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我觉得不必再为那位总支书记跟我讲的话保守秘密了，如今他已去世，也不会再给他造成什么影响了。我就对他们说：“我早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了。我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到底是个什么结论自己都不清楚。要是还不让我看，就不必为我落实政策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不得不拿出我1957年的结论来，上面写着：“根据本人的反党言行，交群众批判，不戴右派帽子。‘我震惊极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了二十多年右派，竟然根本没划我右派！天哪，这是怎么搞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顿时晕了过去。
在我稍微清醒过来时，只听得耳边有人说：“你的情况已报上级作专案处理。不让你看结论，是总支集体研究的，怕你接受不了，还怕你要追究个人责任。‘
《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明镜出版社）
他们怕追究个人责任，就这样掩盖事实真相，天理何在？！
后来，总支书记对我说：“你不要对我们有怨气，现总支是来帮你解决历史问题的，不是来整你的。‘这话也有道理，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又经过了多次运动，早已物是人非。许多当事人都不见踪影，不知下落了，现在来给我们落实政策的是一拨新人。
事后听说，为了我这个案子，学校派人到某市档案馆查找右派名册。在所有右派名单、包括我校的右派名单中，根本没有我的名字。这才最后确认了我‘未划右派’的结论。
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说，既然不是右派，是不是要补发你二十多年的工资？这个问题要研究。后来他告诉我说：“你的材料已报上去，可中央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文件，不能补发。‘最后给了我二百元的’困难补助‘。
我们永远是无奈的，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知识分子。
结论虽然搞清楚了，可有什么用呢？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非但不能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连应该补发的工资也拿不到。
没把我划为右派，却把我当右派处理，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个人出的差错，查得清吗？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已经事过境迁，没有人出来说话，没有人承担责任，我怎么去查？
关于工资问题，中央只有一个‘55号文件’，谈的是改正右派的工资问题，当然不会涉及我这样没划右派的‘右派分子’，这是例外，是个案。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甚至觉得还不如原来划成了右派，那样至少恢复原级别原工资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来管我这‘个案’呢？
二十多年的折磨，早已弄得我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好不容易熬到改正，都已年过半百了。再说，我们还想在自己的专业上再做些工作，留给我们的日子不是很多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为过去的事伤脑筋了。
我想，我能活到今天，能争取到改正就不容易了。过去以为自己这辈子就那么交代了，想不到还有改正的一天。既然如此，也就知足吧。
再想想，我们的国家主席少奇同志，他的贡献那么大，可罪名那么多，死得那么惨，自己这点事算得了什么！遇事想不通、气不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老人家来……
以后的许多事实说明，右派尽管改正了，但在某些人眼里，这些人还是有问题的、低人一等的‘改正右派’，跟那些平反了的‘走资派’不一样。我虽然已被证明根本没划右派，但照样与‘改正右派’被同等看待。
我不愿在原单位再呆下去了，要求调动工作，可他们又不放，觉得我还是个人材。最后我跑到院长家里，向他陈述我的情况，请求允许我换个环境。
后来，我来到北京某科学研究院工作。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但右派的阴影似乎始终没有离开自己。1985年选派第一批讲师团成员时，有我的名字。领导对我说：“相信你们这些五十年代的人。‘我告诉他，我的胃切除了大半个，身体恐怕顶不住。结果，没让我去。评定职称时，这位领导说：”职称给年轻人更能发挥作用。’又嫌我老了，不中用了。后来听说，甚至有这样的话：“把他列入编外，想走就走。‘真叫人寒心。
历史的误会使我损失了太多的时间，如今年纪大了，但我还想多干工作。我要通过拼命地工作来证明我还活着，我还有用。我还绝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
但是，经过反右以来的政治挫折，接受了某些教训，我变成了一个畸形的人：除了本身业务，别的事不愿过问。平日也不愿讲话，即使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也不敢说；在某些场合一定得发表意见时，总是深思再三。总之，当年的锐气全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