不去说人性的弱点对专权如蝇逐臭了。本意有着向善一面的儒学却幻想感化帝国的权贵，也就搞错了对象。在秦帝国召集各方名流进行的国策辩论会上，儒生们的“法先王”主张，固然有着合理成份，惊人的迂腐也显而易见：一、远古的盛世多为传说，未必真实和尽合实际。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礼乐”，到底是什么人的“礼乐”？是王公的礼乐还是奴隶的礼乐？二、周室倾危后的天下纷争与诸侯混战，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与远古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儒生们无一讲得清楚，“法先王”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三、空前的疆域大扩展的新朝代需要新的思路。强调张弛之道和行仁政，这样的正确理念很大程度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当权者皆明此理。儒学在秦皇朝眼里不堪大用，首先是犯了迷信武力者大胜时目空一切的大忌，其次是自身学说的逻辑经不住究问以及自以为是的教师爷气质太过明显。
秦皇朝拒绝向后看，向前看却不知怎么看，自身的傲气又不相信武力真会碰壁，加上时间短促来不及理顺太多的关系，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就国体而言坚持了进步。因为否定了小国化和遍地氏族化、宗族化，坚持了“天下化”。性质上便属于后世追求的“世界化、“全球化”。但是，国体只是外壳，政体才是内核。只要内核跟不上去，突出如权力架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文化思想若无新意甚或更加守旧，庞大的国体就一样会成为不堪重击的脆弱躯壳，甚或成为朝廷更大的包袱。而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迎来国家强盛，也一定是建立在域外的累累白骨之上。因为只要跳出百年看问题便能一目了然，文明进步靠的是内核发力，而非外壳的强扭成瓜
事实上，历史上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多矣，多半灰飞烟灭。迄今的传承性地域大国，中国似可以属于硕果仅存，在官家看来此为政治治理之功，其实主要是先秦时形成的优质文化基因传承下的凝聚力撑持了这个国体，这点十分重要。没有这个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历史会有汉，是否有唐就难讲了，遑论宋、明、清。另一个例子是当代美国，它的强大在于外壳与内核相得益彰。它若走的是中国、俄国乃至印度的道路，它即便存续下来也决不会发展为独超。关于俄国，它实际的大国历史也就五六百年，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更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印度作为大国，现代国体的历史不到一百年，一样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凝聚力，也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的坚实。
固然，大国的对比不能这么简单化，日后如何演变更加重要，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却是规律。无论小国、大国，违背这个规律，只会酿就悲剧。
所以，汉承秦制同时又奉行无为而治，就认识论上讲应不失为难能可贵。它显然吸取了秦朝因暴虐而亡的教训，也吸取了封建制势必导致恶性竞争的教训。由此制定的基本国策，保障了民间的修养生息和疗治战争创伤，便成了逻辑使然。尤为可贵的是，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搞强求一律，得以让“百家争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文明的活力与创意也就仍得以源源不断地释放。
有两点十分显然：
一、以“秦砖汉瓦”为代表的工艺技术，此时仍保持了相当高水平，突出如长沙马王堆古尸的防腐技术。“独尊儒术”之前与以后，民间的创造力渐渐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只能是身心自由和不再自由的反映。这方面，工艺技术和发明的历史记载是有力的说明。而五百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鲜少科学、哲学、技术的大贡献，尤为不争的事实
二、“独尊儒术”以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精神，整体上的特点是粗犷、豪迈，不甘奴役，敢爱敢恨，不拘泥于某家学说，不受国界限制。长时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莫不贯穿了勇敢与人道精神。虽然，它们处处透着野性，但较之精致的混世聪明，谁才是文明的鞭策力量？
对爱情的歌颂能够鲜明地衬托出时代精神。娥皇，女英为寻舜帝而南下，泪洒斑竹；兵困垓下的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歌；即便今天仍然动人心弦。反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金殿盟誓，马嵬坡却又凄惨分离，前者沤歌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后者反映的无非是大限临头各自飞以及逆来顺受，已无高贵气质可言。事实上，千年来贵妃戏久演不衰，主要靠了绝世美女的丰乳酥胸。至少，几十年来大陆的贵妃戏就是这么干的。
建立在极端私心基础上的皇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极权专制，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就西汉历史而言，“七王之乱”应是转折点。很显然，分封异姓王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分封同姓王照样如此，中央集权也就不能少。既然只能中央集权，配套措施也就需要跟上来，此为儒学得以成为国教的根本原因。一如罗马帝国需要颁布《米兰欶令》，转而又奉基督教为国教一样。尔后的伊斯兰教至高无上，根本原因皆是权力的需要。至于佛教，它之显得可亲可敬，在于它已无意于追逐权势且远离权势。如果它追逐权势，它的形象又会不一样。
差别也是有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是积极反抗强权的。总地来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是罗马帝国与之妥协的产物，基督教仍固守着相当的独立品格。儒学就不同了，它自孔子时代始就不是为了反抗强权而生，而是为了服务强权而生，很有点“第二种忠诚”的味道。它对强权当然心怀不满乃至怨恨，全因数百年间强权皆不买它的帐。终于机会来了，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儒生们便意气奋发了。
儒生们对皇权的积极回报，也可以说是迫不及待，是在“盐铁官营”的辩论会上。“盐铁官营”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关国库收入的经济问题。在法家眼里，此乃天经地义，目的自是要杜绝豪强力量坐大，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患。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集中销毁，循的便是此种思路。问题是秦朝固然强势，却二世而亡，可见法家思想有严重漏洞。儒生们反对“与民争利，”乍看站在了正义的基点上，实际是替皇权的长治久安着想。儒家与法家的争执，犹如今天中共毛左派与经济改革派的分歧。毛左派和经济改革派打的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旗帜，其实毛左派在争权，改革派要固权。儒生们认为“盐铁官营” 是与民争利，目的是要以农为本，以奴隶社会的小农生产为本。本来，儒学于经济是外行，它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以及“法先王”的主张也老掉了牙，它的聪明之处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制，也就是美轮美奂的礼乐，却极对皇权的胃口。相应地，井田制，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也都对上了皇权的胃口。
不可以小看“盐铁官营”对中国文明的恶劣影响。它把“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地位，而且时至今天，不但习当局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而且相当多中国人仍以为国营才是正道。常见的高论是无国何以有家，或谓之“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却避而不谈没有无数涓涓细流的汇合，哪来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关于强权国家在今天的时代于文明发展已弊大于利，甚或是对人性的侮辱，他们就更不懂了。不过，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一样影响恶劣，二者在专制条件下皆是砒霜。从此，中国即便改朝换代，皇权至上和重农抑商却不曾改变。皇权至上的实质今人皆已知道，便是高度集权和极权，国家成了一个家族受命于天的私产。没有分权和制约机制的金字塔社会，每逢非常时期必会演化成极端奴隶社会。重农抑商的要害是生产力被强行压制在低端水平，民间无大规模工商业行为也就无资本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只能服从没有商量的纲常伦理又横插一杠子，它在精神上制约着臣民的一言一行，使得恶意竞争的因子固然被消灭，良性竞争的因子也一并被扼杀。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无质变，社会性质不再是容许活力的封建制，而是必须安分守己的半农奴、半家奴制，上述三点实为罪魁祸首，不妨这样说，若世界仍停留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上述三点的恶果才不会大显现。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文明能挺上一千年，俩千年，也难以挺上三千年。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逻辑发展皆是一潭死水，仅仅有利于专制鳄鱼的优哉游哉和称王称霸，明显地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
详细阐述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乃至毒化，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够胜任的。今天的时代，中国必须面向未来。不是说美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就不需要改进、提高了，而是说如果中国人连现代价值都到达不了，侈谈对它改进、提高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正是今日中共不走所谓邪路强调走正路的把戏。而依得这套把戏，中国不解体各民族不自相残杀就要谢天谢地了，一应豪言壮语只会是梦呓。用一句民间的俗话说，反正吹牛不用交税。不能接受共产专制的横行无忌加愚蠢至极，这是一条重要理由。无疑，中国人肩负的历史包袱太沉重，这包袱每当非常时期就成了沉重的枷锁，偏偏现实中又被强加了一副共产专制的镣铐，怎谈意气奋发地走进地球村？有几点是回避不得的。
一、现代的工商业、高科技、民主、宪政文明，是否真是未来子孙的福祉，不是今天的我们回答得了的。不过有一点应能确定，它较之农业加专制文明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就说明文明有个低端、高端之分。相应地，以往的地域文明就有一个盛衰的周期，或需要通过坚决转型而再生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虚无”，当局不会耐听，民粹会受不了，其实于文明发展自然不过，是大好事。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一个清除垃圾的历史任务。没有条件清除垃圾是一回事，拒绝清扫垃圾又是一回事，哪有文明宫殿不要清理垃圾与更新设施的道理。绝处逢生的现代日本的故事能说明很多问题，相信今天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会乐意回到战前去。如果今天的东亚成了西欧，退一步说哪怕成了南美，不复东西朝鲜的战争危险，向前看的日本人还会更多。
二．否定中国文明里面大多数严重落伍的内容，如皇权、专制、皇国史观、皇民心态乃至很多旧习俗，无非是告别低端文明曾经的尿布和襁褓，压根儿就谈不上所谓的数典忘祖。说到底，这顶大帽子从来都是强权政治语言，不是良知语言。具体如儒教，不论它在传统文化、思想、伦理方面还有多少可取成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便是它与皇权专制的联姻长达两千余年。如果说皇权是夫，儒教是妇，那么前一千年，多为夫唱妇随，后一千年，则是阴盛阳衰。无视它们之间的这个根本关系而谈弘扬传统文化，只能令人无语。
三、截止西风东渐，“中原”属于公认的中国正统，其他地方不是“侉”便是“蛮”，而中原地区恰是儒教文化根深蒂固之地。例如，中原地区格外尊奉祖宗昭穆和天地君亲师，“南蛮”却多喜黑虎元帅。然而，最先接受西风的乃是南方人而不是中原人。另有一个沉重话题，70年前的沦陷区里，盛产“皇协军”的是哪些省份？这里面岂无传统文化的影响？岂无吴楚文化、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差异的作用？可是中国若无南方人不安分，举国仍将浑浑噩噩。
四、儒教很大的欺骗性在于它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儒教的伦理观当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当它的合情合理之处进入了文化的血液，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将此斥之为保守、反动、虚伪等，尤其如毛泽东那样鼓动年轻人“大破四旧”，当然就是错上加罪。但是，很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实为儒教剽窃了前人的成果，儒教的伦理作用在于对很多生活通则系统化了罢了。例如，如上所说，从大处说劝统治者要行仁政，此实为世界共相，无论哪个地域文明，统治者皆明白这一点。之所以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利害所至身不由己罢了。这就表明利害面前，再多的劝诫也是白说。这样的无情现实，正是现代宪政的依据。从小处说生活需要讲诚信，应扶危济困、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世界所有正教皆有此内容，属于人性善一面的自然发挥，哪里用得着儒教来教化？哪里又是儒学专利？进一步说，日后进入了民主、宪政、法治时代，难道不尊孔的人就不会讲道德？将很多生活常识和无师自通的良心良知行为统统归功于儒教门下，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居心叵测。就像中共宣扬为人民服务一样，只看它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谁又能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崇高道德？然而，实际是亿万人民为中共的权贵服务。这样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能够算数么？
五、至少宋、明以后，儒教在中国官场生活中与民间生活中，皆占据了不容侵犯的崇隆地位。然而也正是从宋、明开始、中国文明的质量就每况愈下。中国人大多回避这一点，但这显然不是正确态度。象事实上已亡了汉人国家的元灭宋、清灭明；长达几个世纪的禁欲、束胸，缠足；庙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读书人只会写八股文章，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不拿古圣先贤或名家说事就做不了文章；男人普遍阳衰，在外无能，在家无赖，甭说发明创造了；女人尤惨，只要进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囚室，虽存生理意义的情，却无社会意义的爱；凡此种种，触目惊心，儒教难道不应负责任？正如今天的无官不贪、民德崩盘现实，难道中共党文化没有责任一样？事实上，常见人说中国文化，实乃儒教文化，可以被打败，最后总能驯服外来的野蛮文明，如此宏论不过是自慰罢了，主要还是这类文化正中一切专制的下怀。
六、民国为中国新生打开了大门，步履艰辛却又是注定的。彼时世界的恶意是外部原因，汪洋大海般浑浑噩噩的小农是内部原因，也是根本原因。为了使中国文明尽快走出沉沦的低谷，涌现了一批文化人大声呐喊。但是他们的声音只能在少数城市得到回应，无力撬动中国社会根基。要撬动中国社会根基，即使和平时期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事再次反证了传统力量的顽固与可怕。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和阿Q，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实际，中共能成大气候，时至今天特色社会主义仍能迷惑相当多人，马列学说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固有的皇国皇权观念，是中国人性喜向后看，视怀疑精神为罪过，不肯向现代世界看的偏执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观念，恰是儒教的君君臣臣，重农轻商，追求绝对平均，迷信父母官等等的合力使然。一个痛心的无情事实，乃上世纪50/6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究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求自由与民主？他们并非全然不识自由、民主是人字的应有之义，而是禀性觉得在“官家”或“公家”的人面前不可以“烧包”，可怕莫过如此。这不是共产专制的推力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既经不住推敲更经不住检验的马克思学说在西欧故土无从扎根，却能在俄国、中国生根、开花、无非迎合了落后的文化罢了。此事足以说明儒教阳痿文化退化到了与东正教死板文化不相上下。二者仍有资格嘲笑极端伊斯兰教，若嘲笑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就一定会显丑。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若基督教文化仍是文艺复兴前的模样，基督教同样不敢恭维。
七、那么，怎么理解长时期内中共尤其毛泽东的起劲反儒呢？
这个就叫戏剧性。但凡使用全新口号的新王朝，要证明自身的全新合理性合法性，往往需要另起炉灶。太平天国就是这么干的。它反抗的清皇朝固然是文明的一个脓疮，但它真个一统中国，不免比清皇朝这个文明脓疮更腥臭。它是否邪教，看看王爷们进天京后干些什么便一目了然。天王霸占了那么多王娘，终归算不得“天下男子皆是兄弟，天下女子皆是姐妹”。毛归天前的中共，实为太平天国第二。它们的不同是，太平天国夭折了，中共却成了大气候。从根本上讲，中共多数权贵口里的马列社会主义，权利场上的时髦罢了。夺权时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政权到手后劣根性就原形毕现。他们崇尚法西斯手段与共产党的无情斗争传统当然有关，深层次原因还是血管里那个落魄时不惜做奴才、得志便猖狂的奴隶主血液在作祟。后者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格外突出，他反孔，反的主要是孔子的名位，目的是由他再做一个新的万世师表。他的底气何来，犹如秦始皇一样，来自于手握空前武力的狂妄罢了。
当然有一点也不能不谈，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中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目睹元灭宋，清灭明尤其晚清的悲哀现实，确也不乏其人洞察到了多数传统于中国已是拖累乃至祸害。不能因为中共蜕变成了邪教，就说它早期的一应观点全错了，也不能因为毛时代祸国殃民，就把他说成生来就是妖邪。正如社会主义确有吻合人性的一面一样。事实上，欧美文明的社会主义元素，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元素多了去。如果中共建政后走的是一条民主、宪政之路，它的反孔反传统就是功绩。它对中国劣质化了的文化、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的进一步大摧残，在于它是用更大的错误反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反罪恶，当然会造成社会生活更加愚昧、虚伪、残忍、无底线。既然它把人性中最阴暗一面全给激活，那就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了。并且，当它悟过神来，也就是走投无路时，它也会“纠错”的。今天习当局又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去世界广建孔子学院，足以回答这一点。说白了，中南海的诸公早已明白“合法性”不能只靠马列了，要让老百姓认可还是离不开“中国传统”。可悲的是，仍有很多中国人未必认识到了上述种种。总之，不谈权力架构这个根本问题，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并无实质意义。反儒教也是一样，儒学不升格为国教，于生活本无大碍。否定儒教，重点是否定它是强权的伥鬼，是愚昧的酵母，是性格的软骨症。
八、从学术上说，儒学从来就不属于一门看前看的学说。今天，我们固然不应苛求古人不识得文明演进，但既然我们必须向前看，向世界看，向太空看，仍在主要方面肯定儒教，或只否定皇权而不否定儒教，就怎么说都不妥。欧洲的文艺复兴，催生了宗教改革，促进了近代与现代的降临。但它并非字义上的专向古代吸取养分，而是利用古代曾经的学术开明一面来改进死气沉沉的经院哲学。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来一场思想解放，先秦时的百家争鸣仍是可资学习的方向，宋、明以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教却只能抛弃。正如否定共产专制，同时又要倡导马列社会主义，说不通一样。否则，我们充其量只会口头上高唱民主、宪政，骨子里仍是“祖宗”那套东西，中国的转型不免异化为四不相。明确地说，共产专制不会很久了，它既败于行为上，也败于理念上。但在多数中国人眼里，它是吏治方面把事情做绝了，因此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政治，也就是权力架构极端自私和思想反动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终结共产专制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事件，会流血。终结共产专制后防止大反复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会流泪。前者意味着文明需要断腕自救，后者意味着文明需要坚持戒毒，切切不可以再蹈共产专制新瓶装旧酒的覆辙。其中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思想、特别典章制度、权力架构的再次大批判。无须担心批判了过去，中国文明会失去“根”。中国文明只会获得更多。新知识，新道德、地球村，普世价值，够中国人学习了。而文明根须只有伸至全球，且被其它土壤接纳，才能真正枝繁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