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九大”召开仅剩最后一个月,本周结束的政治局会议公布了修改党章的议程,围绕“习近平思想”是否将写入党章的角力终于告一段落。不过,最后一个月造势的主战场虽然还在新媒体,主角却已转换,“小粉红”褪去,意识形态堡垒的高校教师终于被驱赶上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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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新规:在环球时报微博上获得”十万加”转发的文章可抵学术论文

这一动员令,来自全党重新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来自浙江大学公布的最新职称评定规则。按此新规,在环球时报微博上获得”十万加”转发的文章可抵学术论文,吉林大学也随后跟进效仿。显示一贯由中宣部主导的高校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已经不安于每年的国家重大课题导向,这些课题列表,在过去几年早已充斥各领域的习近平思想研究,而是经过一个夏季的酝酿后”撸起袖子加油干”,正在试图动员高校知识分子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报纸上撰写批判文章一般,在新媒体上展开新一轮的知识分子表演。

今年也是”反右”60周年,不见任何得到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私底下举行一些研讨会,回忆和挖掘当年的”洗澡”经历。”洗澡”是当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所提,害怕中国会出现1956年匈牙利的起义,在1980年代又因杨绛的同名小说而再次铭记在后人心中,洗澡也因而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结。但是,在过去五年,”洗澡治病”重新成为整风话语,对应着高校范围的一场政治清洗。

今年3到5月期间,中纪委巡视组第二次进驻高校。这次对14所重点高校做的”政治巡视”,是中纪委的第十二轮巡视,也是拿2013年的”九号文件”对比高校的执行情况,检查高校的意识形态纯洁度。当年那份九号文件可谓五年来一系列意识形态整肃的指导性文件,核心是所谓”七不讲”。校园空气也早已人人自危。

一方面,学校的意识形态审查全面进入课堂、图书馆和研究论文。最新围绕剑桥大学《中国季刊》的150余篇论文的下架纠纷只是一例。学术研究对研讨会已经加入许多限制,主题敏感者不行,邀访国际同仁也要提早半年到教育部申请,繁缛的经费审批更令主办者叫苦连天。而统编版的马克思主义系列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教材早已经在全国高校铺开,替代原先各校自选教材,特别是西方教材的翻译版。高校图书馆对涉及”西方”的各类参考书的借阅也都加强了限制,以致于前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声讨这一荒唐的做法,其影响甚至连”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制史”、宪法史的课程都难以顺利开展。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们早已被要求备案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教授护照上交由”组织”代管,课堂上也安插有信息员、旁听员,和密布的摄像头、拾音器一起监视课堂言论。 教师间甚至不敢私下多谈,流传着清华国关学院孙哲教授因为饭桌评论习近平而被解聘的消息。

更严重的,巡视组到来除了检查对照学校领导如何维护核心地位、如何落实”七不讲”,竟然还翻找教师的社交媒体言论。北师大古汉语专业副教授史杰鹏,即因微博言论而被纪委巡视组点名,惨遭解聘。类似的还有重庆师大副教授谭松,因研究”土改”问题而被解聘。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钳制已经从洗澡进化到了清除出校的清洗。

China Universität (picture-alliance/dpa/G. Junfeng/Imaginechina)

但实际上,清洗不仅发生在人文社科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发生着类似的清洗,后者似乎又牵涉到更为庞大的利益链条,甚至在以科学名义、以清洗手段掩盖高校官僚在科学竞争中的巨大私人利益。例如,今年上半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程曜教授被通知退休,与当局处理社科学院的秦晖教授相同。程曜教授是在2002年以”海外高层次人才”方式引进的台湾籍核物理专家,但是多年来感受到的却是清华官僚对学术程序和学术自由原则的种种干预,包括干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使团委干部对实验室设备进行破坏、对其私人通讯和生活进行窃听等等。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毕业于德国波鸿大学的程曜教授,秉持德国式的坚守和灵活,将实验转移到清华新竹校园继续进行,终于在量子测量和计算领域获得重大进展,观测到双光子、室温超流体现象等。就在最近观测、计算到暗物质,远比耸动的引力波更为重要的物理现象之际,被清华大学当局以不合规定的理由通知退休、中止实验。

而其背后,涉及到与中国巨大的研发野心的竞争。中国科技当局和学术官僚总是贪图大型核子加速器类的超大规模科研项目,上马量子卫星通信实验,也试图模仿美国LIGO,投入百亿人民币规模重复该项目,却对程曜利用数万美元的实验室仪器做出的惊人理论发现惊恐不已,担心这种真正的实验物理所代表的科技革命对官僚主导的科技体制的颠覆。后者,不仅涉及动辄百亿的投资和职位,也容留了类似韩春雨现象的大量造假。这些学术官僚,不仅无法接受真正的科研创新,即使对清华学生模仿前苏联时代的笑话再创作为清华校园笑话也无法容忍。

这或许才是中国那些科技部官僚们每日困扰的症结所在–他们向高校批复巨额科研经费,空有论文发表数字,却始终无法收获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中国科研体制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正在导向一个新的封闭和枯竭,如王小波在《2010》中描写的球墨铸铁时代。

对高校文科知识分子们来说,清洗的效果或许最为直接。他们获得政治局常委领导批示的最高荣耀还将继续,他们不仅要炮制各种内部报告,还要承担起在社交媒体撰写劝进粉饰文章而十万转发的”公共知识分子”重任。或许,就像王立军曾经获聘西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今日的新媒体红人周小平获聘大学教席然后引领中国大学校园风潮恐怕也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