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5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又被当局抓了起来，并关了45天–1994年5月27日晚，丁子霖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是我要的书给我买到了，要我明天上午8点去拿。我心里明白，我要去拿的，并不是什么书，而是六四难属给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写的公开信。
5月28日上午8点，我在单元门外的监视人员未及反应过来的情况下，迅速进入人大静园1号楼43号丁老师家。丁老师和蒋老师交给我打印好了的公开信，要我通过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快递\”送达乔石，同时视情况交给海外媒体全文发表。
为什么要我找西城分局\”上递\”呢？原因是，因为有人举报了两起我在西城区给六四伤残者和六四难属送款的事，西城分局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并明确提出希望以后\”多沟通\”，及愿意代为上送公开信一类东西。
说穿了，5月28日我去丁老师家，就是为了传送及发表一封六四难属的公开信，仅此而已。然而，在门口监视者的眼里，在当局的心里，可不是这么看，这么想的：六四5周年很快就到了，我们对丁蒋的监控也从28号起刚提高了级别，而你一大早专门赶来\”闯关\”，这里头的名堂肯定不会少！
接下去发生的事，正好由一封我14年前写的信给出了第一手的、真实的描述。那是我于1994年7月5日在西城区拘留所里写的信，信写在象棋棋盘纸上，是第二天托人私下带出的。信的全文如下：
章虹：
5．28上午8：30走出丁家，身后便有4、5人盯上，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9：00，正要打的去西城分局，安全局便衣一拥而上，将我劫入奔驰，送双榆树派出所。好在我身边只带有一份\”公开信\”，又是准备通过西城分局上递，于是不能直接就此事整我。
下午将我移到西城分局对面的二龙路派出所，填了\”传唤\”票。说我的事惊动了\”上头\”，要好好问明。29号下午又换一张\”传唤票\”，到29号午夜，将我送到清河西城区拘留所。30号晚上，填了所谓\”收审\”票。5月30、31号，6月1号，2号，4号，6号，算是\”询问\”结束（问了六次）。
问来问去三件事：1、给牛、徐送款事（徐已将收款收条上联丁之信交出）2、5月25日夜陪尼克去丁家事（由电话窃听所知，当然详情他们不知）3、5月27日上午与司秉诚谈起丁\”寻访实录\”事（由窃听装置所知，但当然未知是谁将\”寻访实录\”送到司手上的）。
三件事既非违法，更非犯罪，有何理由将我收审、关押？这纯粹是对敢于行使公民权的人进行政治迫害，并竟然无视天理人情，迫害送人道救助款的人！6月6日至今，整整一个月，未再与我接触。
这次被关，似乎可以避免。但专制政权终究什么都干得出来，再次坐牢又不可免。这次坐牢可做三件事：1、与刑事押犯共居斗室，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的一个好机会（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事事照顾，且愿把心里话对我说；我则积极搞歌咏会、生日晚会，传播百科知识，分析收审、劳动教养的任意性和将其取消的合理性、迫切性。此外，还读了\”邱吉尔传\”等书[由\”劳动号\”带入]）2、坦对良心，不说半句违心话。预审员说：\”几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不是想着摘清自己，而是想着不能对不起别人\”。3、豁出去让世界知道，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局施加压力。亲属、朋友均可知道实情。我一直想默默地做点事，写点文章，但当局偏不让，那就成全它吧！
家中及外边一切，均只能由你相机处置。可以合理合法地去二龙路西城分局政保科要人！副科长叫蒋建中，我的预审员叫王会章。点他们的名要人。王会章于6月6日对我说：\”尽早把你放出去。\”他们亦深知关不久，但为了惩戒我这种胆敢藐视当局非法监视丁、蒋的人，又要多关我几天。不过，我吃得下，睡得着，身心均好。我愿丁、蒋老师不要太牵挂我，只管照常做事；愿枫枫考初中获得较好成绩。
我的通讯地址是：海淀区清河镇龙岗路3号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西211室。（邮编：100085）。可以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地址，可以写信来（只管写）。
爱自由、争人权、搞民主，总会有人付出代价。坐牢是题中应有之义。将我之事告诉要好朋友，请他们放心。转告小司，我出来后继续给他上课。珍梅工作事，是否已解决？
你一定要多保重！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很快团聚！（如拿我的六四5周年感言治罪，我亦坦对之。目前未提及。）
棋生
1994．7．5晚
现在看来，信中有一句话是打了些马虎眼的。那句话是：\”我在校园中转了半小时，不能摆脱，就向大门走去。\”事实是，当我觉得我有可能被抓、被搜身后，我临时去了人大林园一位老师家，在客厅聊了一会后，提出上洗手间，把写有海外媒体记者名字和联系电话的小纸条给冲走了，还把一份公开信塞到了他家的煤球堆里。这样，身边只留下一份准备送到西城分局的公开信。
尽管作了上述技术处理，当局在连续\”传唤\”我两天之后，还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将我投入了位于清河镇龙岗路3号的西城区拘留所。5月29号深夜，西城分局政保科的警察将我带出二龙路派出所，驱车往北。到了西城拘留所，经裸检后，我被关入西211室。说起来我已是二进宫了，但踏进监号，眼前情景却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已是午夜时分，但还有4人分四处站立着；一挪脚，发现底下难有插足之处，铺板上和水泥地上，躺满了人！睡眼惺忪的\”号头\”见我进号后，吩咐铺板上的两人向两边挪，留出一条能躺一人的空位，对我说：你就睡这儿。位置空出来了，但没有枕头，没有盖的。这时，站立着的一人悄悄对我说，这是管教下午过来，特别关照\”号头\”给你留的。号里根本睡不下，只能分上、下半夜，各安排4人站着\”值班\”。我躺下后，很快被充斥屋中的热气、汗味给裹起来了，的确也用不着盖什么。班房如此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和我在秦城监狱时经历的情景大不一样。
第二天起床后，大伙放茅、洗漱完毕，开始\”坐板\”–这也是秦城里没有的新鲜活计。除正、副号头不限姿势外，其余囚徒分排坐在铺板上，挺胸抬头，直视前方。如果号头发话，坐板的人可以回话，但互相之间不能说话。坐板不久，号头憋不住了，问我：你找了谁当你的\”托\”啊？我说：我没找谁当\”托\”啊。他说：那就奇了怪了，昨天下午管教要我给你预留铺位，还说决不能碰你，甚至连话都不能问你。这凭什么呀？听完他的话，我乐了，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原来是人大的博士生，现在是政治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做了点事而被抓来的。西211室的正、副号头都是北京人，都知道5年前北京发生的事，因此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对全号说：这位大哥，不，这位人大老师，值得大伙尊敬。大家要懂规矩，以后就叫他\”江老师\”。随即，他要我到前面他的铺板上，和我细细聊起了89年的事。
西城拘留所是一天给两顿饭，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由各号派人出去将饭、菜打回来。饭是每人每顿两个窝头，菜是有少许油星的煮蔬菜。然而，分菜时，我又见到了秦城时没有见过的一幕：菜不是公平地均分，最后五、六个碗中，几乎只有汤水，没有菜叶。在这几个\”贱民\”中，有的甚至窝头都只能拿到一个。
当天晚饭后，我就看得很清楚了。原来号内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特权社会。号头、副号头可称为奴隶主，下来是他们的打手，剩下就是准奴隶和可以被任意欺压、毫无权利可言的奴隶。奴隶中最惨的，既吃得少而稀，又要干清洁活，还要挨号头、副号头的打和骂，有时则被喝令互相打斗以取乐号头，活跃\”文明监室\”的气氛，最后临睡时，还要恭敬地为号头做按摩；号头睡着后，为他赶蚊子。此外，准奴隶和奴隶家中送来或汇来了钱，在拘留所里买了方便面、榨菜等，一律由号头代为\”保管\”，只有在苦苦哀告或刻意自我作贱博得号头一笑后，才能吃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我对此感到震惊：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竟能被人如此开涮，而这种开涮又是活生生地、零距离地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性格和我所服膺的理念决定了我不可能明哲保身，\”莫管他人瓦上霜\”。然而，在这一切已被视若当然的小天地中，一个被称作\”江老师\”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在坐板时可以做点什么。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傻坐着，不能说话，脸上不能有表情。我于是提出，让我来介绍一些百科知识，使大家有点收获，也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号头、副号头没有反对，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侃起来；我还特别提出，允许任何人随便提问，我尽力作答。在号头、打手们提问之后，我再三鼓励准奴隶、奴隶们提。终于，他们之中有人怯生生地开口了，提了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后来，又提一些生活上的事，要我出出主意。我耐心地、有礼貌地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过几天，我又提出请人在坐板时教大家唱歌，理由首先是我不会唱通俗歌曲，特别想学；其次号内的确有人唱得不错。号头说，歌声引来了警察怎么办？我说，把事情都推到我头上，我自有话回他们。这样，一位常受欺侮的贵州人就开始教唱\”把根留住\”、\”冬天里的一把火\”、\”涛声依旧\”等歌曲，大家都跟着学唱。由于西211室离警察值班室最远，我又让大家注意压低嗓音，因此也就未发生什么意外。
吃完晚饭到睡觉前，是号头和打手施展淫威的最好时段。我的办法是，主动和他们下棋或打牌，使他们分不出身，有时则和他们讨论案情，提供法律帮助，主要目的也是转移他们的兴奋点。我更重要的招法是，和他们一起展开对\”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大批判。号里的人，大多是\”收审\”或\”劳教\”的受害者，真正走司法程序被刑拘、逮捕的，都关在院里的东筒，即西城区看守所。号头被收审很长时间了，就是关着不放；副号头的事根本不够判刑，却面临劳教的惩处，他们肚里都有苦水，心中都窝着火。
我对他们说，收审和劳教都是侵犯人权的东西，应当尽早废除它们。他们听了，很是兴奋，但又担心实现不了。我于是和副号头打赌，说：10年内，如果收审和劳教被废除了，你在北京一家最好的饭店请我吃饭，否则就是我请你。他说，一言为定，就和你赌一把。当然，他心中更希望是他赌输了。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会时不时点他们一下：既然你们对\”政府\”侵犯人权很不满，是不是你们也应该尊重号里其他人的人权呢？后来，我还在晚上组织了几场联欢会和一场生日晚会，几乎每个人都出了节目，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当然，要使共产党的监号里文明到没有打骂现象，凭我一已之力是做不到的。但我的努力或多或少见了成效。那些奴隶们挨打次数少了，落到身上的拳头也没有以前重了，他们也不像先前那样总是目光呆滞、戚容满面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号头、副号头都挺尊重我，而我却反过来对他们很尊重时，他们的脸上会浮现感激和宽慰的笑容。而他们对我的友好，也使我乐极生悲–他们非要在临睡前给我做按摩，而亲密接触的结果是，我于7月11日带着一身疥疮走出了西城区拘留所。
2004年夏，我和副号头见面了。10年之内，收审被拱掉了，劳教却阴魂不散，垂而不死。副号头说，我还是要请你吃饭，但不会去王府饭店了，就在阜城门外找一家不错的，咱哥俩好好喝两盅，醉一回。我说：好！
2008年9月9日 动笔
2008年9月24日 完稿 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