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充满变数，直到会议预定召开之前的两周，代表还在不断撤换之中，不仅证明自2009年开始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绵延至今，还反应了斗争的激烈程度。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于10月8日发表的文章《习近平这五年：改革与反改革的生死较量》，明确承认：这五年是“习近平的‘生死博弈’——不仅是政治命运的放手一搏，甚至是人身安全的生死之战”，承认郭文贵爆料是反习王联盟的棋子。
习近平的执政难题：官员因反腐而官心背离
这篇文章谈了几个要点：
一是反腐极大地触动了江胡以来奠定的利益格局：“中共十八大之后官方已经通告查处与宣判的省部级（含副省部级）以上官员235人。……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比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每个被抓的高官背后至少与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捆绑；每个被抓高官利益链条上还有难以统计的更低层官员被一同处理，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窝案。”
二是这场生死博弈不仅事关习近平及其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王岐山的政治命运，还与其人身安全相关。该文称：“中国过去五年的改革主轴是清理整顿——用专政手腕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习近平用全面整党，全面反腐，全面调整来回应中共党内的各类乱局。 用他本人在2017年7月26日一次面向党内高级官员的讲话总结就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而在解决这些‘难题’与办成这些‘大事’的背后，是生死之战”。因此，“对于习近平与王岐山，实际情况是，因为一个主导反腐，一个操刀反腐，以至于中共的安保部门不得不针对他们二人采取超然的安保措施”——原文中的“超然”，应该是“超常规格”之意。
中共内部宣传一向对高层权力斗争加以掩盖，在大外宣媒体中如此敞开来谈，估计是有不得不谈的苦衷。因为用中共的话来说，郭文贵以美国为基地的爆料活动，不仅将中国政府绑上了颜面尽失的战车，更是中共十九大暗流汹涌的反应。郭文贵本人从未隐瞒过他的背后站着不止一位“老领导”，他是代替“老领导”们提出“清君侧”的要求。多维这篇文章也承认，习近平与执行反腐风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的奶酪，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也在意料之中，“外逃富商郭文贵通过社交平台的‘保命、保钱、报仇’之战就很好地说明中国反腐和改革的利益博弈状态”。
“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的共同诉求：改变
在郭文贵爆料引发的网络革命，形式上象推特文革，但由于诉求远比文革复杂（多了一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诉求），我将其命名为“郭氏推特革命”，无论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还是社会心理学，这一事件都极具研究价值。
这场“郭氏推特革命”参与者具有明显的特征：
在反对习近平、王岐山联盟这一点上，官员、反专制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这三种利益与目标完全不同的群体暂时合流。官员（包括与官员有紧密利益关系的商人）因2013年以来习王联盟的强力反腐，落入郭文贵说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实判死刑者极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肃，从而斩断习的得力臂膀；部分反专制的知识分子期待郭的爆料会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动摇中共统治。一些民运人士盼望在中共倒台之后自己取而代之；国内的底层失业青年则希望借郭之力“翻身”。这些人在郭的爆料中看到了“希望”。更为戏剧性的是，江泽民、曾庆红等“老领导”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们冀盼“老领导”幕后发力，郭文贵前台领导他们公开活动，让十九大成为习近平的恶梦。
一位借国安势力发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国、本身也劣迹斑斑的商人，竟然成为几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冲突的群体共奉的“领袖”，这一诡异现象表明：由于习近平对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变过于峻急、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所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对言论空间的严重打压，所有阶层都对习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败）严重不满。在极端压抑之下，任何一点空间，都可能成为各种反对者的集结之地。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变心切，不少参与者各怀目的，甚至不计较郭文贵的动机其实与他们的动机完全不合。郭文贵多次声明，他爆料的初始动机是“保钱、保命、报仇”，这一点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讲话中经常会出现赞美中共及现任领导人的说法，比如“中共养活了14亿人”、“习近平是千年一遇的明君”等等，“郭七条”也明确了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体制，所有这些，都被支持者有意当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势一方的郭文贵及其“老领导”，包括放纵子弟掠夺公共财产的江、曾，一概被看作是“正义的力量”，自2017年6月1日以后，这种态度更明显。6月4日那天郭文贵通过其推号@KwokMiles的推文是：“过去的三周，让我觉得最兴奋最幸福的就是让我认识了中国政府新的年轻领导。他们有国际化的思维，他们也有着非常冷静的政治智慧。而且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仅仅是抓抓抓，而是尝试沟通和把问题变成更加的积极有希望。这也是郭七条的未来和文贵内心所要追求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有一股年轻的巨大的正能量！” ——这种现象被网友讽刺为：“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革命领袖，现在郭文贵出现了，大有成为革命领袖的架势；而郭文贵却反复说，希望习近平做这次革命的领袖。” 郭文贵爆料目标的高度波动性，更是被选择性地解读，比如他7月29日发出推文，号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贵，人民必胜正义必胜，打倒共产党”，引来一些民运人士欢呼支持，结果两天之后，他又发推声称：“我还没有说过打倒共产党．目前这一条还不在郭七条 范围之内！我不希望误导尊敬的推友们！”即使是这种明显的出尔反尔，也会得到痴迷“郭粉”一致点赞叫好。郭文贵本人在8月26日公开发布《全面彻底解决盘古及郭文贵事件申请报告》，以极谦卑的姿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只要能够让他保命保财，“一定以身相报，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习主席的核心理念，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 比较有趣的是，这封求饶的降书，硬被郭的铁杆追随者说成是“战书”，是策略。
这一奇诡无比的现象表明，郭文贵本人无论是什么态度与结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网络革命党的存在与毫不掩饰的暴力倾向，他们需要一位革命领袖，郭文贵的出现被他们看作最好的“革命时机”。了解他们缘何形成，在中国未来的局势变化中将起何种作用，对判断中国未来革命的范式很有帮助。这需要另文分析，不是本文分析重点。
“郭氏推特革命”揭示：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无存
上述三大群体在这次“推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暂时的，不仅仅因为郭本人的真实目标、所爆之料难以证实以及策略失当──郭及其支持者四处树敌：凡反对郭的人都被他们说成是“特务”，曾经的支持者一言不合也是“特务”，都面临“郭粉”极其肮脏下流的辱骂——还因为这三类支持者求乱的程度以及对乱后秩序恢复的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
中共官员当然希望王岐山失势，让习陷入反腐无力的状态，从而得以恢复江胡时期那种“猫鼠一家亲”的“美好时光”；知识阶层希望舆论环境宽松一点，由于对习近平近五年来的严厉言论管制严重不满，便开始怀念胡赵时代的相对“自由” 和江胡时期的“宽松”，但他们未必真希望腐败再度横行，也不见得期盼“新造反派”夺权当政；社会底层人士对中共政权、官僚阶层、富人充满了仇恨，少数人甚至将仇恨对象扩展至所有体制内人士，指向低阶公务员、教师及研究人员、医护人员等一切相对成功的人士，前两类人正好是他们将来的革命对象。这类“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们与海外民运人士的目标接近，即希望中共垮台，取而代之，但这样的目标与官员群体反习、王的目标显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三大支持者群体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情绪宣泄，可以在互联网虚拟空间里暂时合流，成为一股“网上革命热潮”，但注定难以转化成为现实中的反抗活动。
这次“郭氏推特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幅极为讽刺的画面：官员群体、商人阶层、知识阶层、社会底层都与执政集团离心离德。习近平可能不得不思考：他一心想要维持的中共政权，其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统治集团，维持政权稳定的唯一法宝就是暴力，这种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注定没有前途。习近平如果要重构社会基础，寻找政治支持，究竟应该向上还是向下？一个已经失去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政权，寻找政治支持的方式只能是购买，向上购买的途径就是恢复江胡时期的精英集团利益共享机制；向下购买，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发展瓶颈，中共政权恐怕无此财力。
（笔者今后将讨论腐败黑数、专制国家为何会有常规性反腐及运动式反腐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