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2017年10月3日讯）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局会采取大规模纪念活动。但“改革已死”近三十年，而“改革已死”提出也有十二年，以我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发表作为标志。我认为，“改革已死”提出后十二年内，国内政局思潮大概有四个走向。
一，催化了微博中革命立场的大规模形成，和对公知作用的怀疑和批判。微博与推特形成“政治反对”派，“光爆”党，带路党等等。虽然限于口炮。左翼也有“改革已死，革命当立”思潮，而海外民运告别改良之后这几年来也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对公知作用的批判，一个原因对改革的希望陷于绝望，另外一个原因靠微博微信获得一定程度自媒体话语权的，对旧公知进行“彼取而代之”的驱赶。后者同样发酵革命立场思潮。从告别改良走向革命的，无不共享“改革已死”这一逻辑前提。
二，催化了中共当局“超越左右”。德国法西斯是超越左右的，“超越改良与革命”，因为是作为抵消革命的“革命”。中国梦的提出与王岐山提倡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可以知道，当下当局所努力控制的，并不是改良的进程，而是控制避免革命爆发。五毛教程就是要温和改良，公知贩卖虚假希望就是假装有改革不要革命。有观察者认为，自从2006年改革已死提出，当局已经再也不敢大张旗鼓得谈“改革”，似乎默认“改革是个脏词”这一局面。其后的维稳意识形态，都是左右互搏演戏术，又打左右，又团结左右，像变脸一样。薄熙来在重庆的变法，就有告别改革，同时超越改革避开抵制革命，例如在重庆搞民生，攫取革命，例如在重庆唱红打黑。之后是粉红色的薄路线再现。这一些可以阐释为中共当局的路线，也是走在默认“改革已死”的基础上的。
三，迫使改革派改头换面。改革已死直接回到八九开枪，血淋淋的事实，敌我之分，则规定了政改注定路径锁死。改革派因此只能通过否定革命的可能性，来论证改良的可能性，既然不能革命，那就只能改良，只能碎步前进吧，只能寄托希望吧，只能进行改革考古吧。也就是说八九之后的改革仅仅是一个制造改革希望的工程，包括经济改革。也就是说习的“中国梦”从八九后就开始了，习方案植根于八九六四，而不是文革终结改革开始。此时，改革派被迫承认“改革已死”，而且改革老人例如杜润生的纷纷去世，也迫使他们哀哭“改革已死”，还有就是《炎黄春秋》的狸猫换太子。但对于他们来说，“改革已死”下一步怎么办，就来一场真正的改革，实打实的改革。就像一场求雨活动一样，明明大旱没雨，只能设坛作法，贩卖虚假希望。“改革已死”，真正的改革万岁，此时他们就像神棍，没有前后一致的逻辑，就是靠意志的幻象，和身份的高低，既得利益的多少，进行类似传销的活动。这就是改革派在“改革已死”之后的改头换面。
四，“改革已死”暴露了改革开放造成的民国的国体危机问题。
前改革的中共是没有合法性的，而到了改革，有了利益分赃，中共的合法性反而不成为问题。老民运李海在八九后全国串联，92年之前活动社会普通人支持，而92年之后李海就被当做瘟疫了。香港人在97年以中国人（民国）自任，倒是回归后，在经济发展中，有了港独否定中国人身份的运动。台湾人的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也和改革开放中共容纳台湾人有关。后二者是容纳进来之后的排斥。改革开放是中共合法性暧昧消失的过程，然而这个改革开放过程，又会产生排斥力，吸纳与排斥，内在于改革开放的排斥，在默认中共统治合法性之后的被排斥，例如台湾人宣称大陆是老大，如何统一台湾云云。被排斥的怨恨，与吸纳有关，是合法性默认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共改革开放，是民国国体危机百年来最深重的时期。
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正是人权话语，权利话语，好像共党体制能有人权一样，帮助共党取得更大的合法性。这种海洛因幻觉是以身体被毒品摧残为前提的，所得到的不过是死亡。
以现代法治价值来看，访民肯定属于臣民，不属于公民。虽然维权运动中访民维权的访民，在公共身份塑造的时候，以公民自任。这里显示为臣民向公民过渡，臣民行径与公民身份的两层皮。访民维权居然成为公民维权的主流模式和焦点。好几年前，作为自由派党媒的《南方周末》试图收购美国《华盛顿邮报》下面的《新闻周刊》，《新闻周刊》勃然大怒，你是中共党媒，居然来。《南方周末》说，我是非常自由化的媒体呀。最后被踢了出门。猴子再穿上西装沐猴而冠变人的过程，类人猴阶段，也会产生自信，“类人猴”的三个自信。我接触过不少八九一代过来人，当八九之后经济高速发展，他们试图演绎出一种独特的道路。我把它叫做怪胎模式。
类人猴到底是人还是猴子，肯定是猴子，可是以“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披在身上的时候，时间很长，猴子蜕变为人的模式，它也要推荐为人的生存模式，为人类文明做贡献。它排斥人的生存模式，一旦以人的生存模式为标准，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它原来是猴子，有个红红的党印记屁股和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