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民主进程需要政治改革。如果不自觉主动改 革，社会矛盾会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发生爆炸式的突变（革命）。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 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力量的积极推进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改革，二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应 当是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模式。（原载《中国改革》） （原题《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在开明专制的前提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以下这样几个问题：
（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解决“6.4”问题。
如今，参与“6.4”这一代人都已是40岁上 下的人了，正是国家的栋梁一代。想一想，当时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数最多时有200万人，而在全国，参加游行聚会的最少有2,000万人！如果把表态支持的 群众也算上，则有1亿人以上！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无法回避“6.4”，应当明确为“6.4”事件平反！基于小平同志和那些老一代决策人均已故去，目前健 在人世的均是执行者，建议作为政治问题，对于目前健在人世的执行者均免于法律追究，以达到顺利平反“6.4”的目的。
（二）、欢迎各种民主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
中国民主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集各方 民主力量和智慧。海外各种民主人士很多原本就是中国知识界和民主运动的精英，如今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化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宝贵财 富。他们会把世界各国民主建设的精粹搬回祖国，将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使我国56个民族具有更强的向心力。
（三）、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遏制腐败。
应当免去当前中国法律中所有姓“社”，姓“资”的条文，它可以写入某个党的党纲中，但不能写入国家法律，不能对人民故设禁区，坚持新闻自由可对腐败分子产生震慑作用。
（四）、 建议：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让各种政治声音有一个发表演讲的场所。打压左（落后）的和右（激进）的思想，走中间路线，以邓小平理论和 改革开放思想为主导，引领各种思潮，真正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思想。给不同的声音和各种政治派别给与一定的政治地位。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政协主席均由中国共 产党担任，可将这条作为法定，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另外再吸收除了现有的政协党派的其他所有政治派别加入人民政协，共商国机，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平稳过 渡。
中华复兴的口号喊了一百多年,真正看到曙光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和志向，首先应有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体系。它不光需要研究出一整套理论体系和 模式，更需要这种体制、体系模式的架构蓝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违背经济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符合自然规律的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无论是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这一举 世瞩目的成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与伟大。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什么样的上层 建筑。在历史长河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是短期的，不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长期的，是自然规律。改革开放30年来的今天， 真是形势一片大好，海峡两岸又出现了近半个世纪从没有过的好局势。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应该对目前和未来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比如我们的上层 建筑，哪些方面适应经济基础？需要完善。哪些方面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改革。作为未来的、世界东方的亚太经济大国、经济强国，我们是否应在政治体制、政治 机制、法治机制、法制体系、思想文化、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等运作体系上,做一些前瞻的研究和探索?
那么，如何面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必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政治改革的大敌是什么？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笔者就此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政治改革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激进）的关系。
中国历朝历代，有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每隔几十年或几百年，总有一个曾经兴盛过的郡主王朝走 向衰败，，接着被另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封建皇帝替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社会动荡，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君主专制下社会的停滞不前，二是社会 变化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得不到解决，便引发出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象蚂蚁一样，蜂拥全国，遍地而起，一时天下大乱，摧毁了一个又一个专制腐朽的封 建王朝。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革命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每一次千百万民众用 热血和头颅摧毁的君主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是结构、性能与旧体系几乎没有差别的新的君主专制体系。刘邦和朱元璋这样普通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家，他们在革命 成功之后志建立的各自延续了二三百年之久的汉、明王朝在这方面的情况固然无须多说，就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和理论界所公认的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洪秀 全，又将怎样呢？他们虽在革别人命的同时，曾经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等等美好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的 一切政治设施，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统治地位。
因此，中国历史革命虽多，百姓的厄运从来没有摆脱过，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种推翻旧体制下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的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
历史证明：这个过程的每一次形式转换，并没有使社会走向进步，反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和充满血 腥的社会浩劫。那么，社会走向进步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是政治改革！只有通过政治改革，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根除旧体制的不合理部分，建立新的生产、生活、 思想和制约机制，是社会前进的助动器。现在，当我们站在世纪未端，回头遥望中国古代秦皇汉武，铁马干戈的烽火岁月，我们惊奇地发现改革与革命贯穿了中华民 族的千年历史。凡历史上改革人物，以其敏锐的目光，超凡的才能和胆略，锐意改革，变法图强者，那么这个历史时期便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的大一统局 面。商君改革奠定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的基础；汉刘氏皇周室周公帝、唐李氏皇帝的改革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的历史景观。 而姚崇、王安石、范仲庵等改革者同时延缓了唐宗王朝的死刑执行期。这种历史的特殊景象的基础，说一千遍道一万，一切都是植根于改革这块肥沃的土地之中。时 代的车轮滚滚行进在历史的山嵴上，到了近代，当外国人的文化和文明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人才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距离，中西文化500 年前还在同一起跑线上，但500年后，我们引进西方文明时，却要付出一系列血的代价。石破天惊有识之士提出“更法”、“改图“的设想，林则徐睁眼看世界， 魏源提出“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以师夷长技”的著名主张，终于起动了中国真正改革的车轮。曾国藩、李鸿章、奕沂、光绪皇帝，这些中国近代伟大的改革 家，真正地认识到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富强，他们也是改革的实践家，然而中国错失了几次改革成功、民族振兴的大好机遇。主要是洋务运动，而洋务之梦被中日甲午 战争的失败粉碎，这为后来二十世纪初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改革的失败奠定了基础。因此，“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直到邓 小平这个伟大的改革家的复出，他象东方的太阳升起在中国改革的海面上，中国的改革才与历史接轨，中国改革大旗重新竖起来了，中国正在以改革巨人的形象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
因此，改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繁荣的真正动力和因素。它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强盛的高潮。
改革与革命是一对矛盾。
“革命”一词在我国古籍中可谓历史悠久，不过，它只限于干戈暴力下的朝代更易之义，即“革天 命”。《周易．革卦》中所称“汤武革命”，即此之谓也。对于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列宁也作过多次论述。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 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 一条活的，可运动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列宁全集》第二七卷97—98页）列宁在这里指出“改革”和“革命”两个概念是相对 立的，同时也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据哲学社会科学语词解释，当改良或改革用来同革命相对立的概念时，改革或改良一般指事物运 动的渐变、量变，或相对和平发展中的变化；革命的概念一般指事物运动的突变、质变过程，即新陈代谢变化的状态；至于社会改革中的改良道路，则一般指为争取 劳动人民生存状况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各种改良、改革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变化……”（《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汤志钧著250 页）。
汤先生认为改革、改良属同一个意思，而改革与革命则为一互相对立的概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改革与革命二者之间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在于改革的特点是渐变或量变；革命的特点是突变或质变。
“历史上的现代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通带具有革命性变迁与非革命性变迁两种形式，前者通过 广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以革命的暴力方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按革命者预想的计划，重建某种新秩序，求在这一秩序状态下，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非革 命性变迁与上述“断裂性”的发展方式不同，它主张尽可能地运用传统结构内的现存政治和社会资源，来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 究》（《战略与管理》创刊号，萧功泰）这里所说革命性和非革命性，其实也就指革命和改革。
改革与革命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两种不同形式，从古到今，作为这种社会意识观念的载体，上到皇 帝，下到官吏学者，有过无数次亲自实践和思考的经历，而且为此也发生过无数次的事件和运动形式，如改朝换代、法制改革等。在中国最悲哀的莫过于改革者最后 悲惨结局：比如吴起在楚国改革被乱射死，商鞅在秦国改革，二人均被暴裂肢解等，其景象令人毛骨悚然。这不仅仅是改革者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悲剧。
改革与革命之间，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观点告诉我们，抓住矛盾的主要 方面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政权后，只有改革，社会才能长期繁荣，反之，不改革，固步自封，导致腐败最后带来的又是一场前人已经走过 的革命之路，所建立的王朝的性质特点机制跟历代同出一辙，没有什么两样。中国封建皇帝以改革为武器治国安邦的人，最早是秦孝公，原来是汉文帝、景帝；唐 魏、拓拔宏、冯太后；唐代李世明；明代的朱元璋、朱棣；再后来是康熙、雍正、光绪皇帝，相反，许多帝王之后，由于不图进取，只知道享受，腐烂腐朽的宫庭， 糜烂的官吏；糜烂腐朽的衙门；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百姓怨声载道，面对这样一个百疮千孔的局面，秦皇汉武的子孙们本应该早改革，早治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封建落后的主国来说，改革何其难啊！凡中国历史上思想保守陈旧，统治者不思进取、腐败堕落，农民革命风起云涌，那么这个历史便走向衰败，甚至摆脱不了 灭亡的命运，最后解决这一厄运的唯一方式便是革命，革命带来了又一个类似于旧的王朝和体制的重复，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形式，终究又被另一次大革命替代，于 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引出了一曲“春江花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革命——统一——大乱——再革命的公式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全部，农民作为中国古代革 命的主要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占据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进而形成了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深深地扎在中国人的骨头里，渗进中国人的血液中， 刮也刮不掉，放也放不完。
在中国古代，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革命，先斗争，先推翻，先砸烂，先破坏后再说，这是中国历史 动乱的要害之处。革命就是动荡！革命就是动乱！革命延缓了中国迈向进代化前进的步伐！政治改革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具有开明专制性的权力结构的调整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不相同、各持己见、各种各样、各种因素、各种利益上的矛盾，导致人们产生了各种不满甚至于敌对情绪，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 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处理不当，不进行辩论，不进行历史教育，又会引发具有破坏性质的革命，引发动乱，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他让社会倒退，让改革夭 折。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类似战争式的维权抗争，就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所致。一个完整的社 会，应当有各个人群和社会各个层面对话沟通的渠道；应当有各个阶层、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机制；作为社会的公器——政府，它服务于全社会，它应当 在社会各种智慧和力量的博奕中，由老百姓通过选票，授权某一派别，某一政党掌握公器，组织政府。所以，由哪党哪派用哪种思想或哪种主义执政是老百姓的选 择。这样，执政者是可以转换轮替的，择优录取。录取者会总结前一届政府的施政得失，从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使本届政府做得更好。
这样的政府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受拥护的，是合法的，是服众的！这样，社会的不同阶层和利益集 团在相互理解和妥协的基础上，在共同契约的一段时间里，团结一致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否则，政府被自称为“永远正确”的一方所把持，甚至“永远正确”的一方 还高高地站在政府之上，要坚持永远把持！那么这“永远正确”的一方必然与社会的大多数对立，久而久之，则造成对抗。而且，那“永远正确”的一方因其非理性 而变得越来越劣质，就如同我们常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一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60年，无论它摆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它怎样论证自己的正确，用掌握的宣传机器对自己大唱赞歌，但是中国社会对抗性的矛盾已普遍发生，而且越来越烈。
目前，中国不安定，不稳定、更不和谐因素已经日渐泛滥。
因此，政治改革必须明辨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急进）的是是非非，处理好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急进）的关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为了处理好改革（稳定、渐进）与革命（暴力、急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进行政治改 革，以缓解目前日渐泛滥不和谐因素，使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不然，一旦错过并痛失这个难逢的历史机遇，再进行政治改革，而那时越积越累的更加不安定，不稳 定、更不和谐因素便像火山爆发一样，爆发革命，从而葬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
二、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的同时，还须进行“开明专制”方面的教育，让人民真正明白邓小平理论的深刻涵义。
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上个世纪的典型是日本、德国，本世纪最突出的则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另外，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 国。纵观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但非常明显的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开明专制、工业化、民主政治化这近代化的三部曲。
“开明专制”（含文明教化），他是近代化的前提。
“ 开明专制”指政体形式是专制独裁，但它领导的这个国家、民众的奋斗目标却是近代化。
前面列举的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民主政治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在近代化初期，其权力形式无不是专制独裁，甚至军事独裁。诸如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大久保、韩 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氏父子等。但是，他们虽在政治上厉行专制，却都将民主政治近代化做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他们以集中的权力，一边维持政局的稳定， 一边大开风气，普及国民教育，然后倾全国精力至于近代化的第二步——工业化之中。实践证明，只有他们才是成功的。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民主政治近代化初期的权力集中是必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只有在经济领域基本资本主义化之后才是可能的。而落后国家在 近代化初期，经济基础差不多都是封建的乃至原始性质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主政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勉强实施只会祸乱国家，所以，这个时期，若想改变落后 面貌，“开明专制”是唯一选择。
“开明专制”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稳定的政局，一个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民主政治近代化活动的环境，它的实现与否是近代化成功的前提，否则，一切计划都将是“乌托邦”！
工业化是民主政治近代化的核心任务，只有工业化，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以及政治等其他各方面的近代化。世界上有官办与民办这两种形式的工业化，实践证明，只有民办，才能以最高效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而且也只有民办工业化，才能最终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
民主政治化——近代化的终结。
一定的上层建筑只能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实现之后，以封建的以及其他落后的经济形式为基础的“开明专制”体制，就逐渐不再符合新的经济基础的要 求，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为民主政治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象俾斯麦之后的德国，1890年后的日本，卢泰愚时期的韩国等。所以，政治 民主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整个近代化活动宣告成功。
以上便是通过改革来完成近代化的必然道路，凡是近代化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凡是不这么做的国家无一成功！中国它能例外？
“开明专制”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好的阐述。
在开明专制的前提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以下这样几个问题：
（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解决“6.4”问题。
如今，参与“6.4”这一代人都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正是国家的栋梁一代。想一想，当时天 安门广场聚集的人数最多时有200万人，而在全国，参加游行聚会的最少有2,000万人！如果把表态支持的群众也算上，则有1亿人以上！所以，中国的政治 改革无法回避“6.4”，应当明确为“6.4”事件平反！基于小平同志和那些老一代决策人均已故去，目前健在人世的均是执行者，建议作为政治问题，对于目 前健在人世的执行者均免于法律追究，以达到顺利平反“6.4”的目的。
（二）、欢迎各种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
中国民主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集各方民主力量和智慧。海外各种民主人士很多原本就是 中国知识界和民主运动的精英，如今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化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他们会把世界各国民主建设的精粹搬回祖国， 将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使我国56个民族具有更强的向心力。
（三）、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遏制腐败。
应当免去当前中国法律中所有姓“社”，姓“资”的条文，它可以写入某个党的党纲中，但不能写入国家法律，不能对人民故设禁区，坚持新闻自由可对腐败分子产生震慑作用。
（四）、 建议：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让各种政治声音有一个发表演讲的场所。打压左（落后）的和右（激进）的思想，走中间路线，以邓小平理论和 改革开放思想为主导，引领各种思潮，真正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思想。给不同的声音和各种政治派别给与一定的政治地位。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政协主席均由中国共 产党担任，可将这条作为法定，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另外再吸收除了现有的政协党派的其他所有政治派别加入人民政协，共商国机，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平稳过 渡。
目前，政治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如今，不仅基层的民众要求“变”，党内的干部、老同志要求“变 ”，表达出来的还只是很小一部份，更大更广泛的求变意识还被压抑着，隐蔽着，包括共产党内高层，大家都意识到“要变”，只是在观望着，等待着，乃至于不变 都不行！这时，只需稍稍启动舆论，民众就会“觉醒”，当共产党朝着民主改革的方向“启蒙”时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跳出来公然反对，因为民众很快就会把他拉下 马！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宪政改革，除了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思想顽固分子外，会获得几乎全社会的拥护，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包括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 ”！因为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并非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宪政的建设是完善中国的法制，使人人都有安全感，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安全和远期安全，特别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安全！否则他们即使恩宠有加，也在“双规”阴影的笼罩下，幸福随时伴随着灾祸！以生命和 身败名裂为代价的“幸福”谁都不喜欢！宪政建立的公平竞争，它不同于体育竞赛，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是：公平的竞争规则，而每一个人却都在不同的起跑 点上。显然，这对“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更为有利！“杰出者出”是历代所有社会制度追求稳定的通则，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的宪政民主社会是超越历代所有社会 制度的繁星灿烂的天空！当前中国要求民主的能量十分巨大，但是民主的基础却十分薄弱。所以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十分重要，中共起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作用。起 到中国社会由两千多年专制到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客观情势将决定在中国共产党而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保驾护航。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 历史的选择。这样，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住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又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攥紧在自己的手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真是上天独给予中国共产党 的大好时机啊！
纵观近代史，当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以图变法，李鸿章弃之，其后果不言而喻。
历史之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然，中国共产党要错过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将悔之晚也。
三、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改什么?
首先，理顺党和国家的关系以及法与党的关系，应尽快出台《党务法》。
党只是一个政治思想派别，不是国家主体。
1、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国家管理权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国家变为党的家天下？还是还权于民？
2、在中国这块领土上，是执政党—共产党是主体？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体？
3、如果执政党是主体？那么国家就律属于党，这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法定的国家体体制界定。
4、如果国家是主体？那么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党派都应律属于国家，所有的党派和社会团体都应在国家这最高权力机构下开展自己的党务活动。
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中国境内任何党派和组织的载体，更是任何党派（包括执政党—共党在内）开展活动。是党服从国家，而不是国家服从党。
讲法制就得讲民主，讲民主就得讲相互制约。目前，谁有实实在在的权力或能力制约同级一把手？ 谁有能力制约或监督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中人民共和国律属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是国家的主体？没有明确。我国有一个 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建国已五十多年，没有一个《党务活动法》，党在国家中的作用、地位、编制、经费开支，应有法律依据，以法开展党务工作，党务费用应独 立纳入国家预算。有了党务活动法,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民主党,就有了行为准则，执政党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反腐问题就前进一大步。
所以说，国家颁布出台《党务法》是我国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至今，短短的五十几年内，我们的宪法就有《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七 八、八二宪法等版本，几乎每开一次党的会议或每换一任党的领导人就修改一次宪法。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岂能如此改来改去？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如我国的政 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就应该根据中国伟大复兴蓝图的要求，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适时制定一部科学的，民主的、具有大国风范的、全面的、系 统的、相对稳定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其次，真正引入民主竟争机制。
中国未来的国家管理格局和体系，应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的、科学的、文明 的、和谐的、具有中华民族广泛亲和力的、能体现普通国民意志的、具有大国风范的一种机制。因为中国不仅属于中华儿女,同时也属于世界,并且是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要有领先世界潮流的准备。
无竞争不足以突破，无突破则不足以进步；无中庸不足以和谐，不和谐则难以安定。在二千多年的 中华民族国家管理中，争夺国家管理权时，大多用法家思想，重在争；而守卫国家管理权时，大多用儒家思想，重在安。他们，要么唯孔孟独尊，要么把孔孟批得一 文不值。其实“争”和“中庸”都是必不可少的，它像我们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争”就是竞争机制，“中庸”就是法力机制。还有一件法宝，那就是德。德者， 得也。得民心，得天下；无德者，失民心，失天下。法、庸、德三者缺一不可。竞争机制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机制；法力机制是维持竞争公平、有序的机制；德是国家 管理者思维出发机制。以上三个体系构成一个完美的国家管理方略体系。
竞争是前进的动力。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初步进入市场化，但不彻底。经济体制已基本进入市场机 制，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我们的机构设置，我们的“律制”（干部选派、任免和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