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激起的反馈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遭遇十分相似。与毛式左派的狂热围攻相反，胡温当局的总体姿态是低调回避。即便《08宪章》是群体作为，并且激起了海外汹涌如潮的回应，胡温当局也只是擒一慑众。这与其说是法不责众，不如说是专制确实式微。倘若这份宪章在一九五七年问世，虽然会成为全然不同的历史标记，但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代价，不知会高出多少倍。也是因为五七年的历史记忆，致使宪章的一些签署者心有余悸，稍有风吹草动，便反应过度。由此也凸现了林昭式的从容，确实底气充沛。
倘若要扮演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化的底气，恐怕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底气不啻在于临危不惧，还在于不把对手逼入死角。中国过去的政治游戏动辄诉诸赶尽杀绝，其人格基因，大都源于屠夫自身的怯懦。毛泽东的冷酷，不是因为他英勇，而是由于他卑怯。那样的卑怯不仅基于自幼被父亲责打的记忆，也来自贪生怕死的委琐。毛泽东当年被捕时令人不齿的所作所为，经由网文流传已经广为人知。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的低声下气，权力角逐过程之中的告密求荣，武装暴动紧要关头的临阵脱逃，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永恒的笑谈。屠戮他人的痛快，通常用来医治自身心理上的卑怯。同样道理，鼓励他人英勇赴义，逼迫当局开动镇压机器，也是懦夫才有的阴暗。一九八九年的历史教训，不仅仅是教训专制当局的，也值得专制的反抗者用心记取。
《08宪章》不关涉民众切身利益的标高，是给当局留出余地的做法。同样，当局所采用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制止方式，也在无意当中给言论自由留出了空间。正如谢韬文章激起的，只是左右两派的激辩。相信《08宪章》，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和动荡。政治的艺术，通常是见好就收。一拳伸出去非要打到底不可，不仅愚蠢，而且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政治游戏如何改变你死我活的陋习，在于双方博弈时的适可而止。政治的智慧在于变招，而不在于一招致老。
《08宪章》虽然道出的是常识，但骨子里还是相当理想主义的。这样的理想主义，不会让当政者着迷，却可能误导某些签署人，产生自己已然是历史创造者的幻觉。误以为占领了历史的制高点，可以一览群山小。个别比较浮躁的，还没有做成宋江，却已经开始征方腊，讨田虎。他们忘记了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换句话，不是理想，而是欲望，通常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说得再明白些就是，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因，逐利才会导致历史有所推动。
指出《08宪章》不过是常识，不啻是意指此乃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这也是体制内权力阶层的共识。虽然签署者的人口比例很小很小，但无论在知识阶层还是在权力阶层，这份宪章的认同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执政党不是不明白宪章表述的内容。因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该党也曾向当时的执政党如此表述过。当政者的无言以对，是因为宪章的诉求，目前还无法诉诸利益的驱动。大凡由任何一种话语包装的权力斗争，骨子里都缘自利益的诉求。邓小平改弦易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是想把毛式家天下，变成利益分享的党天下。邓小平又患得患失地担心党天下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又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破坏了集体分权应有的公平竞争规则。
邓氏的进一步，退半步，致使党内民主一下子被延宕二十年。指望胡温当局实现《08宪章》提出的目标，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但不再以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交接权力，却是胡温可以做到的政治改革，假如这也能被称作改革的话。对于一个完全丧失了理念的执政党来说，权力的民主交接，可能是延续执政的有效途径。由各个利益集团推出各自的代表人物，实行民主选举，公平竞争，这不是没有操作性可言的。至于经由这样一番竞争，能否选出一批胸怀大志人物执掌权力，那也只能听凭天意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谋事，天何以成？
中国的未来，需要执政者有抱负，或者说，要有历史责任感。就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责任感远比理想更加可靠。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政治家必须脚踏实地。没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不会对历史有所贡献。中国将来政治家的抱负，说起来也很可怜，不过是把中华民族带到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水平上而已。但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08宪章》不会成全任何政治领袖，而是有待于被将来的政治领袖所成全。
也许有人会为胡温可以做到的这一步改革，感到很不满足。事实上，即便胡温没有这样的心思，利益的相逐也早晚会把执政党推向党内民主。但政治就像做买卖一样，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改革的缓慢，通常会引起民众的不满。殊不知，慢也有慢的历史合理性。且不说其它，光是几千年专制历史造成的文化心理扭曲，就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加以治疗和整合。倘若有人问，专制的权贵集团为什么不能立即释放手中的权力？那么完全有理由反问：反对专制的海外民运诸公，又何曾让他人分享过手中的各种资源？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运组织有过让贤的美谈。更不用说，生存上的互助和对异见的宽容。相反，互相攻讦，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抹黑他人；诸如此类的丢人现眼，倒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自由的土地上，尚且不能获得自由的心态，更何况在不自由的故国，指望整个民族一下子完成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换。医治文化心态的艰巨，远甚于改革政治体制的滞重。只消参照一下海外民运的人文素质，再反观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明白，怎么可能速成？
《08宪章》的目标，眼下只能悬在空中。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任何人，哪怕是上帝亲自降临，也无法一步抵达。不说其它，仅仅是烂污透顶的人文基数，就足以把宪章的目标一转眼全部推翻。中国将要面临的，不是又一轮王朝更迭，而是最终结束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就此而言，在野者尽可以天马行空，但当朝者却不得不如履薄冰。推翻一个王朝，是容易的，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已经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过了。但是，要从一个专制王朝里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民主政体来，却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人家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变成功了。但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中国历史全然改观。也正是这样的艰难，会使那样的改革获得长治久安的效应。
倘若说，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算是跨出了党内民主的第一步。那么不再指定接班人的自由竞争，则是胡温当局可以抵达的第二步。这是既是可以看见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2009年1月6日星期二写于纽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