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毛勇士余志坚（网络图片）
能在有生之年蒙眷，与余志坚先生结识，是我一大幸事。象他这样的人，一生背负着那个标志性的印记，除了亲人之外，很少有人将其当作一位活生生的人，而是作为当众毁坏毛泽东不可冒犯形象的标志来对待。那不可侵犯性，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盲目地崇拜，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恐惧，还有大多数人则是因无人戳穿皇帝新衣而随波逐流。
人们提起余志坚，仿佛不是在提起一个人，而是在提起一个历史坐标。无论他是活着还是死去，那个历史坐标都永远刻在时空之中，不可抹去，甚至与他本人的生死皆无甚相干。
你挽起时光，
在那一刻停滞，
把自己阖入史册。
长空里的异国，
是否有
声声不息的子规飞过，
莫要搅扰起
万里乡愁。
吾欲长眠，吾欲长眠。
群山醒来的时候，阳光从车窗外跃入，那些无忧无虑、生气勃勃的远行历历在目。我还不到30岁，辞别贵阳的朋友们虽多少教人不舍，但奔驰的车轮早将人心的带到了盼望中的长沙、浏阳。在贵阳时，我曾经给余志坚的夫人打过电话，她语调欢畅轻柔，听我报上家门甚至有惊喜之色：“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余志坚身材挺拔高挑健壮，扎个小辫，堂紫色面皮上挂着些许玩世不恭，丝毫没有长期坐牢的人身上惯常的“倒霉味儿”，颇象个未及弱冠，无所顾虑的叛逆子弟。从外表无人看得出他是个在牢笼里被关了十几年的假释政治犯。然有一股难以言表的深邃与沉痛，时不时自活力依旧的眼底低垂，想要背叛脸上的轻快与无所顾虑，潜入心脏深处，甚至透过脚步潜入到大地之中。那张有时泛起对世间一切皆不那么恭敬的脸上，时时会沉下一片忠恕之色。他们夫妇二人住在浏阳城乡结合部一带，把我接到家门楼下，只见他一边将一块木匾收起来，一边无可奈何地对我摇头苦笑：“我最恨这一套东西，给小小年纪的孩子们洗脑，但是总得想个什么办法？所以要靠这个骗人混口饭吃。”他把那木匾收得很紧，不愿让我看见匾上的字，而我还是瞟见了什么“英才教育”一类的字样。他们夫妇平日的活路，是带几个小学生做作业，给他们补习功课。孩子们放学之后便会到他家来，在他那里吃晚饭，然后上自习，凡小学教育所涉及的一应科目，二人全包。
“这不是很好吗？和孩子们打交道比和大人打交道不是强多了？”
他打开家门，客厅布置成一个教室模样，学生书桌和黑板俱全，旁边还堆着几套闲置的桌椅。全都布置起来的话，大可容纳十几个孩子。只见他略带颓丧地把那木匾靠墙扣起来，不让有字一面朝外。“我觉得自己在犯罪，帮着共产党给小孩洗脑。”
“是呀！是呀！”他夫人在一旁附和道。“不看教材还好，越看越生气。”这管伙的小小自习教室，刚开始时似乎人还不少，收入够夫妇二人谋生糊口。但他自称头疼，夫妻二人交换了个眼神，好象相互之间对对方都既满意又无奈：“后来我也不想管了，只有教点英语我觉得还有些意义，我老婆英语比我好，所有干脆都扔给她罢。”因为不甚用心，越是用心越是对孩子们充满负罪感，夫妇二人都觉得让小小年纪的孩子们围着考分转，既不忍更不甘。所以孩子们上他们这里来补习，成绩提高得并不十分明显，家长们自然也就纷纷退出。我到访的时候，他的“XXXX英才教育”只剩下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来得也不勤，看起来不久也要打退堂鼓了。
而他好象对自己步步衰败的生计毫无顾虑忧患，要是哪天一个孩子都不来了，那正好落个轻松，不去当那洗脑教育的帮凶。
二人把自己简朴的陋室一一介绍给我，引我进入其中一间空置的房间，几乎异口同声对我说：“这里就归你了，想住多久都可以！”那屋里除了两张高低床几乎再无一物，虽然我并未开口，然他早知道我到浏阳来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他们家，而是他刚刚出狱的同案喻东岳。“有时候我会接阿东过来住几天，到时候就让他和你住一起。”阿东就是喻东岳，平时住在妹妹家，离得并不远，有时候则回他乡下父母家去小住。这位精神失常的诗人，平日里唯一的事就是呆坐一旁，零食、水果、茶水等物，需要送到面前他才会伸手，所有人都可以指挥他，无论是谁的指挥他都毫无异议地顺从。抽烟是他唯一的享受，在烟头咝咝燃烧的愁绪中，他脸上会舒展出些许的平静与释然。他很少与人对视，亦不左顾右盼，不知心中想着什么。在一些极少的时刻，他会想起烟来，便掏出来递给我一根。只有在那时，我们的眼神才有交错的机会。那一瞬间我得以看见他眼中深藏的谦逊与友善，在那仿佛被他自己都已遗忘的情绪中，甚至带了一丝男孩式的腼腆，很有礼貌地双手递上火来为我点上。我记得那瞬间里的眼神，仿佛是在询问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却又因为自己无法理解而欲言又止。我不知他是否会拿这些问题来问自己，在那瞬间的相互注目中，他似乎在告诉我：有冥冥的声音在他耳畔偶然响起，想唤起些什么记忆。他很想关心我究竟归落何方？
那一次我在余家住了好几天，他在看守所里被关了一个月，刚刚被“取保候审”回家，他家的亲戚埋怨他夫人，说是她“没把余志坚管好”，差一点又把余志坚“断送”进去。再次被逮进去的原因，是参加声援高智晟律师的“接力绝食运动”。湖南的政治警察们，将他视为“反动分子”们的精神领袖，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冲着他“蛋污毛像”案首犯的身份，不远千里前来拜访，如我便是一例。在全国各地，类似者远不在少数，对他的监控可想而知。随着互联网普及，维权活动被曝光率越来越多，维权界渐渐热闹起来，他本人亦随着这种热闹场面渐渐浮到水面。长沙和湖南其它地方很多人通过互联网知道本省还有这样一位曾作出惊世之举者的存在，只要他自己不消沉，便一定会出现在维权运动的风口浪尖，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
亲戚们有亲戚们的逻辑，他们夫妇亦自有其逻辑。当他被警察袭扰甚至被抓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懒得”和那些人多说些什么，因为和他们根本就说不通，而夫人则能把那些人说得哑口无言，连警察都向余志坚抱怨：“余志坚，你老婆比你厉害多了！”毫无疑问，这是才对他和家庭最大的保护，因为警察看见家属没有被吓倒，就无法拿家属作为要挟的对象。这种情形下，越是低头，越发难以招架。专制政权不会因为受迫害对象的屈服而有所收敛，他们只会变本加厉。用我的老友陈西先生的话来说：“他们希望你象狗一样，但如果你真变成了一条狗，他们就象对待一条狗一样来对待你。”
那些共度的时光充满了美好，来客并不止我一人，从湖南各地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有的当天便走，有的象我一样留宿在他家。看似漫不经心的主人，实则时时在关照着来客，每日的安排都非常用心，脸上却仍旧是一副并不上心的模样。只有仔细反复地体味，才会察觉他在你身上所煞费的苦心。他平日举手投足有游戏人间之色，那些轻快有时教人觉得系与生俱来的无所畏惧，有时又似乎有努力节制着心中悲凉，强颜欢笑之嫌。因为他所有的轻蔑及玩世之色，都仅限于对人间的苦难、荒谬与虚荣。他的补习班眼见难以为继，仍自顾靠在摇椅上悠哉悠哉。我觉得这和警察应当不无关系，“反动分子”的风声迟早会传到家长们耳中，对他的业务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他表示同意，但对此毫无办法，我便建议他说：你倒不妨写几篇稿试试，你的稿件一定会大受编辑们欢迎。他闻言在摇椅上哈哈笑了起来：“这样一来，我也成个作家了！能挣点稿费不说，还可以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在搞写作。’”他带着一股美滋滋的轻蔑，想象起那些场景来。“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写些啥？”我建议他可以先写点回顾什么的，一定会大受欢迎。他笑得更加畅快而放肆：“真是不错！不过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人了？”我们一道放声大笑，难以消解的悲痛随着笑声在天花板上激荡。我能触摸到那痛楚中有心杀贼的家国之恨；还有经历暗无天日的身世浮沉之后，兄弟、手足的恩义；以及不知对何物的难舍眷恋，是童真、彼岸还是现世无法了断的情愫？虽然我明明白白地听见，却恍若隔世，难以触及。
那些前来拜访的人，不乏雄心勃勃之辈，湖南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发动机。各种政治派别里均有其显要角色，有一些堪称是决定性的。譬如曾国藩、左宗棠、蔡锷乃至毛泽东。从湖南走出的各色政坛名人，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远非其它省份可以比拟，因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一股蠢蠢欲动，不愿安分守己的风气在弥散，他们不满现状想要改变。这里地理上位于“王土”与“蛮夷之地”的交界之所，这里的人们还未被中原的流民文化和江淮的多礼套数的人情是非所彻底侵染，简单执拗的蛮荒精神尚存；而在中原与江淮业已消失殆尽的士大夫心怀天下之情结，却仍未从这里消失。在当今中国，湖南人同样大批活跃于政治反对运动中，有的留在故乡，有的象当年湘军一样远走四方，号称“三湘儿女遍天下”。他们无论数量还是执着精神比其它省份要厚重得多，互联网的普及他们大量的发挥机会，也同时挖掘出了大量被岁月掩埋，数量难以想象的政治受害者。
每言及此，余志坚总是戏称：“你在这呆久了，就会慢慢发现，他们（湖南人）一是爱吹牛，二是爱造反。”惯有的轻蔑之色在他脸上重新浮现，“他们老喜欢谈论民主化以后该怎么办？却不喜欢多想想现在可以做点什么？”那些雄心勃勃之辈们往往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要去和专制当局“斗智斗勇”，他似乎对“斗智斗勇”一词十分之不感冒。“跟共产党，是斗智也斗不过它，斗勇那就更斗不过它。我这人一听到‘斗’字就头疼，每次我跟我老婆斗，最后都输得很惨。”旋又飞速收起嬉皮士形象正色道：“有什么事我们认为是光明正大的，那就去做好了，千万不要受它那一套斗争哲学的影响。”他更钟爱从互联网上兴起的年轻一代，这些人受斗争哲学影响较小，乘着时代浪潮走在前列。他们在这不公的世道里奔走呼告，热衷于简单而具体的公平、正义，而鲜受毛泽东式政治权谋所影响。在当时已渐渐有取代上两代（民主墙一代和89一代）政治异见者，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坚力量之势。这些人的思维和行为，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看起来非常对余志坚的胃口。他自己亦在这股“维权运动”中，被推上浪尖，二十多年前辞别故乡上北京时，那求仁的热情，正在他心中重新燃烧。
又过了一年，我再去拜访，他们夫妇还是一副乐天知足，无甚忧虑的老样子。照例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络绎不绝，令人庆幸这一年来在他身上并未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迫害。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你看阿东这个样子，你觉得他还能好得起来吗？”我心头暗自一紧，不知该如何作答。他又喃喃自语：“不知在美国会不会有办法……”我不是医生，在医学方面甚至称得上狗屁不通，但美国医学发达，如果能得到治疗的机会，也许真有一线可能也未可知。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他正在面临着抉择，以为不过是若有所思地一问而已。待后来回到故乡，某日政治警察忽然找上我门来，劈头便问我喻东岳是否是我放跑的。我一头雾水，当时连我都不知道这消息，旋即反应过来，心头好生一番不安。逃亡者的队伍中究竟都有谁？他们是否平安越境？先前警察找我，有什么事往往先要绕一番圈子，如今他们开门见山，莫非逃亡者已经落到了他们手上？过几日才长松了一口气，原来余志坚夫妇二人，带着喻东岳和妹妹，从云南偷越国境逃亡到泰国去了。逃亡的路线几乎和我家擦肩而过，我甚至想象着他们路过我故乡时，明知我就在身边而不能前来相见的惆怅。他们在泰国的难民中转站里等待了一年多，那里有来自全世界的各色难民在等待接收国的许可，所幸他们获得美国政府接受。他们的孩子也降生在难民营中，那一天他异常兴奋，主动在网上找到我，兴奋地告诉我：“小戎，我和我老婆生了个儿子！这一年多的难民监狱也没白呆。”
听起来，他很感谢“难民监狱”，感谢泰国这片土地上的佛门灵气。他是位基督教的慕道友，对传统的儒家教条和遍布中国的佛道偶像崇拜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尽管在他身上明显刻有儒家谦恭内敛的印记，在世事浮沉中他似乎想要追寻一种倔傲，无奈仁义谦逊之本却在随着时间日复一日侵蚀着他心中的不恭。那不恭与游戏人间的心态也许正是支撑他度过漫漫刑期的精神动力。想要拼命摆脱儒家教条束缚的人，往往就是受这些教条影响最深之辈。而那些张口国学闭口传统之流，却恰恰是最缺乏温良恭俭让、最不讲仁义礼智信之徒。余志坚，他根本就当不了一个狂狷之徒，更不可能游戏人间。他痛恨偶像崇拜却又敬畏之，觉得那些寺院、庙宇里有超出自己灵性范畴的神秘事物存在，丝毫不敢冒犯之，他真正厌恶的是世人对那些偶像的烧香跪拜。有一天他带我去大围山游览，路过一座新修的寺庙，这种时候他一般只进寺门，参观建筑花草，不进大殿。寺中人烟清净，新落成的释迦摩尼像庄严慈悲，不落俗套，引得他情不自禁迈进大殿，在释像前流连许久。
“我忽然间很感动，就进来了。”也许忽然想起释迦摩尼在与自己同样的年纪离开家门，抛却身后的亲情要去作无尽找寻。
我多么希望他能留下，和他所钟爱的年轻一代们，去做那些光明正大的事。圆自己求仁热情的同时，也将这热情和荣光留在故土之上。他曾多次对我提起当年在看守所里，听见六月四日凌晨时分枪声响起之时，感到此生将尽，再无它求时的茫然。那时我坚信他会留下并与我们并肩追寻下去，象一位侥幸躲过死劫的沙场老兵。但他毕竟辞别了，兄弟之义胜过了求仁之情，来不及做最后的诀别他便离开了我们。
当故土还在搅动着滚滚红尘，
你的魂魄却在异国落地。
我不再盼望你的归来，
我还要寻找该向何处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