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了的二十世纪是充满光明和进步、希望和发展的世纪，是人类文明和智慧达到顶峰的时期，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为人类造福的年代。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二十世纪也是人类遭受灾难深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千百年来创造和积存下来的物质财富被彻底摧毁，科学技术被应用到了大规模的杀人武器上，千千万万生灵被战火吞噬，人类美好的图画被恐怖血腥场面所代替。人类被人类自己消灭，人类不仅消灭了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且还消灭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道德和精神。
而制造这一场场空前浩劫和灾难的人却不是别人，正是人们顶礼膜拜过的人类屠夫，战争瘟神、超级魔王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曾疯狂一时，在全世界卷起了千层恶浪，把人类陷入地狱之中。在这些恶魔中尤其是毛泽东更是集法西斯和封建家长式专制帝王特权于一身，在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残暴统治之后，又挥起屠刀，亲自率领、指挥、组织、发动了对自己同胞的灭绝人性的斗争和杀戮。
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更确切的应该称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只不过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鼻祖、翘楚，他不得不盗用马克思的名义干着斯大林的勾当。如果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与他夫人江青“红都女皇”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男不男、女不女的“六不像”暴君了，因为“六不像”，所以在专制和残暴方面比起中国千百年来的帝王将相们，比起他的外国主子希特勒和斯大林方面更胜出一筹。
一、封建与军国主义孕育下的“怪胎”“怪种”
毛泽东出生于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晚清时期，1893年12月26日他降临人间，距今已有116年历史（笔者开始写此文时为2009年9月7日）。当时的中国正是清朝统治末期，也是数千年封建皇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走向腐朽没落的时期。此时的统治者就是一个叫那拉氏的女人——慈禧，她是中国最顽固、最反动、最卖国的女人，有人曾称她为“女妖”和“祸水”，但在当时人们不得不尊崇她为“老佛爷”、“老祖宗”。后世历史家多称其为“无知而跋扈”女人，但是这个专制体制下的政治动物，虽无知却精明，虽不懂治国却精通治民之道。
慈禧的一生曾经历了四个皇帝四个朝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她两次决定皇室，两次发动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在她“垂帘听政”48年期间，她将王公大臣，几个皇帝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以说她是个权欲薰心“视权如命”的专权者。她作为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想安邦兴国，但是在私权与国家利益关系上，她选择的是个人的权利。只要能坐稳统治者宝座，只要手中掌握大权，她就可以不顾国家的兴亡和安危，不顾黎民百姓的生死和存活，她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一切。
在她“垂帘听政”期间，曾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及维新变法运动。曾杀害戊戌六君子、追杀康梁、囚禁光绪，将光绪爱妃推入井内。在咸丰帝死后，将咸丰宠爱丽妃削去手足，打入冷宫死牢。她也是第一个下令把中国记者庭杖至死的刽子手。当清朝处于内忧外患、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之际，她仍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即中海、南海、北海）。她死要面子，几乎每隔十年寿庆，都是处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外国强盗磨刀霍霍大举入侵的时期，但她不顾这些，依然举行着劳民丧财的大寿庆典。
她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过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76年的《烟台条约》；1885年的《中法新约》。尤其是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曾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津，签订的《辛丑条约》，仅赔款本息就高达9亿8千万两白银。大半个中国几乎在她的手里丧失殆尽，大清帝国的民脂民膏被她刮空被她耗费，并且源源不断地流到帝国主义的腰包，但她并不珍惜这人民的血汗，关心的是她的一件寿礼服有没有要回来。
慈禧本人更是过着骄奢极侈淫逸生活，为侍候她一个人，身边的太监和宫女多达3000人以上，为她专设的御膳房厨师有100多人，午餐和晚餐山珍海味鸡鸭鱼肉都在100碗以上。
就在毛泽东出生后第二年，即1894年正是那拉氏六十大寿，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甲午战争”爆发时刻。于是，毛泽东这个怪胎融慈禧对自己同胞的凶残、阴险，又混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残暴奴役本性于一身，开始在东方土地上兴妖作怪为非作恶肆虐了将近一个世纪。
1894年甲午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60大寿，此时的清朝已经国力衰微内忧外患，而东邻日本却国力日盛，它出兵朝鲜，觊觎中华；日本海陆两军积极备战，举国一致要与清廷决一死战。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理应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但她却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把六十大寿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办。
就在为慈禧寿庆忙碌时刻，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正当日本铁蹄入侵，前线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之际，慈禧的庆典依然在大操大办大肆挥霍。朝廷一些主战派大臣联名上奏要求停止祝寿，把祝寿费用移充军费，加紧战备。慈禧怒不可遏，她想起二十年前在欢庆四十大寿时曾被东洋鼙鼓搅黄：那一次皇帝病死，日本入侵台湾，虽然入侵未成，但是为了息事宁人，战胜国清朝不仅陪给日本五十万两银子，还把硫球群岛割让给了日本。她又想起十年前五十大寿时，又给法国鬼子闹得无精打彩。那次法国侵略者偷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虽然后来仗打赢了，但是却丢了越南，云南和广西成了法国人势力范围。为了让洋大人满意，还把作战勇敢的黑旗军给解散了。
如今费了十年心机修筑了颐和园，指望把六十大寿办得风光一番体面些，想不到“半路上杀出程咬金”，小日本又再度来犯，中日甲午战争迫在眉睫。主战派大臣联名上书，要求停办寿庆工程，把精力投入到抵御外敌之上，但是慈禧却咬牙切齿对这班大臣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你们不给我面子，把朕六十寿庆搞糟，我也让你们这辈子没好日子过！后来凡是向她提过意见的人都被她一一收拾掉了。
其实光绪皇帝和清廷早就给足了她许多面子，且不说为筹备这场六十大寿而粉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的道具服饰，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的餐饮具，以及为了显示“圣寿”隆重豪华，准备从西华门到颐和园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景点工程，就是那座为老佛爷修建的颐和园工程，那是耗了数千万两白银，挪用了准备建造海军军舰费用，动用数万人工堆成万寿山开凿昆明湖的，才建成如此规模的皇家苑园——颐和园的。
此时的清廷国库已空，除了挪用、拼凑与搜刮国内之外，不得不向国外银行借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白银，十年后还本，连本带利就得还一千四百二十万两。
十月初十这一天，正是日军攻占辽东半岛的大连，在这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急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第二年的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式签订。这一次清廷损失惨重，赔款两个亿，还丢了朝鲜、澎湖和台湾，而东北总算花了三千万两银子赎了回来。
日本侵略者正是看中了腐朽的慈禧把自己的生日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这个致命弱点，寻隙发动战争的。
又过了十年，当慈禧举行七十大寿时，日俄两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竟在中国土地上打响，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的东北基本上是丢失了。
慈禧为了表白自己，解脱自己，不得不向大臣们和百姓们自圆其说地解释一番：“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想不到为了一个年迈迂腐老妪的面子，不仅把黎民百姓折腾得够呛，而且几乎把整个国家拖垮到了濒临亡国的命运。当大清帝国屡屡被洋人瞧不起，百般受欺侮，经常发生割地赔款之际，这个女妖精还在死要面子进行歇斯底里的叫喊，为自己辩白。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最腐朽最反动最残暴最不自由的封建帝国，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也比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中国强百倍千倍。而那个老佛爷，也比口口声声称人民勤务员的高官们要强得多。
晚清时期的老祖宗慈禧和封建皇帝，虽然闭关锁国，但还是念念不忘地要向西方学习，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还准备要把西方的议会制两院制引进中国。虽然那时没有高唱过人权和自由平等，但是任何百姓都有言论自由，可以自由办报，可以个人出书，只要你有钱，你有这个能力。
在西方民主的感召下，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曾掀起了办报的高潮，在所办的100多份报纸中，都是民众自捣腰包办起来的，每份报纸代表着每个派别，每一种思潮，每一种倾向，每一种观点。他们有的是保守派，有的是改良派有的是改革派，还有就是充满火药味的革命派。但是无论哪一派，都不会瞧慈禧和朝廷的眼色行事，按上层的旨意办报。各自办出自己独具风格的报纸，就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特征。中国的第一家通讯社《中兴通讯社》就是一个名叫骆侠挺的广州人办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可以自由办报，藏文和蒙文的第一份报纸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
虽然慈禧是个皇权专制者，但那时候清政府绝对不会全面管理和控制媒体，更不会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颐指气使要各家报纸必须统一使用皇家通讯社通稿，也不会要求只许报道正面消息不准报道负面消息；更没有要求媒体必须去赞颂朝廷的光荣伟大，每天去欢呼慈禧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佛爷老祖宗万寿无疆！
当时的媒体完全可以表达不同的政见和批评意见，1896年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由变法派首领梁启超主笔。它宣传的是变法维新主张，公开谴责清廷压制民权，公开宣传报纸就是起到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湖南《湘学报》、《湘报》则公然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那个《天演论》翻译者严复更是大胆，在报上明确指出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而1902天津创办的《大公报》就是以敢于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替老百姓说话的报纸。那时候的记者采访不受限制，绝对不会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2009年9月）那样，香港8名记者在采访新疆乌鲁木齐市群众大规模示威抗议时，先后遭到中国武警殴打和扣押事件的发生。更没有这个容许采访那个不容许采访的限制和指令。
当时曾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在慈禧七十寿庆时，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行径，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他在报上写道：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在君主至上的极权制度下，有人在报上公开对皇上如此大不敬，真让生活在人民共和国下的人民蒙羞不止。
一
当然任何专制统治者对于动摇他们权力宝座的行为和言论都是要严加追究的，慈禧也不例外。但只有超过一定忍耐限度之后，才会较起真来，但也不会做得太绝。康有为在北京办的报纸被封后跑到上海办报，上海报纸又被查封后，他到另一家报纸上撰稿发表文章。《苏报》公开发表号召推翻清朝的文章，惹怒了清朝当局，于是报纸被封，文章作者章太炎和邹容分别判处3年和2年徒刑。绝对不会像共产党那样对敢于发表已见的文人充满杀机，给予终身封杀。更不会发生像2009年9月中国新闻检查制度扩展到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上，中国政府向德方施压，不容许中国异议作家贝岭和戴晴参加书展活动。
那时的中国人，男人头上梳了一根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晃来晃来，女人则是缠着一双小脚，扭扭妮妮地走在街上。现在虽然不时新这个了，但是共产党抓老百姓的小辫子，给老百姓穿小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比一百多年前封建专制统治时代厉害得多了。
清朝的“文字狱”表明禁锢思想是相当严重，但是与共产党统治下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规模比较起来，那是小巫比大巫，无法相比。
当我们回顾一百多年前那段封建皇朝历史，再来对比一下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历史，且不说毛泽东的反右和文革暴政，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哪点能比得上一百多年前的慈禧时期。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还有做人的权利的话，那么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却只有做奴隶的权利了。而做一名社会主义特色的奴隶，实际就是被蒙住眼睛、堵住耳朵、封住嘴巴只会干活的工具和螺丝钉而已。
二、毛泽东“怪胎”“怪种”的特征
诞生于晚清封建王朝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后来演变成“马克思加秦始皇”与“红色女皇”相结合的——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男不男、女不女的“六不像”怪种。毛泽东“怪胎”“怪种”怪在什么地方呢？
一、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少数民族满族人，更不是异种人，而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中国人、黄种人；但是他却对自己同胞恨之入骨。他开展的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都是以自己同胞为目标的。更为卑劣的是这些阶级斗争大都是在内战结束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全国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开展的，他把不拿枪的人当成了敌人，把无辜百姓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他血腥统治下的短短27年中，全国有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几乎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总数。这个嗜血成性的超级魔王直到临死前，还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甚至扬言要斗它一万年，到了共产主义还要进行阶级斗争！
二、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口口声声高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于是他变成了抗日战争的英雄，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但是这个抗日英雄却干着卖国求荣勾当，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大卖国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中共的宣传机器称这是“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起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就自称“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后，一下子变成了抗日战争英雄。但是这个抗击日军主力的共军只打过两次像样的仗：一次是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灭敌军1000人，就成了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但是由于它是林彪指挥的，在“九一三事件”林彪被打倒后，就不再提起这场“辉煌战争”了。另一次是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胜利，由于它是由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指挥的，于是成了彭德怀的罪证之一，这是毛泽东大汉奸大卖国贼面目的大暴露。
在中日全面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大会战（指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举行过一次。在1117次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
但是在中共历史书上却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三分之二以上兵力。曾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然而这种说法可信吗？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严格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的第二天，苏联才急急忙忙地宣布对日作战，并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在苏联与日本处于握手言和状况下，中共还会向日本人发动进攻吗？不会，相反中共却与日本人在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卖国交易，中共党国重臣潘汉年就是中共与日方卖国交易的牵线人之一。毛泽东为了不致暴露汉奸卖国贼的内幕，上海一解放，毛泽东就把这位上海副市长秘密抓了起来，进行杀人灭口。
中共还坐视日军对国民党军的消灭，在背后袭击国民党军，于是国共军队为此展开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中共发动的游击战受害最深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从来不与日军作正面的阵地战，他们打了就跑，一走了事，当日军实行报复式大扫荡时，老百姓成了日军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最大牺牲品。
1945年，美军向日本本土投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中共迅速尾随苏联红军，大举进入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东北根据地，并得到大批移交过来的武器装备。从此中共用日本人的武器再来打中国人，发动了国共之间的内战。
当中共一旦掌握政权，毛泽东大汉奸大卖国贼的狼子野心真面目才自我暴露出来。他不但放弃了中国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还公开感谢日本的侵略，宣扬日本侵略有理。他公开说：“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过，作为共产党我们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感谢你们，你们是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我们才能来到北京。”“让日本多占领，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毛泽东的这个卖国贼言论，就是从慈禧身上学来的。慈禧曾有这样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应用在毛泽东身上，那就是：中国宁可亡国，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也不能给了蒋介石。
毛泽东这个卖国贼说到做到，他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视作兄弟，悉心照顾，热情招待，宽大处理，全部作了提前释放。
高呼抗日口号的中共领袖，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大卖国贼。
三、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却无情迫害、屠戮所有旧政权的官员和一般民众。生于封建专制清皇朝末期，年青时还在国民党内做过大官，曾参加过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比蒋介石还高，在那次会上，毛泽东是正式代表，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蒋介石却是非正式代表，一个列席者。后来毛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因此毛泽东曾是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党员。但是1949年当他执政之后，他把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视作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把在国民党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打成了反革命；数百万无辜者，包括曾经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的国军将士和起义投诚者，都在毛泽东发动的镇反、肃反运动中一一消灭了，唯独只有他这个国民党党员才是最最革命的革命派。这个杀人狂还扬言：“你们要杀人吗？是的，我们要杀人。我们不但要杀人，并且要大张旗鼓地杀人！”
毛泽东刽子手除了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来杀害中国人之外，他还在“一边倒”倒向苏联斯大林时，把苏联夺权时的红色恐怖手段应用到中国人民的身上了。
1917年十月革命列宁夺权之后，立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就是苏联克格勃的前身。从此以后，苏联进入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大恐怖时期。1918年9月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使恐怖手段合法化。1918年的“红色恐怖”战果辉煌，短短数月，就处决人数逾5万。
1922年2月，契卡又改组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年2月它通过了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开列了注定要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几乎把社会成员都囊括进去了。
在被消灭的人群中除了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⑴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⑹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以及沙皇机关职员：⑴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察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还包括了众多的所谓的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⑴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⑹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连神甫、宗教徒、商人、亲友在国外的人、专家学者以及过去被判过刑的或受到怀疑的人，都会被苏维埃以罪大恶极的刑罚加以处决。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斯大林红色恐怖的遗钵，在建立政权之后，也大开杀戒。1950年的镇反运动就是建国后一系列红色恐怖的开始。
中共刚建政不久，进至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廿七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区区一个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4600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相比之下，毛泽东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毫不犹豫地做出批示，认为湘西准备继续再处决反革命是很有必要的。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区，感到杀得太少，为此他提出来要在这些地区大杀几批。毛泽东这个刽子手为此给各地下达杀人指标，“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按此比例算的话，全国五亿人口就是要杀掉25万人。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条例还未正式公布，北京市就首先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起来，2月17日，北京市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第二天就公开处决了58人。接着在3月7日一夜就逮捕了1050人，于25日当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199人。
上海立即紧跟，他们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3000人。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处决人犯的规模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这个刽子手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感到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又借着4月22日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杀得好！”
从此勉强凑数的滥捕滥杀成风，不仅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连曾受中共领导，用职业和身份掩护的地下工作者，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他的根据就是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徐副部长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人，其中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人，关了129万，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人。如果被处决人数71.2万人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四二四的水平了。而实际上被杀的人数是大大超过这缩了水的数字的。
四、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湖南人，湖南人具有爱吃辣椒“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性格，但是爱吃辣椒的毛泽东却以“心狠手辣”闻名于世。他对他的同乡战友不但翻脸不认人，而且是妄加罪名让他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连个名字都不留。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花明楼乡，离毛泽东故乡韶山不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是刘少奇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他所作的七大报告中，竟有119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并把“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党章，从此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共的统治地位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乌石寨，不仅与毛是同乡，而且还以哥儿俩兄弟相称。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过：“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在战马倥惚年代，两人更结成了深厚情谊，毛泽东曾为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敌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唇亡齿寒一将难求的危急关头，彭德怀自请赴朝作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出生入死迎战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也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他曾担任过西南军区司令员，又担任过国家体委主任。文革被关时，活活被渴死饿死，渴极了喝过自己的尿，饿极了嚼过给他写认罪书的稿纸，死时他的肚子铁硬，剖开一看，肠胃中竟装满了纸浆。他们都被毛泽东一个个地整死，死的时候连个真实的名字都没有，刘少奇总算保留了一个姓，化名为刘卫黄，其他二人完全都变了样，彭德怀化名为王川，贺龙化名为王玉。就这样，三个湖南籍高层领导，十大元帅中的两个湖南人都被老乡毛泽东毁尸灭迹了。
湖南也是反右派反右倾最厉害的省份之一。也是大跃进运动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反右运动中，《新湖南报》编辑部共有一百另几个人，被打成右派的，从副总编辑起达54人，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右派。1959年6月毛泽东来到阔别了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面对着故乡亲人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在他面前欲言又止的情形，他却泯着良心写出故乡的景象，竟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仅仅为老百姓喊出心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被毛泽东整了下去。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的四名成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中，其中三人是湖南人，周小舟还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湖南省也是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灾区。
五、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出身于地主富农世家，却大言不渐地宣称自己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向着与他无冤无仇的千千万万地主、富农、资本家们大开杀戒。
外国学者曾对毛泽东家庭成分和财产情况作过调查，在他童年时，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富裕家庭。1904年他家有田18亩，三年后增加到24亩，有7千斤余粮可以出售。顾长工一名（在共产党眼里属于剥削他人劳动的剥削阶级），做投机买卖，低价买进农民土地，放高利贷借钱给别人（在共产党眼里属于资本家放高利贷的盘剥行为）。他家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和一个小磨房。他和弟弟们都有自己的单间卧室，他父亲的财产有2000—3000银元（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每月的薪水才8元）。像这样的家庭，在一百多年前的黑暗旧中国里，完全是个地主、富农家庭，在共产党眼里是属于消灭的对象。1949年毛泽东家乡韶山在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当地领导人写信请示毛泽东，他不得不承认：“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但是共产党在宣传时，为他涂脂抹粉笼统地称他出身于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这个地主、富农出身的超级魔王，一旦掌握枪杆子之后，就对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们实行了血腥大屠杀大清洗，甚至连他们幼小的孩子都不放过。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从小被打上了黑五类狗崽子的烙印，在中国土地上备受歧视和打压，在文革中变成了被消灭的对象，甚至刚出生的孩子都被活活打死，这叫斩草除根。
六、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对“本是同根生”的同仁们进行“同室操戈”，恨不得把知识分子这个阶级、阶层统统地消灭干净！中共把毛泽东披上了一件件“拉大旗作虎皮”的外衣，称他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理论家，而且还称他是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法艺术家……可见，毛泽东是个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知识分子对待其他知识分子却是心狠手辣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肆进行侮辱和贬损。他发动的反右运动一下子就把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官方称是55万）。为了彻底搞臭他们，除了戴上右派帽子当作敌人之外，还冠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贬成连猪狗动物都不如的另类。整垮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之后，他洋洋得意自吹自擂，宣称自己是现代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从此中国讲真话的人都被封了口，中国也就一步步地变成了无法无天的独裁极权专制的国家。
七、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个诗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嗜好武斗的狂人。他以文采风流而著称，在他所写的一首首独具特色的诗词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描写北方冬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描写南国秋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描写春天：“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望蓝天：“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望大海：“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观鱼池：“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渡长江：“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故乡：“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一首首诗词，情景是何等的交融，气度是何等的雍容，胸怀是何等的开阔。
但是你能想到写这些浪漫诗词的人竟是个好斗成风、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吗？
毛泽东连斗人时都富有诗意，他要“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不但如此，他还要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千斗百斗的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浩劫，就是实行红色恐怖大屠杀！
八、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一直标榜自己是个农家子弟，却把农民踩在社会的最底层。他自称一生是为农民利益服务，他为农民造反，为农民革命，为穷人打天下坐江山，他建立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是这个一生替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农民革命家，却把农民整得一无所有，把他们所有的田地、房产、家具、耕牛、甚至连一只鸡一只鸭都剥夺干净。共和国的主人翁竟连下什么种子，怎么耕怎么收都做不了主，甚至在屋前房后的自留地里种些东西都不容许，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除。共产党的户籍制度又把他们牢牢地钉死在农村这片土地上，成为新中国只有贡献没有收获的最贫困最不自由的奴隶阶级。
毛泽东想为农民打造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结果却把他们推到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狱，4000万农民被活活饿杀。在旧社会里，他们还可以逃到各地以讨乞为生，富人们还为他们施粥发放棉衣，冻死饿死的人还被收殓安葬。而在毛泽东时代，当大批死人情况下，粮食还在大批出口，国际主义的援助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在国内却不容许农民进城讨食，称这样会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在每个村口设路障设关卡，由吃饱了喝吃了的干部和民兵把守，眼睁睁地在这些刽子手的眼皮下活活饿死。这是饿死吗？不，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对农民的“饿杀”！
毛泽东建设了27年的社会主义，到文革结束时，“一穷二白”的农村，穷得大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穿的地步！在建国60年的今天，曾称为国家主人翁的农民还没有真正的翻过身来，他们只有到城里去当农民工、泥瓦匠、矿工才能维持全家的生活。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把农民折腾得死路一条的农民革命家！
九、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很少读马列的书，却言必称马列。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不懂得什么叫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什么叫资本，更不知道什么叫剩余价值；但他却自封为马列主义革命家；他从未研究过资本主义，更没有到过资本主义国家，就主观认定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罪恶制度，资本家就是坏蛋。他甚至把钞票也当成坏东西，他从来不使用钱，也不认得钱，甚至用手摸一摸钞票都会感到不自在。于是他把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都当作资本主义罪恶加以消灭。他不但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甚至想消灭一切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一一割除。在毛泽东的眼里，凡是“富”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这个没有深读过研究过马列著作的流氓无产者，却要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毛泽东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在这本只有一万多字薄薄的小册子里，他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只记住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只懂得“阶级斗争”和“暴力”这几个血淋淋的字眼。
他没有记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从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不错在19世纪中叶，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的欧洲无产阶级不断向资产阶级掀起反抗和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下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文章。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而且“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只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但是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后的世纪末，资本主义经过经济危机后，通过不断地改良，在经济上股份制日渐兴盛起来，多数资本家不再只是企业主，而是成为企业的股东和合法债权人；广大的无产者成为了公司的股民，有权分得企业所赢得的那一份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工人获得了普选权，开始选举，可以同资产阶级争夺议席和职位。对此，恩格斯修正了以前的理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恩格斯还说过“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必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获得自由和民主，而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长入的方式进入到民主社会主义之中。此时的马克思创始人在晚年已经感到仅仅依据19世纪中叶并未发育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无产者展开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过激的、狂躁的。
伯恩斯坦曾在回忆恩格斯的文章中写道：“一旦发现自己错误，他承认和纠正得比谁都快。”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那么《共产党宣言》一定也改得另一副模样了。
几十年之后赫鲁晓夫提出了“三和”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基本构想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赫鲁晓夫的主张恰恰正是符合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完善的学说和理论的。但是他的主张又与毛泽东斗争哲学大相径庭，所以引来了中共把他当作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大肆挞伐，最后导致中苏两党之间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垮台的结果。
其实真正的修正主义者，真正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正是毛泽东及其毛共集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主动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同时也从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玫瑰色梦境中渐渐地醒了过来。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没有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只不过是他们先期激情中的构想而已，而现实的变化，不得不把他们放弃了这种伟大的构想。
这从《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也能清楚地看到，它经过几番修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此写过不少序言，从它1847年11月起草《共产党宣言》后，到1893年出版意大利文版，共写过7个序言。可见他们总是始终不断地、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十九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式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由此可见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理论，毕竟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毕竟无法预言一切，预见一切的。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长期的指导思想”。原因很简单，时代在不断发展，事物在不断变化。
所以我们要勇于面对真理，接爱真理。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从不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理论，而是在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变化完善自己的理论，甚至不惜推翻以前的结论。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有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的勇气和度量，不能够固步自封。
而在学习中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而应该完整的，系统的学习，正真汲取其精华，用好其精华。
毛泽东只看到一百多年前资本主义初创时期的落后，童工和女工每天十多小时的劳动和被压迫的生活；却没有看到一百多年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喝的是牛奶咖啡，吃的是牛排面包，上班驾着私人汽车，拥有企业股票的企业主人翁的这样事实。他在自己闭关锁国的国家里，发出了一声声歇斯底里的咆哮，要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打得落花流水，要把“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天堂，要把空想的共产主义大旗插遍五湖四海。
这个自称要造福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把没有资产可言的知识分子划入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作为他消灭的对象，而且千方百计地要把全人类拖入到穷困的共产主义之中。
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势力。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应用到毛泽东和中共身上才是最恰当不过的。从毛泽东出生到长大成人，从共产党的建立到全国统治，无不是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十、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个饱读古文，熟读经书史学家，却从历史中习练了最为糟粕的东西。他从不学习古代开明君王安邦治国的经验，相反学的都是历代君王如何残酷统治百姓，如何在宫闱里进行明枪暗箭式从事勾心斗角的情节，所以毛泽东是崇尚古代帝王将相驾驭术的最反动最腐朽最封建最专制的超级魔王。
毛泽东嗜书如命。李锐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主义就是讲斗争的’，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读了古书之后，不搞别的，就是一心折腾想当个现代皇帝。
这个口口声声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领袖，却是时时刻刻想在二十世纪的当代做一个超级帝王。他写于1936年2月，在1945年国共谈判时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虽然他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称“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其实他欲盖弥彰，寓意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看当代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是怎样一个超级暴君的。
在他当政之后不久，竟要书店把《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进行标点在全国印刷发行，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啃这些古书。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它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作者生活时一千多年的大事记。而《二十四史》所记述的是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明朝崇祯皇帝为止前前后后4000年的大事，共有3249卷，约4000万字，里面尽是讲些宫廷中帝王将相间的明争暗斗及朝代兴衰成败的事情。毛泽东看《资治通鉴》看了17遍，而历史学专家和权威可能都没有看完过这两部洋洋大观的巨著，但是这个昏君却要让老百姓来啃这4300万字的古董。毛泽东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还是想把现代拉回到几千年前的那个朝代？
毛泽东满腹经纶，可惜腹中装满的是专制的封建奴隶社会货色，他如果当一个历史学家或古代史研究权威人士，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让他领导一个国家，尤其是数亿人口的中国，就非得乱了套不可。
他从这些古纸堆里引起他最大兴趣的只有几句话，如“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宁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夺权于一身，制钱归中央，收兵集一手”。
千百年来封建帝王们都想自己长命不死、万寿无疆；都想传宗接代，把自己宝座永远延续；都想施行仁政，完成治国安邦大业，得到万民崇仰。有的甚至设置谏臣大夫，目的就是为了逆龙鳞，触圣怒，制约帝王日益膨胀的权力，使他们不致被胜利冲昏头脑为所欲为，只有开明盛世，才会有犯上冒死谏诤的义士和良臣。
因此他们把“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当作仿效的楷模。只有现代的毛泽东才把专制暴戾、苛政如虎、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不恤民力、奢靡铺张的秦始皇当作崇拜偶像。
千百年来帝王将相们深知：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天。因此在获得政权后，就千方百计要“以德立国，以法治国；革除弊政，惩治贪暴；勤政爱民，万民同乐；慎狱宽刑，轻徭薄赋；奖励垦耕，振兴文教；礼贤下士，兼听则明；高瞻远瞩，洞微烛幽……从而达到治国安邦，国泰民安”的天下。
而毛泽东则相反，他把历代暴君驾驭人民的残暴统治方法，统统学来，然后作为统治和奴役人民的手段，于是他成了“老奸巨猾，邪魔歪道；欺世盗名，厚颜无耻；好大喜功，忘乎所以，封杀视听，无法无天；权欲薰心，欲壑难填；妒贤嫉能，唯他独尊；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指鹿为马，黑白颠倒；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口是心非，弥天大谎；强奸民意，欺骗舆论；文过饰非，愚弄百姓；鼠肚鸡肠，睚眦必报；口蜜腹剑，诡计多端；佞贼为伍，朋比为奸；为虎作伥，善恶不分；养虎遗患，草菅人命；不恤民力，穷奢极侈；吹破牛皮，饿殍千里；杀人如麻，冤狱遍地；朝令夕改，万般折腾；狼子野心，笑里藏刀；大乱治国，衣冠禽兽；倒行逆施，超级魔王。”
这个二十世纪超级魔王，罪行累累，擢发难数；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十一、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在佛教的环境氛围里成长的人，却一生都是嗜血的魔王。在家庭教育方面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毛泽东在晚年时仍然孜孜不倦地研读有关佛经的书籍。佛教和佛经讲的是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佛教讲求五戒、十善。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反之就叫十恶。但是在毛泽东的身上却丝毫也看不出有一点点的人性，更看不出有一点慈悲的佛性。在他的身上十恶几乎全都给占全了。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的佛教氛围的环境里。湖南韶山人不但崇信佛教，而且把佛教当作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寺庙也成了当地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附近的南岳衡山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胜地之一，而在韶山的寺庙也不少，仅在毛泽东旧居附近韶峰，就有五个庵子，其中至少有两个庵子是毛氏祖先所建造，即仙女庵和慈悦庵。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
他的母亲文七妹又虔诚地信佛，信奉的是中国人四大信仰之一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当她生下毛泽东之后，为了孩子的“长命百岁”，曾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自己吃“观音斋”。为此他给毛泽东取了个小名叫“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又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在亲友中喊开了。在他造反革命时，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石山”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
他从小跟着母亲、祖母朝山进香，每逢初一、十五，在祖宗堂屋的神龛里顶礼膜拜。1959年6月，他回到故乡，曾来到堂屋向神龛作了个揖，并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15岁时，他母亲生病，他手拿小凳到南岳山去烧“朝拜香”，每走十来步就跪下去叩个头，嘴里还要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
毛泽东26岁时，他母亲病逝，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曾痛心疾首写下了四言体长诗《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作欺心。……”可见在他母亲的薰陶下，佛教中的慈悲、布施、平等、博爱对他产生过多么深刻的影响。
在后来风云激荡的斗争岁月中，寺庙几乎成了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在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湖南的“驱张运动”期间，他就是在北京福佑寺里用油印机和通信稿件，自编自刻自印宣传品，来揭露张敬尧鱼肉湖南人民的罪行，宣传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的？
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东华山古庙养病时，曾向警卫员陈昌奉介绍大肚菩萨说：“这是弥勒佛，他的肚量大着呢，能容五湖四海？我们不是菩萨，可待人待事，也要有他那么大的肚量才好？”他还交待警卫人员：“我们住在这里，不要妨碍山下的老表们前来烧香敬佛，也不要妨碍二位师傅的佛事？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在这里各不相扰？”
在延安，城北清凉山有四个石窟，一号窟叫万佛洞，窟的四壁及屏柱上雕满了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毛泽东多次来这里参观？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带着警卫员李银桥等去陕北葭县（今佳县）南河底村搞调查？该村在白云山脚下，毛泽东曾问李银桥：“想不想去看庙？”李银桥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遗产？”于是李银桥牵来大青马，准备让毛泽东骑马上山？毛泽东却说：“不骑马了，看庙嘛，走去才显得虔诚？”在白云山上的庙里，毛泽东看到泥塑神像时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曾对任弼时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了！”在参观寺庙时，毛泽东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看，有几尊弥勒佛少了脑袋？问过方丈后才知这里曾遭到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越听越气愤，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毛泽东来到钟楼，细细品读着铸刻在巨钟上的经文对周恩来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建国之后，他更有许多时间自由地游山逛景，云游各地的庙宇道观、名胜古迹，在杭州游览一个庙宇时，还要摄影师侯波给他抽支签。毛泽东每次从湖南韶山来北京的老乡中得知家乡寺庙被毁的消息后都很生气：“这是瞎搞！”“庙不可以拆，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毁庙，这不对？庙是文物古迹，要加以保护？不然，以后的人连什么叫庙都不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21条里，就有明确的规定：“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
在战争时期战马倥惚年代里，毛泽东无法潜心读书，建国后，他读了大量古书，几乎读遍了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甚至连佛经也要通读。在他的屋里，满墙古籍，半床旧书。他读过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特别是《六祖坛经》，这是一部慧能圆寂后由其弟子编纂的语录，毛泽东外出时有时还带着。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除马、恩、列、斯、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毛泽东在许多重要会议上，多次介绍过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佛教界人士。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其中就有玄奘和慧能，这两个人物均是中国佛教史上创立教派的人物。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时，他又举了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
1955年3月8日，他在同达赖喇嘛谈话中曾讲道：“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消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点上是共同的。”
1961年1月23日在与班禅谈话时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如果都像他说的那样，中国早就进入到了和谐社会，人类也早就到了和平的大同世界。因为在佛教教义上没有斗人和斗争之说，没有人压迫人人欺侮人的宗旨，佛教所讲的普渡众生，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处，也是马克思所讲的解放全人类的意思。
但是别看毛泽东像大慈大悲之神，下凡来到人间普渡众生的，相反他是来消灭人类的。在毛泽东的身上，全身细胞和血液中都充满着血腥和残酷的因子。这个以斗人为乐以百分比来确定杀人数目的刽子手从来没有对他的同类产生过怜悯和同情，他要求工作人员看《六祖坛经》。结果看了后，他自己不但没有改成慈悲为怀的佛性，相反却变成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兽类。
当他获得统治权之后立即暴露出刽子手的本质，镇反、土改大批地杀人。但他还觉得杀得太少，杀得不过瘾，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表示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杀了几十万人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还不够，要加以补充，那么超过千倍万倍呢？所以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人被杀了八千万人，超过秦始皇坑儒17万4千倍。而这还不够，中国人即使死掉了四亿人，占全国六亿人的三分之二他都不在乎。在一次关于未来战争的讲话中，他说：“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在毛泽东这个刽子手的眼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堆堆数字，用笔一划拉，用橡皮一擦就都没了。在他看来，人的诞生、人口的增长，就像老鼠生仔繁殖一样，生下来都是一大串一大窝，死掉四亿，过了几年，又变成了六亿。不过死掉四亿中国人，和他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核大战毁灭全人类三分之一，换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光辉壮丽设想比起来，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全世界40亿人口中死掉了三分之一，就是十三亿多，比中国死亡人数超过两倍还多。
毛泽东哪像个超渡众生的菩萨，倒像个一心想发动战争的瘟神！
这个口口声声要保护佛教文化的刽子手，在他发动的这场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中，几乎把中华民族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和民族文化都毁于一旦，那场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最后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杀人的同义词。
一个从慈悲为怀佛教氛围中长大的信徒，竟是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
十二、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是个大讲阶级仇民族恨，大讲人斗人的斗人狂。但是他也讲爱，他教育中国人要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而“自己人”是个变数，昨天可能还在高呼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明天可能已经在喊打倒了，昨天还受到接见的劳动模范，明天可能就是一个大“工贼”被拉出去批斗了。因此所谓的“自己人”是没有准的，所以爱也是暂时的、局部的、非肯定的。当爱在中国变成了毒药，成为堕落的标志，是资产阶级丑恶人性的象征时，只有恨才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永恒的了。于是仇恨不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且也存在家庭里。即使是同一血脉，同一遗传因子，父子相残，兄弟相煎，骨肉相戮已屡见不鲜，“窝里斗”成为中国人臭名远扬的标志。
以斗人为乐的毛泽东也有人性的爱，不过那是对异性的爱，对性欲的爱，是充满色情狂的爱。所以他娶过不少老婆，玩过不少女人，据国外媒体报导，被他蹂躏糟蹋过的花季少女不下千百个。毛泽东被人们尊称为“慈祥的父亲”，“光辉的太阳”，在花季少女面前可以做爷爷的人，却是个披着领袖皮的衣冠禽兽，把姑娘和少女们都给强奸蹂躏了，毛泽东是个连畜生都不如东西！
在共和国成立前，他就拥有了好几个老婆，就干过强奸的勾当。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更是为所欲为，把全国的美女，当成他泄欲的对象。古代称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毛泽东时代，“普天之下，莫非毛土，全国美女，都属毛有。”
他曾拥有四个老婆：他的第一个原配夫人叫罗一秀，毛泽东曾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这是毛泽东的谎话，其实他的夫人只有18岁，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呢？
1913年毛泽东来到长沙第一师范上学，结识了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1920年冬天19岁的杨开慧和27岁的毛泽东结了婚，先后生下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在1927年2月毛岸龙出生後不久，毛泽东喜新厌旧，奸污了同住在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的妻子，杨开慧得知後双方大吵了一架。
1927年秋天，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失败后窜入江西井岗山，与当地的“永新一枝花”又称“双枪女响马”的贺子珍同居，并于1928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此时贺19岁，毛35岁。而杨开慧在长沙老家过着艰难的隐居生活，她一再向毛泽东请求去井岗山，但均被拒绝。1930年10月24日早晨，她被湖南省省长何健逮捕入狱，不久被杀害，死时才29岁。
1934年10月，在大围剿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与井冈山部队一起逃出江西，但是在逃亡路上，毛泽东不顾险恶的环境和条件，继续把贺子珍当作性欲发泄器，一年期间竟使贺子珍三次怀孕，弄的瘦弱多病，人老珠黄。
红军到达陕北後，毛泽东就抛弃了贺子珍，跟身边的英语翻译吴广慧及最富性感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勾搭成奸。奸情被贺子珍撞见，气得她全身发抖，要杀掉这两个骚货才解恨。一气之下，毛泽东把三个女人都驱逐了出去。而他真正要驱逐的只是贺子珍，他安排她去上海“治病”。她到了西安之后突然变挂，选择了取道新疆赴苏联“读书、养病”。在苏联她被关进了疯人院。
就在贺子珍离开毛泽东身边不久，恰巧上海电影演员蓝苹来到延安，她乘虚而入，钻了空子，与毛泽东一见钟情，双方打得火热，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蓝苹结婚，此时她改名为江青，成了毛泽东的第四个老婆。
江青在与毛泽东结婚前，已经与四个男人上过床。其中一个男人就是解放后当上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不久又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另一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才子唐纳，1936年4月他俩与其他两对伉俪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集体婚礼，证婚人是当时上海大律师、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婚后，江青脚踩几只船，弄得唐纳几乎发疯自杀，事件被曝光后，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又与有妻室有孩子的导演章泯相爱同居，并逼着章泯与妻子萧琨（著名作家萧三的妹妹）离婚，气得唐纳第二次自杀。江青眼看在上海混不下去，就提着行李箱，来到延安要“参加革命！”此时正是日军大举侵略中国——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不久。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儿——李纳。当他们一家在延安窑洞里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着天伦之乐时，正是国难当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疯狂作恶，中国人民即将沦为亡国奴的时刻。
毛江结合之后，毛又盯上了当时延安评剧院的一个美人冯风鸣，冯是个年轻貌美的南洋归国华侨。在一次看完戏之後，毛泽东以“深谈文艺工作”为名强奸了她。她愤而出走，不知所终。
当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江青成了中国共产王朝的第一夫人，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如果把她的生活详细地描述一番，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想不到人民共和国中竟存在着一个女皇，而这个女皇帝就在毛泽东的身边——中共中央神经中枢的中南海里边。她进入北京不久，就到苏联治病去了，治病是假，享受是真。她住的是斯大林为她准备的豪华别墅，吃的都是特地从中国运去的最新鲜蔬菜和鱼肉。60年前的中国还没有多少架飞机，但是已经为这第一夫人从北京到莫斯科之间万里穿行进行着空中服务了。
此时的毛泽东和江青已经分居而睡。谁来为毛泽东提供性服务，成了中共最头痛也最棘手的难题。
1949年12月，共和国成立不久，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首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江青要求同车前往，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这时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代表团的俄文翻译和毛泽东的俄语教师身分随车出发，她是代表团里的唯一女性。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毛泽东就把她强奸了。当孙维世向周恩来哭诉时，周劝她“我们要顾全大局，我们要顾全大局……”
后来周恩来夫妇将孙维世嫁给了戏剧艺术家金山，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和孙维世的事後，咬牙切齿要报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江青的淫威下，周恩来仍然违心地不得不亲笔签名，下令逮捕他心爱的女儿孙维世。孙维世死得很惨，死前被狱中犯人轮奸，然后被活活打死，死时全身赤裸，唯一穿的是一副镣铐，唯一的首饰是头上被钉入的一根长钉。她死的时候，正是她与金山的结婚纪念日——1968年10月14日。死时38岁。
毛泽东掌权之后，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大流氓大淫棍，许多文工团、歌舞团、文艺工作者中年青貌美的姑娘，都成了他玩弄奸污的目标，在中南海每周舞会上，许多姑娘被招来供他肉欲发泄。
1953年，“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後改为“中南海歌舞团”，这些从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回来的姑娘们，立即遭到毛泽东的轮番强奸，成为供毛泽东发泄的贡品。彭德怀一怒之下责问毛泽东：“主席，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都是我的部下，你要留作后宫吗？共产党也兴这个吗？”彭德怀接着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还有一次，这位志愿军司令员回国向毛泽东报告军情，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个钟头，仍未见毛泽东出来，他推开拦住他的警卫员，冲进了毛泽东的寝室，他一瞧傻了眼，只见毛泽东正搂着一位年轻美貌女护士在睡觉，气得他头发倒竖。他心想美帝在朝鲜仁川登陆，正向鸭绿江逼近，在这唇亡齿寒危急关头，国家领导人竟在大白天搂着美女睡觉，这哪像是人民的领袖，倒像是个大流氓大淫棍。彭德怀的这一切为他几年后在庐山上被毛泽东彻底打倒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每到一地视察，各地领导都会在文艺团体中选出佳丽供他泄欲，泄欲之前都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们：“从现在起，你执行的是党交给你的光荣政治任务，而且是高度机密的任务。不得告诉任何人，连你的父母亲和家人。”
她们会被带到阴森恐怖的房间里作全身检查，当她们得知自己是提供给毛泽东做泄欲工具时，有的号淘大哭，有的不从，但身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魔窟中，她们都没有好的下场。不管是从与不从，中共都会以“保护党和国家最高机密”、“防止破坏领袖的光辉形象”等理由，把她们秘密押解到深山密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1956年6月，毛泽东横渡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诗词，此时的毛泽东是63岁，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但是他体格健魄，甚至胜过了年青小伙子。当时的长江水很冷，别人劝毛泽东上船休息，他说“不到汉口不上岸。”与他同游、陪游的年青人都受不了寒冷，纷纷爬上了旁边的小船歇息，唯独毛泽东一个人坚持到底，他一口气游了两个多小时，全程达13公里。在游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还来了个鲤鱼大翻身，潜到水下游了起来。一直游到汉口堪家矶岸边。
此时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了自信，他不仅想活到长命百岁，而且还想超过这一倍。他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由此我们想象，毛泽东的性机能是多么旺盛，那个病秧秧的江青怎能满足他肉欲之需。
所以在中国发生饿死四千万人之後，毛泽东仍然过着他荒淫糜烂无耻的生活。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後，毛泽东去了上海，盯上了号称上海第一美女的电影明星上官云珠。上官云珠曾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早春二月》、《太太万岁》等几十部电影。她被张春桥找来后，当夜毛泽东就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在宾馆里整整住了一个星期，後来又让她到北京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文革开始后，她受到江青迫害致死。
晚年时，已是80高龄的他视力大大下降，中央办公厅从部队文工团物色了一个擅长朗诵的女演员来替他读诗词、读小说。那女演员身上几乎没穿什么，任由伟大领袖搂在怀里玩弄着，一边朗读着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革期间常常联合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的指示）的重要文章。
除了经常不断的有大批花季少女被他强奸蹂躏之外，还有长期在他身边贴身服务的张玉凤等人。张玉凤是铁路工人，1956年毛泽东看上了这个专列上的小服务员，两年后他想起了她，于是整个哈尔滨铁路局都动员起来，要找这个被毛泽东传召的列车服务员。很快找到了她，立即用飞机汽车送到毛泽东身边，从此这个刚新婚不久的张玉凤，从1958年夏季起就成了毛泽东贴身秘书——长期的性奴隶。张玉凤不是个完美的姑娘，但她却善解人意，体贴人关心人。在她与毛泽东相伴的18年中，她从生活护士而变成生活秘书、政治秘书，最后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毛泽东到了晚年再也离不开她了，他说：“我可以没有江青，没有唐闻生、没有章含之、没有芦荻（唐、章二人是毛泽东的英文翻译，都曾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芦荻是古典文学教师，毛泽东患眼疾期间陪在毛泽东身边念古书），可不能没有你啊！”毛泽东的许多最高最新指示，就是通过她向江青和周恩来传达的。从1958年到毛泽东去世，都是张玉凤为他贴身服务。她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把自己青春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了。
在毛泽东晚年，除了张玉凤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贴身护士孟锦云，是她和张玉凤共同陪伴着毛泽东走过了最后两年岁月。1963年4月，还不满15岁的孟锦云担任了一项重要任务——到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从此她成了毛泽东的“专职”舞伴，结下了特殊的情谊。文革中她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毛泽东得知后下了“最高指示”要空政放人，她才得以脱身。1975年5月她与女伴再次走进了那道神秘的“红墙”，向毛泽东讲述了她被捕、劳改等经历。听完她的陈述之后，毛就对她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这是1975年5月24日的一天，于是孟锦云成了毛泽东生命路上最后一名护士，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数百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当中国有4000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时刻，也正是毛泽东朝朝拥抱，夕夕歌舞，温香软玉，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时期。1961年是饥荒最酷烈饿死人最多的一年，毛泽东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南方各地巡视，各省市替他营造的行宫、别墅工程，不但没有停工，反而在加速进行，以便他能早日临幸。其实要这么多行宫别墅干什么，毛泽东的专列就是流动行宫别墅，张玉凤就是随时随地为他提供泄欲的工具。
毛泽东这个超级魔王，以斗人为乐，而他所爱的美女都是通过暴力和专政手段获取和夺得的，这种禽兽似的爷孙辈性关系的维持，也是通过共产洗脑、专制式教育，再加上谎言与欺骗，才得以完全实施的。
十三、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沉醉于中国人把他视作大救星，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大灾星。几十年来，毛思想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会唱《东方红》这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是代替国歌来演唱的。而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中国文联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也早已被打倒，被迫害至死。这个为人民谋幸福大救星的毛泽东，却是专门坑害中国自己同胞的卖国贼，他为的是别国人民的幸福，他是别国人民的大救星。当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当中国人民忍饥挨饿需要雪中送炭时，毛泽东不但置中国人生死于不顾，还要对中国人民变本加厉落井下石雪上加霜。而他却对外国人展开了无私的慷慨援助，这种援助不仅超出了中国的国力、物力、财力、人力的承受量，而且受援国人民正是富得流油的时候。毛泽东援助的是过着花天酒地天堂般生活的外国人，却还要在他们身上锦上添花。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世界革命是大局，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面对“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这样贫穷而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仍以世界革命为重，用中国的金钱和各种资源义无反顾地慷慨大方地援助世界革命，抓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成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看看毛泽东这个卖国贼是如何为别国人民谋幸福，变成别国人民的大救星和红太阳的吧！
据统计，中国在大跃进运动中损失了1200亿，文革十年又损失了5000亿，而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三十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由此可见中国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6200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的全部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还有人才培养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就在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进行穷折腾的时候，正当四千万人正在活活饿死时刻，毛泽东却把大批物资大把的钱撒向世界各地，把这些受援国家一个个变成了富得流油的国家。毛泽东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民脂民膏，为他构筑起世界领袖的舞台，堆砌起一座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丰碑。当他登上权力顶峰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最深重的时刻。
五十年代，中国人刚从国共内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国内百废待兴，人民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毛泽东已经不顾中国的承受能力，为发扬国际主义义务而推销他的援助计划了。当北朝鲜金日成向南方韩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不仅低头同意，支持这场入侵韩国的战争，而且还派出了数十万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作战。美国为朝鲜战争投入了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刚打完三年多内战，八年抗战，国民经济已经不到三十年代的一半，中国的军费只有62亿人民币，约合当时20多亿美元，美国人用在朝鲜战场上的费用是中国的40倍。但是为了支持朝鲜战争，1950年中国的军费已经占政府预算的45.64％，这就是说本当用在五亿中国人身上的钱，有将近一半扔在朝鲜战场上灰飞烟灭了。1951年中国军费虽然只占政府预算12％，但却向苏联贷款了5亿美元，用来购买几百架米格－15战机，和60个师的陆军武器。这样才在战场上与美军打成了平手。当美军主动要求坐下谈判，停止战争时，毛泽东却不答应，他要继续再打。1953年7月，中国在“三八线”上发起“金城战役”，调集1000多门火炮，猛轰南韩阵地，共耗掉70万发炮弹，相当于从苏联进口的一年总军火量，但是只把战线推进了十八公里。
自从毛泽东统治中国之后，周边国家都把这个从延安山沟沟里出来的乡巴佬当成了大老板，纷纷来电来函把手伸向毛泽东，请求支援。1950年7月蒙古国总理就提出帮助解决劳动力问题，由于当时中国刚处在经济恢复状态，未予答应，四年后，中国提交派出12250名工人的清单，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工种，有木工、泥瓦匠等40多个工种。
中国人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等，那援建的纺织厂设备中国提供不了，中国政府就用自己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来提供给他们。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更是数不胜数了，在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期间，中国人几乎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来帮助这个“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也不客气，就在中国刚建国不久，1951年5月15日就开门见山要求中国提供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中，中方援助越南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在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那真是应有尽有。连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享用的葡萄干和高档烟、酒，也要向中国人伸手要求援助。毛泽东曾对胡志明说：“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后来越南人打中国人时，用的都是我们给他们的武器，他们用来垒掩体的沙袋竟是我们给他们装满大米的米袋，因为大米太多吃不了，就用成袋的大米做掩体做碉堡了。
毛泽东对非洲国家更是慷慨解囊，就在中国饿死4000万人的三年时期，1960年中国宣布向几内亚提供一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五千至一万吨大米。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向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达40.2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援外的成套项目有182项，其中越南就有100项，蒙古53项。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达7558人次，建筑工人达25566人次。
受援的这些国家有朝鲜、蒙古、越南、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刚果、几内亚、乌干达、也门、喀麦隆、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个国家。
此外中国还参加了灾后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工作。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我国立即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旧币），但毛泽东听说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马上大笔一挥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有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毛泽东要打肿脸充胖子，建国才4年的小弟弟竟与建国36年的老大哥苏联在出手方面较起了劲。
在援助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中，援助朝鲜至少达200亿人民币，另有数十万青年牺牲、援助越南至少也有200亿人民币，另有数千青年牺牲。
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两个兄弟国家双方都撕破了脸皮，发生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争吵。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孤立，就在这个时候，在遥远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南欧，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之滨，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阿尔巴尼亚。它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个小弟弟。它的面积只有287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岛80%面积，而人口只有200万人，只相当北京市一个区人口数。这个小国的领导人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能够挺起腰板，向苏修发动攻击，支持中共反修的立场，从而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称它是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于是对他们的援助也就大包大揽了下来。毛泽东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
为了感谢他们在国际上的支持，1968年9月29日以阿国防部长巴卢库为首的阿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受到数十万首都工人和革命群众极其隆重、热烈而亲切的夹道欢迎。《人民日报》称：北京沸腾了，回荡在北京上空的口号声、欢呼声和锣鼓声，组成了一篇动人的中阿友谊的新乐章。“”欢迎的群众队伍，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它两翼的宽敞大道伸展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欢迎一个国防部长竟调动几十万老百姓，声势如此之大，气氛如此热烈，政治宣传力度如此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阿尔巴尼亚一首歌《地拉那——北京》的第一段歌词中唱道：“我来到伟大的中国，我们是同志和朋友，从阿尔巴尼亚来的时候，我带来整个的心。”虽然他们带来了整个的心，但是中国人却给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阿共书记霍查就这么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国领导人讨得了毛泽东的欢心之后，在中国大规模的援助下，阿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得流油的地步，这个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的欧洲落后国家，被中共誉为“山鹰之国”。自从接受中国帮助后，他们就一步登天要在人民生活上赶上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
他们要求中国帮助建设电视台，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看。可是40年前的中国哪来电视啊！连北京、上海这么大城市中的黑白电视机拥有量都少得可怜，而农村更不用说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是他们却提出要我们帮助他们在农村每个农业社里有电视看。看起来霍查总书记说的“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还不够，应该还加上一句，“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个山地小国不生产棉花，当中国帮他们建设了纺织厂后，没有棉花怎么纺织，于是我们还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送给他们。当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里里外外中国人做了冤大头。他们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中国人帮助他们建设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公顷使用化肥达400公斤，发达国家的农田大概也不会用这么多，用这么多岂不是把农作物都烧死了吗？
从1954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向阿国提供援款75笔，达100多亿人民币。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为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
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量援助的时候，正是中国大批饿死人的“三年人祸”及文革后期中国遭受唐山大地震的最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时期。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无偿地提供给了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中国农民一年的口粮啊！有许多复杂项目，在当时中国技术极为落后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就在大饥荒年代，中国用宝贵的的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来救济濒临死亡线上的饥民。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了他们。1962年，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掉转船头改变航向，朝阿尔巴尼亚港口驶去，卸下了全部的小麦。
这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中国援助他们的经费达200个亿之多，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每个人都成了万元户。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工资水平每月仅二、三十元，那时如果在中国有个万元户，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富翁了，但是在阿尔巴尼亚，却是人人都是富翁！
因为他们的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来得多么容易，所以对什么东西都不珍惜。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扣下来的东西，万里迢迢给了他们，他们却把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任其糟蹋。
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一看此情此景，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人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就遭到了批判。中方人员还一再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浪费物资，他们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地要，填不满的无底洞。听说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阿方就立即要中国无偿援助他们达到欧洲人的石油消费标准，一旦愿望不能达到，反过来就破口大骂。
阿领导人霍查抽的烟就是中国专门为他生产的筒装“中华牌”香烟，霍查叫它是天安门香烟。但是阿方卖给中国的东西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中国包销。中国人还记得那时在中国市场上出售过一种硬盒的阿尔巴尼亚“钻石”牌香烟，这种烟抽起来有股马粪味，连他们自己都不吸，却带着国际主义的友谊推销给了中国人。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更是出奇更是离谱，中国竟无偿援助了阿1万1千门火炮。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啊！而这个人口不到200万人的小国，却要拥有1万1千门火炮，这是一支何等庞大的炮兵部队！？这个只有2.87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而且山地丘陵占了三分之二的国家，恐怕是大炮林立，处处可见中国造的火炮了。在没有战争情况下竟要这么多的火炮，难道他们都是战争狂人吗？后来这些没用过的火炮全部送进了炼钢厂当废铁熔炼了。
除了火炮之外，还有各种枪75万支（挺），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
在中国文革后期的1974年10月，阿国领导人更是张开血盆大口，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提供包括成套设备、一般物资和贷款三项共约50亿人民币的援助。一个已经迈向“高级共产主义天堂”的社会，“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竟然是像水蛭贪得无厌在吮吸着庞大贫困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创造的财富！
有个网民说：毛泽东时代，中国再穷也要援助外国，仅仅援助阿尔巴尼亚90亿人民币就剥夺了一亿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制造了一亿青壮年文盲。为此网民算了这么一笔账：
在生活比较富裕、物价相对较高的江苏省农村，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两、三元，文革后期也不超过四元。落后农村地区的费用更低，一律按照一个学生一学年四元书费、学杂费计算，另外每人每年补贴六元午餐伙食费，每人每年总共补贴十元，读完初中共计九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而援助阿尔巴尼亚的90亿资金，正好可以资助一亿中国农村儿童读完从入学到初中的课程。
后来中阿之间也闹翻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中国当成比苏修更坏更可恨的敌人。
中国援助非洲的坦赞铁路也是史无前例的。为修建这条铁路，坦赞政府曾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助，但被婉拒，在西方人看来，修建这条铁路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他们又转向苏联政府请求帮助，结果也遭拒绝。尼雷尔总统发誓说：“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中共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接过这烫手山芋，把别人不敢承接的任务接了过来。
这条铁路全长1860公里，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卡比里姆博希，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东非交通动脉，为赞比亚、马拉维、刚果等内陆国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坦赞铁路沿线地形复杂，要跨越东非裂谷带，穿过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由中赞坦三国合作，全线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隧道22座，总延长米8898米；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总面积37.6万平方米。为此中方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提供了将近20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高峰期间有1.6万中方人员在现场施工。发运各类建设用物资近100万吨，用“最好的技术人员、最好的设计方案、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最好的施工方法、最快的施工速度”建成了这条友谊之路。
由于当时中国设备落后，无法采用机械化施工，所以大都以“人海”战术取胜。此时美国人也在修建一条几乎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为了赶时间抢速度，要把美国人拉下马，外交部长陈毅特地派了一个得力的大使去加强对施工工程的领导。
他派了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仲曦东去督阵。仲曦东曾在捷克当过大使，有一股军人作风，颇有魄力。此时的仲曦东正在挨批斗，造反派正对他穷追猛打。周恩来告诉造反派头头，“立即放人！”仲曦东一到非洲，一头扎在铁路上，最后累得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条铁路从1968年5月开始勘探，1970年10月开始动工，到1975年6月建成通车。整整花了7年时间，此时，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也是中国人民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65名中国工人为这条铁路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在一次谈话中偶然提了一下修建铁路问题，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兴趣，决定让中国人来援建这条铁路。毛泽东听说修筑这条铁路的费用高达10亿人民币时，他毫不在乎，气魄宏大地说了一句：“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座的人听得不敢出声，琢磨着这句话的含义，这究竟是毛泽东的幽默呢，还是毛泽东的气魄？四十多年前的10个亿，对于国民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当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七亿中国农民，干一天活才只有几分钱啊！据说中国投入的资金达20亿人民币，最后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数，反正是个无底洞。
毛泽东对外国人的慷慨连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都被搞得心惊肉跳，每次把无偿援助的清单交给毛泽东过目时，毛泽东常常会在数字后面添上个“0”，把150万变成1500万，1500万变成一亿五千万，使得周恩来头冒冷汗，紧张万分。
毛泽东就这样打着国际主义援助的旗号，慷中国人之慨，损害中国自己同胞的利益，干着吃里扒外的卖国主义勾当！
十四、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怪就怪在他口口声声说要解放全人类，事实上是要成为世界的霸主。他要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全世界，他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看作是罪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家重重压迫和剥削下，无产阶级过着吃不饱穿不暖，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国人民必须要以解放全人类事业为已任，拯救这些阶级兄弟，把他们从帝修反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结果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毛泽东和中共却把灾难带到了世界四面八方，毛主义、毛思想红旗插到哪里，就把恐怖、罪恶、战争、暴力和灾难带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要受到痛苦和伤害，甚至遭到流血牺牲。毛泽东不但不是人类的大救星，相反是人类的大灾星。
在向世界推销共产主义货色时，斯大林在世时曾与毛泽东有过明确分工，斯大林负责欧洲事务，毛泽东负责亚洲事务，所以那时朝鲜的抗美战争、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缅甸、老挝、柬埔寨、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都是由毛泽东和中共一手包办的。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接过接力棒，以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为己任，来领导这场世界革命。毛泽东曾用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手段打下了江山，所以他也要用这个手段来指导世界革命。他把亚非拉看作世界农村，把欧美国家当作世界城市，要用亚非拉的农村来包围欧美的城市，中国就是要担当起“输出革命”之大任。
毛泽东在国际舞台上处处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援助一点世界革命），毛泽东主张“三斗一多”（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为了把苏联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夺取过来，中共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把苏联和赫鲁晓夫当作修正主义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主张阶级斗争，鼓吹暴力革命，宣传不间断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中共的黑手伸到哪里，哪里就发生造反颠覆，哪里就会发生流血冲突，哪里的局势就会动荡不字，哪里就会出现民不聊生国无宁日的局面。在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中，无不有着毛泽东和中共的幕后黑手在操控，在指挥，在发号施令。
毛泽东和中共曾用暴力和枪杆子建立了专制独裁的统治，如今他们要用别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来实现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
于是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中共领导人与建立了外交关系各国领导人握手言欢，声称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而另一方面却在背后支持着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鼓动他们起来颠覆政权，造统治者的反，把他们赶下台去，让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阵营多一个阶级兄弟。他们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友好，却又鼓动该国的造反派向总理夺权。他们一方面与柬埔寨西克努克亲王搞好亲善关系，却又在这个佛教国家大搞暴力革命。
在60年代，中共领导人就频频地接见过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毛泽东和中共曾接见过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为了配合武装斗争，特地在湖南为马共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毛泽东和中共曾五次接见过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1965年10月事件中，印尼共产党遭到血洗镇压，几十万共产党人及同情者遭到屠杀。毛泽东得知后反而很高兴，他认为这是坏事转变成的好事，因为这能把印尼共产党逼上梁山，可以“上山”去搞武装斗争了。艾地被杀害后，毛泽东还作诗一首，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在《卜算子？悼国际主义战士艾地同志1965.12》一诗中写道：“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毛泽东和中共支持印度共产党（马列）领导人马祖达，此人把毛泽东20年代湖南农民暴动和60年代的“文革”造反相结合，在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开展“那夏里特运动”，实行民族大杀戮。“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原始的武器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他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受到《人民日报》的表扬。《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印度马祖达“那夏里特运动”翻译成本国文字，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毛泽东和中共曾接见和指示过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在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之后，在柬埔寨发动了一场比毛泽东更超前的共产主义运动，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杀光了。
毛泽东和中共就是这样，一只手握着外国统治者的手，另一只手握着要推翻这个统治者的共产党人的手。一方面与当局甜言蜜语，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悄悄地向他们的敌对势力输送着武器弹药。那真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
于是在全世界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打着左派、毛派旗号的恐怖集团、造反组织，法西斯武装部队。他们专门与当局为敌，从事着颠覆、绑架、暗杀、劫机和打击统治者的恐怖活动。
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时，除了要在国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外，在国外就是要打倒帝修反。国内文革一发动，对外的任务也作了彻底的调整，外交战线也开始了针对国外的文革运动。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头等大事来抓，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语录。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共有25种外文版460万册的毛泽东著作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一场声势浩大对外宣传攻势就这样开始了。中共的宣传形式五花八门，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许多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选送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到中国“朝圣”或培训，回国后成为毛派的坚定分子和“革命者”。
就在毛泽东领导着中国红卫兵小将大闹中华大地，对中国人民展开大折腾的时候，其他国家青年们的情绪也被煽动得激情似火，豪情万丈，他们向中国红卫兵小将们看齐，也要大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权者的反，于是左派马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出轨的行动屡屡发生。他们喝着咖啡牛奶，吃着牛排面包，驾着豪华奔驰，出入于风月场所，竟也在高叫着反对剥削，反对阶级压迫，开始闹腾和折腾起来，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把全人类折腾得心惊肉跳。
“毛主义”的强烈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西方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仅在法国就再版四次，印数高达几百万册。1967年，西欧等国一批“洋红卫兵”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受到康生的接见，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韶山。1968年5月，法國一所大学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引发了像中国文革一样的“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挥着毛泽东“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串连使巴黎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的中心”。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运动持续一年多，1968年5月成为高潮期，从此巴黎的红五月有了许多叫法——“五月运动”、“五月事件”、“五月革命”、“红色五月”、“五月风暴”等。5月28日是“五月风暴”的最高潮，这一天，总人口约为5000万的法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法国全国瘫痪了。这一天深夜，总统戴高乐又神秘地失踪。据说，如果这一天不是法共和它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坚持不搞暴力革命、不搞乱中夺权，那么法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不是没有可能的。
日本的“文革”显然更得毛派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就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随后，“赤军”真刀真枪在世界各地干起了革命。
印度的校园“文革”于1970年春在加尔各答暴发，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除了抵制考试、砸毁学校设备、涂写毛泽东语录外，还掀起“砸毁塑像”运动，圣雄甘地、国父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的雕像都未逃过此劫，最后，印度的每个塑像前都有警察站岗。印度学生“破四旧”时还顺带将甘地百年诞辰纪念中心的书籍和展物洗劫一空。
“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并非只有青年学生，西方左翼知识界名流也纷纷为毛主义站台。以法国为例，萨特、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不但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毛泽东主义”也使那些过去依赖酒精和大麻的西方摇滚乐手的愤怒和反叛上了新层次。著名的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均创作了大量毛主义的颂歌。
在帝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另一位领导人福瑞德？汉普敦则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桿子。”
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人们更关注“毛主义”中运用游击战、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最终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當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而他们則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
可見毛泽东和他的主义他的思想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和持久，在毛去世30年之后，全世界仍然把毛泽东崇拜成偶像：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难道他们没有回顾一下毛泽东是如何搅得世界不安地球无宁日的吗？还是让我们看看毛派的信徒們如何在世界各国从事着恐怖血腥的罪恶活动吧！当中国红卫兵正大闹中华的时候，各个国家的红卫兵又是如何大闹全世界的呢？
下面就是根据网上和书上的资料整理成的内容：
在法国：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江女皇集团”被摧毁，就在欧洲有一群年青人立即接过接力棒，要把文革传统接过来在欧洲发扬光大。1979年6月的一个夜晚，在法国巴黎一家咖啡屋里，4个男女围坐在一起，正在窃窃私语地讨论着、策划着一项举世震惊的阴谋，成立一个极左的恐怖组织——“直接行动”。第二天，《巴黎日报》接到了他们的行动纲领，宣称：“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腐朽、最颓废的社会制度，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是社会和人民的压迫者，必须坚决铲除。在巴黎，我们将以具体的实践行动，来清洗美帝国主义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腐朽，再创另一个‘巴黎公社’。”发表了这份冠冕堂皇宣言之后，他们立即开始了谋杀、绑架、劫持和制造爆炸事件，进行着一系列的恐怖活动。
刚成立时，规模很小，影响不大，与德国的“红军派”和意大利的“红军旅”无法相提并论。但他们毫不气馁，决心大干一场，在国际恐怖组织中争得一席位置。他们建立了情报系统，收集了从总理到资本家有头面人物的详细资料，并把这些人的行动规律拍成录像保存起来。然后展开了宣传攻势，自称“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要发动西欧的游击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象征性的打击。”他们出版了地下刊物《国际》，及时与各国的“革命共产主义战士”取得联系。他们还能伪造证件和护照，以掩护身份和提供出国的方便。他们除在大学生中吸收激进分子外，还把他们送到秘密营地接受训练。经过考察，谁最残忍，谁最心狠手辣，谁就是组织中的骨干分子。
“直接行动”羽毛渐丰，在短时间内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手段残酷，无所不为，“直接行动”很快跻身于国际十大恐怖组织之列。
1985年1月他们发表公告，“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组织”，把北约军事组织及其决策者和西欧联盟作为敌人，予以暗杀。他们把348名暗杀名单从字母A到Z排列起来，进行逐个捉杀。名单中有各公司的董事长，陆海空三军的将军、司令、参谋长，甚至国务秘书和飞行员等。
暗杀对象从A开始，奥特朗将军首当其冲，成为“直接行动”的第一个暗杀目标。奥特朗将军是法国国防部国际事务局局长，专门负责军火的出口业务。1月24日清晨，当他准备坐车前去商讨军火出口事务时，刚走到车前，觉得情况有异，司机没有等在车门口，保卫车不见了，只见一个漂亮女郎手持鲜花走上前来。大清早的竟有一个女郎来献花？！还没有等奥特朗明白过来，这个女郎的花束下竟是一枝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接着两个男人从车里出来，用布把他的眼睛蒙上，嘴里塞进了棉花，五花大绑地扔进了车里扬长而去。很快一份声明送到了对外关系部，要求释放“直接行动”在狱中的人员，公布中子弹的秘密，否则必将遭到“无产阶级铁拳”的惩罚。法国政府拒绝了他们的“政治讹诈”，于是他们暴跳如雷，对奥特朗进行了非人折磨，最后陈尸郊外的荒野之中。
1985、86年，是“直接行动”最活跃的两年，他们经常不断出入欧洲邻国和中东地区，参加那里的国际恐怖组织活动。又带着成员经常“光顾”北约在法国的军事基地、设施和人员，大有“全线摧毁法国资本主义”的趋势。法国当局不得不随时随地发出忠告，要求这些头面人物提高警惕，加强保安措施。
但是有一个人却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他就是雷诺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乔治？贝斯。他不知道“直接行动”的暗杀名单上已经从A排到了B，而他就是B开头的第一位。1986年11月19日的傍晚，他下了车正朝家里走去时，从树底下钻出了两名妇女，还没等贝斯反应过来，子弹已经把他击倒在地。当他爬着用手去抓皮包时，两个女子又接连朝他开了几枪，顿时脑浆和鲜血迸散四处。那两个女子用脚踢了踢贝斯的尸体，确信已死，然后收起了枪，揩了揩溅在衣服上的血点，捡起了贝斯扔在地上的公文包，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
为此法国警方加强了搜索，悬赏100万法郎捉拿“直接行动”首领，终于在一处荒郊野外的农舍里把四名头目抓住，但是这仅是个开始，就像累得精疲力竭的法国情报总局局长说的那样：“刚刚落下的仅是第一幕，全剧远未结束！”
在日本：
正当中国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日本就出现了一支极左的恐怖主义组织——“赤军”，1969年9月成立时，主要由学生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组成。他们以城市游击战为手段，进行着“世界革命”，其纲领就是要建立平均主义的工人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宣称：“革命的校友们，你们真的相信示威游行能解决社会问题吗？你们用和平手段真的能推翻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吗？不能！根本不能！你们只有拿起枪，举起炸弹，为革命组织的武装夺权创造条件，胜利的曙光已在召唤着你们，欢迎你们加入革命组织——‘赤军’。”这篇宣言与文革中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小将发表的一论二论三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口气非常相似。“赤军”的首领和发起者就是黑发美女重信房子，她和丈夫奥平刚都是京都大学学生，是历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赤军”首次恐怖壮举，就是1970年3月31日的劫机行动，“赤军”小分队9人带着手枪、炸药和武士剑，混上了一架从羽田飞往福田的波音727客机，把机上131名旅客和7名机组人员扣为人质，然后命令飞机飞往共产党统治下的朝鲜首都平壤。劫机者向朝鲜政府投降，并释放了所有人质。从此“赤军”声名大振。接着他们又制造了一起路德机场的大屠杀事件。1972年5月30日晚，一架法国航空公司132号航班飞机从巴黎飞向以色列，在罗马作短暂停留时，机场上黑发美女重信房子正与3个男子含泪告别，其中一个男子就是她的丈夫奥平刚。这些视死如归又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将去执行一项屠杀任务，因此能不能平安归来，只有听天由命了。
飞机终于降落在特拉维夫的路德机场，在机场大厅，这3名年轻的日本人从背包中取出3支苏制狙击步枪和几颗威力巨大的手榴弹，奥平刚高喊着：“犹太人，让你们连同资本主义老爷去见上帝吧！”三枚手榴弹几乎同时扔了出去。接着他们用枪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拥挤的人群猛扫，许多乘客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横尸于地。受伤的人血流如注，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天哭地。其他的人吓得魂不附体，狂奔乱叫。奥平刚一边扫射一边大笑：“看看你们想升入天堂，我们把你们送入地狱！”扫射持续了两分钟，只见厅内血肉横飞，呼号震天。当警察闻讯赶到时，两名恐怖分子用手榴弹引爆，他们的头颅和残肢都被炸飞到了天花板上。这次大屠杀，26名乘客无辜丧命，72人受伤。
一小时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骄傲地宣布，这3名日本突击队员是不远千里前来参加支援巴解革命斗争的。
1974年1月31日，2名“赤军”分子伙同2名巴勒斯坦人，在新加坡壳牌炼油厂烧毁了一个储油箱。随后又劫持了一艘客轮，押着5名人质驶入了公海。当日本当局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时候，另外一批恐怖分子又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为人质。日本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屈服。一架日航喷气客机奉命飞往新加坡和科威特，最后把全部恐怖分子送到了南也门。
1975年8月，正当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访美同福特总统举行首脑会晤前夕，“赤军”派出5人突击队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举占领了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50名外交官被扣。恐怖分子释放人质的条件是：立即提供一架飞机，把突击队员和7名关在日本狱中的“赤军”分子送往利比亚避难。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痛苦地让步，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
1977年6月28日，“赤军”劫持了一架从巴黎飞往东京的日航客机，将机上151名乘客扣为人质。恐怖分子要求日本当局按名单释放日本监狱中的9名犯人，并交出600万美元赎金，“赤军”又取得了一个大胜利。
不久，重信房子在战略上已作了重大调整，争取把早已四分五裂的日本激进派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世界革命联合阵线委员会”。于是他们悄悄地蛰伏了八年，1986年他们再度复出，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听说12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将于五月在赤坂迎宾馆召开，重信芳子就调兵遣将，准备大干一场。3月份她调来泉水博这员大将，偕同“妻子”租住在松原公寓，在运进的家俱里藏着5根1.5米长的炮筒和迫击炮弹。松原公寓距迎宾馆约有3公里，恰好是火力半径的覆盖面。万事俱备，只等这一天到来了。
5月4日下午4点22分，迎接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仪式举行完毕，正当法国总统步入宾馆时，突然头上“咻”的一声，一发炮弹从远处飞来，穿过宾馆上空，向前飞去。接着只听“咣”的一声巨响，第一发炮弹落在了加拿大使馆前仅有10米的青山街上，这里离迎宾馆只有66米。
当警察手忙脚乱时，4点24分，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来，接着是第三发第四发。4点30分，当里根总统刚走下检阅台时，第五发炮弹又划空而过。不久警察找到了松原公寓，但此时早已人去室空，只留下5只炮筒和几枚炮弹。泉水博则逃之夭夭，平安返回马尼拉基地。
在柬埔寨：
柬埔寨是个全民笃信佛教民风善良的东南亚国家，但是自从红色风暴刮进这个国家后，这里变成了一座举世闻名的人间地狱。
本来，按照它的国土与民情并不适宜生长血腥故事。它是个佛教之邦，吴哥古色古香的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留有声誉。柬埔寨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国王西哈努克也深得民心，威望颇高。它虽系小国寡民，但丰衣足食，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在东南亚周围，也算得上是个富裕国家。
1970年3月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突然国内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国王西哈努克成了无国可归的孤家寡人。正在此时，中国政府收容了他，并以国家最高规格迎接他的到访。他在北京组成了流亡政府，准备联手红色高棉和越共，共同抗击美国。正当美国轰炸机对胡志明小道进行地毯式轰炸时，红色高棉既有北京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又有中越两国派来的军事人员参战，真是如虎添翼，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在红色高棉羽毛丰满时，对于原先的哥哥越共就越来越离心离德了。
1975年北越军队攻陷南越首都西贡十七天之后，红色高棉也摧枯拉朽地拿下了金边。在取得胜利之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多次到北京朝觐毛泽东，他曾四次来中国取经，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他对毛泽东说：“我从年轻时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引了我们全党。”1965年11月的访问，一耽就是三个月，此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会见了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在那时已成为他心中的夺权、建国、治国依据。
波尔布特在某些方面做得比毛泽东还绝，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想到而还没有做的事，他在柬埔寨一下子都付诸实践了。不过他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倒退到几千年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罢了，如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等，无不打上人类原始氏族社会的标记。
他还请中国协助为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1965年的这次朝圣给了波尔布特很大的启发，回国后，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九六八年一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军”，推行武装夺取政权计划。该年波尔布特再次访华，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当时柬共中央军区仅有四个警卫战士，到六九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一九七五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柬共武装的壮大与中国的援助分不开的，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武器是清一色的中国AK-47冲锋枪。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下首都金边，这一天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当红色高棉打进金边时，城市居民翘首以待的解放军“战士”竟和他们手上的AK-47冲锋枪一样高；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这些“红小鬼”是最凶狠最杀人不眨眼的孩子。就在占据金边后的第二天，红色高棉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在波尔布特看来，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要从城市着手，因为城市是剥削阶级老巢。这次攻下首都金边，就来个干脆彻底把城市消灭。
时间多么匆忙，数百万老百姓丢下家园和物资财产，扶老携幼，被驱赶到举目无亲的农村，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在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担架上输液的病人。许多人在疏散途中累死、渴死、饿死、病死。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抢击中后脑，有的是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
从此高棉民族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中共中联部副部长蒋光化曾参观了当时的柬埔寨，许多天都没有看到一个商店，没见任何市场，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全国只在金边有一个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中国帮助印制的钞票此时全部作废，存在仓库里，没人看管，大风一吹，钞票满天飞，谁捡去也没用。
社员家庭所饲养的家禽、家畜以及房前屋后所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管理和食用。社员家里除了必需的碗筷、衣物、桌椅、床和烧水锅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东西。男女分别住在劳动队里强制劳动，同吃一锅饭，穿着同一样的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婚姻由组织介绍，生下的孩子交给集体扶养，只能一个月可以看一次孩子，谁要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场由波尔布特领导下的史无前例“革命”，不但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相反他把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变成了耕田的农民。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一座“鬼域空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要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知识越多越反动，就要随时消灭，简单到从肉体上消灭。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都在杀戮之列。
攻下首都金边两个月后，波尔布特再次赴京拜见毛泽东，听取指示。受到毛泽东的嘉奖：“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
4年时间，全国有约二百多万人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处死。为了节省子弹，杀戮时采用的是原始工具。
在这场大屠杀中，二十万华侨也同样被杀，此时中国大使馆竟对此置若罔闻，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任其屠杀任其革命。
波尔布特除了对自己同胞大开杀戒外，对战友同志也不手软，中国文革曾横扫党内走资派，波尔布特在他执政的三年时间里，也在大搞内部清洗运动，四、五次运动下来，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直到把亲密战友宋成一家杀害。
红色高棉嗜杀嗜血，波尔布特残酷成性。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也可见一斑，柬埔寨的国歌歌词中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柬共就是用血腥的杀戮作为国歌的主题，从歌声中就能闻到强烈的血腥味！
在意大利：
当亚洲人正在大批大斗大杀的时候，红色的革命风暴也席卷了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激进组织和恐怖组织更像幽灵一样在各地时隐时现。在这些恐怖组织中，有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法国的“直接行动”，西班牙的“埃塔”，秘鲁的“光辉道路”等。
意大利本是黑手党的发源地和基地，但是自从出现了“红色旅”之后，它已成为欧洲老一辈恐怖主义组织中残余势力最强的一个。
“红色旅”成立于1969年，主要创建人是雷纳托？库尔乔。第一批成员基本都是20多岁上过大学的极端分子。他们出身于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家庭，基本上与世无仇。“红色旅”的徽号是一颗五角星和一挺机枪，象征着武装夺取政权。“红色旅”在组织上极为严密，它的全部人员被分成米兰纵队、都灵纵队、罗马纵队、威尼斯纵队和那不勒斯纵队。以袭击、暗杀、绑架等制造恐怖的手段来震慑对手扩大影响，他们把这种恐怖活动称作“武装宣传”，最著名的行动是绑架意大利总理莫罗并将其杀害，以及绑架北约南欧司令部司令多齐尔将军。
“红色旅”最初的行动是“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活动。他们朝政府官员的膝盖开枪，认为这就是意味着政权瘫痪的象征。
此外，“红色旅”还纵火烧毁或炸掉一些私人企业，袭击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活动分子。
在“红色旅”活动的初期，行动经常得手，成员不断增多。这个组织似乎有理论，有纲领，鼓吹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标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组织。所有的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中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红色旅”在这一时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
1974年9月，库尔乔和其他一批骨干成员被捕。此后开始实行的恐怖报复活动。
“红色旅”一直擅长于搞绑架活动。1973年12月，绑架了都灵的菲亚特公司的人事部长埃托雷？阿梅里奥。1974年4月，它又绑架了热那亚的检察官马里奥？索西。
1975年2月，库尔乔的妻子组织了劫狱，把库尔乔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她自己则在行动中被警方击毙。同年夏天，库尔乔再度被捕。然而，对库尔乔的审判却迟迟进行不下去。库尔乔在法庭上不断对审判者发出威胁。1977年5月2日，离开庭审讯还有一个星期，“红色旅”就把库尔乔的辩护律师柯罗西给枪杀了。
法庭并没有被吓倒，5月10又继续开庭审讯库尔乔，在法庭上库尔乔破口大骂，他声色俱厉地命令陪审团：“你们，立刻给我离开法庭，否则，哼，哼！”面对凶相毕露充满杀机的恐怖头目，一个女陪审团成员吓坏了，她要求退席，接着其他的成员也跟着退出了法庭，第一次审讯就这样流产了。
但是意大利政府并没有被威胁住，又组织了一个陪审团，并定于1978年3月17日进行新的审判。可是，就在审判的前一天，3月16日，发生了“红色旅”绑架意大利当时的总理、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主席阿尔多？莫罗的事件。这次绑架震惊了意大利，也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红色旅”的这次行动称为“宝石行动”，旨在用莫罗当作人质来与库尔乔交换。提起莫罗，他深得意大利人的敬意，历届政府执政平均都不到一年，而莫罗作为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却连续五次出任意大利政府内阁总理，创下了意大利官场上最高记录。
绑架总理行动的指挥者和组织者是红军旅女首领安娜。她冷静果断，心狠手辣，是个美丽杀手。他们在莫罗必经之地设伏，然后朝莫罗的座车和保镖车开枪扫射，司机和保镖都打死后，把莫罗从车上拉了下来，然后换上另一辆车扬长而去。绑架总理行动前后不到一分钟。
为了与政府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红色旅”一次次地发出了公告，但是政府无动于衷，绝不向恐怖分子低头。于是他们动员莫罗向政府写信，在55天中，整整写了80封信，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1978年5月10日，安娜在莫罗面前宣读了判决书，她代表“人民法庭”对前总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莫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晚上他的尸体被扔在天民党总部附近的大街上，这里曾是莫罗登上政治舞台的地方，也是最后他消失的地方。
枪杀前总理莫罗之后，由于政府围剿和内部分裂原因，“红色旅”一度跌入低谷。但恐怖活动从未停止，1980年一年就发动了2500次恐怖袭击。1月他们枪杀了意大利西西里区区议会议长马塔雷拉。4月袭击了意大利天民党米兰地区办事处，造成4人腿部受伤。其中两人是前众议院议员。12月，绑架了那不勒斯市负责监狱事务的官员乔瓦尼？杜尔索。1981年4月，绑架了那不勒斯市的政治活动家、天民党中央负责住宅事务的部长齐罗？齐里罗。
…………
到了1981年底，“红色旅”又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绑架活动。为了打击帝国主义，这次绑架的对象他们选择了“北约”组织在南欧地面部队的指挥官、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多齐尔。这是“红色旅”第一次绑架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军事集团组织的高级将领。
北约全称叫北太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领导下共有13个成员国加盟，它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都是美苏对峙冷战时的产物。北约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红色旅”鞭长莫及，于是就把血手伸向了驻在意大利的多齐尔将军。1981年12月17日离圣诞节只有一个星期，在意大利罗纳城的一栋豪华住宅里，四个化装成修理煤气管道的恐怖分子闯进了多齐尔家里，把多齐尔打昏后绑架而去。意大利政府和警方展开了拉网式的大搜捕，并悬赏170万美元奖励提供线索的人。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从一个匿名电话中，得知多齐尔被困在一家超级市场的二楼内。于是一支由10人组成的戴着面具身穿黑衣黑裤的突击队，利用中午时分突然冲进超市二楼，“红色旅”五名看守，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击倒在地。突击队员未放一枪一弹，没有任何伤亡，在不到90秒的时间里，就迅速地制服了歹徒，救出了多齐尔将军。
意大利警方趁热打铁，顺藤摸瓜逮捕了一百多名“红色旅”骨干分子，使“红色旅”受到了重创。
在南美：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斯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毛思想精髓。古斯曼后来成为当局悬赏百万美元通缉的恐怖头目，他的名字也被家喻户晓。
古斯曼大学毕业后当上哲学教授，但他却雄心勃勃想当个伟大导师，解救秘鲁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在1964年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的左翼组织——“红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冈扎洛”，他逐渐崭露头角，三年后终于成了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登位后他立即着手改革，1970年把“红旗”改名为“光辉道路”，自己仍然任最高领袖。
他在中国“文革”时来到中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绰号叫“香波博士”（指他善于用毛主义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脑”）。他也学会了夺权和造反，返国后就造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帕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说自己和帕之间的斗争就是毛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鲁共产党原来有份刊物名为《红旗》，由帕德雷斯控制。古斯曼于是办了一份名为《光辉道路》的杂志，从此，两派唱上了对台戏。
这场路线斗争在校园里进行，就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对立两派在辩论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上相互指责，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双方之间的武斗。
“光辉道路”最初活跃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农村，他们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业企业。但是当1980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自由选举时，古斯曼却把自由选举看成是资产阶级搞的欺骗，只会使秘鲁加速资本主义化，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于是他们打着“人民战争”的旗号，走出山区来到城市，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血腥和暴力揭开恐怖活动的序幕。
“光辉道路”的“人民战争”实际就是爆炸、暗杀和破坏，打击的对象已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它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截止到1988年6月，已导致9000人死亡。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在“光辉道路”的眼里，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秘鲁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选票上按指纹）。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
1990年六月“光辉道路”袭击了阿亚库乔地区黄塔（Huanta）的一个农民村社，屠杀了二十个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烧了四十所农居。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类似的打砸抢烧的行动还有很多起。在一些地方，“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拦下公共汽车，从车上把乘客赶下后集体屠杀。“光辉道路”袭击和破坏的对象还包括大学在农村的实验基地。1992年2月11日，“光辉道路”在一天之中就在首都利马制造了36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发生在美国驻秘鲁使馆旁边，炸死了使馆的两名警卫。6月5日凌晨，“光辉道路”引爆了装有600公斤的汽车，炸毁了利马一家电视台，炸死炸伤20余人。7月16日，在利马繁华的商业区引爆了两辆装有300公斤炸药的汽车，造成了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座建筑物受损。仅1992年上半年，“光辉道路”就制造了近700起暴力事件，造成4000余人死亡。秘鲁成了世界上恐怖活动最密集国家之一，利马成为“死亡之城”。
这样，“光辉道路”就从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不满的政治暴力组织变成纯粹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团伙。
一位学者罗森堡在“光辉道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化装成囚犯家属，访问了一所监狱中的女牢。这个专门关押“光辉道路”的女牢区有82个囚徒，整个区域完全处于她们控制之下。房间里贴满了毛泽东和古斯曼的照片，红色飘带上面写着“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囚徒们每天6点半起床，集体做早操，唱革命歌曲，听早新闻，然后各人按组织分配的任务去打扫、烹调、做手工拿到狱外出售，或是准备在来访日给客人做政治宣传的材料。当客人来访时，女囚们围成圆圈，在吉他和印第安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
古斯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间策划，1980年正式发动武装斗争的，此时中国已是“文革”结束、正在清算毛的死党人物，这对于无比崇拜毛泽东的古斯曼来说有如晴天霹雳。秘鲁首都利马的街头出现了一些倒吊在树上的死狗，上贴写有“邓小平”三字的纸条。尽管邓小平与逮捕“四人帮”并无关系，但他的名字象征着对文革的“右倾翻案”。当“四人帮”被审判时，中共驻秘鲁大使馆就受到暴力袭击，“光辉道路”的成员把手榴弹扔进了中国大使的卧室，对中共结束“文革”逮捕“四人帮”表示最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古斯曼在总结中共“变修”的经验后得出了如下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是正确的，但毛做得不彻底，所以他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所以他要接过这第四把刀子，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他要成为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于是他的画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口号。
“光辉道路”既是革命政党又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组织。说它是革命政党，是因为它有大套理论，要推翻现存秩序，改造全社会；说它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是因为它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于不顾，杀人不眨眼。它的个人崇拜也结合了革命党的领袖至上和黑社会的老大崇拜。
在秘鲁，除了“光辉道路”之外，还有一个恐怖组织叫做“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它虽然比前者起步较晚，影响也小得多，但是它却后来居上，大有盖过前者的趋势。1984年它袭击了美国驻秘鲁大使馆，一战成名。1988年1月7日，占领了“利马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和美联社驻利马办事处。1989年10月4日它绑架了秘鲁某广播电视经理。三个月后又暗杀了前任国防部长。为了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它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了一枚火箭。总之它把矛头对准了美帝国主义和秘鲁的统治者。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996年12月17日，它又干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把数百位秘鲁的政界要人达官贵人都劫持成为人质。
藤森是秘鲁日裔总统，所以在他任总统期间日鲁关系也特别的好。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生日，每一年的这一天，日本驻各国大使都要在驻在国举行一场盛大的招待会。这天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林森久也在使馆馆邸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的人数高达800人，除了秘鲁总统及众多亲眷外，还有秘鲁政府多位部长、社会各界名流以及各国驻秘鲁的大使、代办以及外国驻秘鲁的跨国公司代表。除藤森总统因为出外视察未出席外，总统的母亲、弟弟、妹妹也都来参加了。
晚上8点30分正当大厅里觥筹交错笑声欢语时刻，突然从官邸花园的围墙处传来6响巨大的爆炸声，接着一群蒙面人手握自动步枪和AK—47冲锋枪从洞口中冲了出来。与此同时，宴会厅中的服务员们也像变戏法似的从蛋糕里取出了武器。“图帕克？阿马鲁运动”22人兵分三路发动了这次攻击。爆炸、钻洞、射击、扣人一连串动作做得干净利索，数百位客人被吓得惊呆了，他们分不清这是精心安排的表演节目还是飞来的横祸，很快馆内的540名人员（200余人因公务提前离开了会场）乖乖地都做了蒙面人的阶下之囚。
这件人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行为，要求释放所有人质。总统藤森不得不赶回来处理这件大事。
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后，发出警告要当局释放在押的460名“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成员，并声称，若政府不答应其要求，他们将杀害人质。秘鲁政府除了出动大批军警对日本大使馆进行了严密封控外，还开始研究如何营救人质的问题。他们先找恐怖分子进行谈判，让其释放一部分人质，经过连续几次谈话后，终于不断地释放出数百名人质，到最后只剩下72名尚被扣留之中。
在讨价还价拉锯战谈判中，秘鲁当局已经作好武力抢救人质的准备工作，他们秘密挖掘了5条通向大使馆的地道。
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僵持，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97年4月21日15时15分，11名恐怖分子正在一楼大厅踢足球，二楼只有3人看守人质。于是，藤森立即下达了突击行动命令，200多名特战队员迅速向使馆发起突击。大使馆大厅、餐厅、花园的3个隐蔽角落闪出一阵阵白光，随之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隐藏在地道里的特战队员从3个被炸开的地道爆炸口中突然钻了出来，与恐怖分子展开激烈枪战。与此同时，从使馆院内另外两个地道爆炸口钻出来的队员与翻墙入院的队员按计划兵分三路：一路赶去增援；一路攻占制高点，一路赶去救护人质。
激战38分钟后，营救行动终获成功。72名人质中，除秘鲁最高法院法官阿库尼亚因受伤引起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外，其余人质安然获救。14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2名队员在行动中以身殉职。历时126天的人质危机，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只不过几十年来全球恐怖分子从事千千万万恐怖事件的冰山一角，许许多多举着民族解放大旗、打着宗教团体徽号的恐怖组织还多的是，如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西班牙的埃塔、北爱尔兰的共和军、德国的红军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卢旺达解放军、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联合人民阵线、印度毛派共产主义中心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邪教组织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天堂之门、上帝之子；西欧、北美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这些恐怖组织都是制造死亡进行暗杀、爆炸、绑架、袭击、劫机作业的，他们往往在滥杀无辜中制造恐怖气氛，引起社会震荡不安，达到其政治目的。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三K党、意大利的黑手党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但随着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形成，美苏两霸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给世界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各国提供了政治舞台，于是打着各种各样解放、自由、人民、红旗、红军旗号的恐怖组织也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
这些组织有着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他们都以代表劳苦大众利益为己任，以解放人民和人类的救世主面目出现。而采用的手段就是暴力革命，他们扬言要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采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手段，对各国统治者进行打击。
中共和毛泽东就是运用他们的这套理论和思维从事着颠覆各国政权来输出革命的。事实证明，这种革命输出，除了制造血腥恐怖暴力之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相反毛泽东的红旗插到哪里，哪里就变成大乱特乱的社会，毛派和毛共组织就要在乱中夺权。当他们夺取政权之后，整个国家、社会和人民就陷入共产的泥坑里越陷越深，陷入地狱和黑暗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导致国家的动荡，人民的不安，民族的毁灭，整个人类处于世纪末的恐怖之中。
人们给恐怖主义下了个定义，什么叫恐怖主义，就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吓，以达到某种选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么中国所发生的国共内战不是恐怖主义，为了金钱、情感纠纷而杀人、绑架的也不是恐怖主义，毛泽东在建国后在和平年代里开展的阶级斗争运动及文革运动就是货真价实的恐怖主义行为。
所以如果要问世界最大的恐怖大头目是谁？不是拉登，也不是萨达姆，而是毛泽东。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而且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头目，至今他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大影响。
1970年8、9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已经出现了分歧，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坐专列南下，在南巡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公开对林彪表示不满。此时他对林彪说过的“天才论”，“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论”已大为不满，他竟领着工作人员大唱起《国际歌》来。
当他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的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可见此时的毛泽东早已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人类的救世主，当然更知道他自己也不是什么人类的解放者，而事实正相反：毛泽东是个彻头彻尾的全人类灾难和悲剧的制造者。
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还怪在他自称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富豪，1976年他的存款已经达到了7600万元，这对于当时平均只有五元银行存款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自吹自己一无土地、二无房产，但在全国各地却拥有许许多多别墅和行宫，连专供他使用的列车，就是他移动的行宫。他一方面鼓吹“越穷越革命”，千方百计要割富的命，却把人民的血汗大把大把地抛洒施舍，一掷就是几万。
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还怪在他自称建立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国家，而实行的却是秦始皇的暴虐和斯大林的暴力统治。在“秦始皇加马克思”现代皇帝统治下，中国既不民主也无自由！
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还怪在他自称是无神论、唯物论、反封建主义者，却要全国人民继承封建帝王礼节，朝他手挥红宝书高喊万岁不断。要每天向他祈祷叩头，不断背诵皇帝圣旨。他的语录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把中国人民当作低等奴隶，甚至牛马不如的牛鬼蛇神！
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还怪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竟号召红卫兵打烂砸碎这部国家机器；他又是中共领导者，却要摧毁自己领导的组织，变成横扫一切的掘墓人！
三、再不能让“怪胎”“怪种”祸害中国和世界了
像这样一个“怪胎”“怪种”，竟统治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怪胎”“怪种”又孕育出了林彪、江青两个“龙凤孽胎”，组成了文武“哼哈二将”统率下的军队，把中国闹腾得天翻地覆。
毛泽东为了实现欲霸世界的野心，他把整个中国人踩在他的脚下，从渺小的中华民族中显示出他的伟大。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卑鄙的政治目的，可以把朋友、同志、同胞、同盟军甚至骨肉之情的亲属都可以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却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异族侵略者奉为上宾；可以把五千年文明的民族精神糟蹋得干干净净；可以把礼义之邦的民族性格扭曲成嗜血好斗的动物。
而把这个“怪胎”“怪种”扶上统治宝座的，就是毛泽东所创建的毛共组织。它在“怪胎”“怪种”调教和驯化下，很快变成了人妖颠倒、敌友不分，专门从事着亲痛仇快勾当的“怪胎组织”。这个“怪胎组织”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绩，就是把一个专门进行斗争、镇压、杀戮的杀人狂和恐怖大头目，经过精心打扮和包装，变成了“四个伟大”的超级伟人；又经过精心策划，变成了空前绝后、举世无双、超世界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要把阶级斗争演变成世界级的红色恐怖运动。
这个“怪胎”“怪种”及其“怪胎组织”的历史，是一部“窝里斗”的历史，是一部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相互仇杀的历史，是以暴动、造反、暴力革命为手段来禠夺自己同胞财产、生命和政权的历史，是充满血与火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交织着中华民族的血与泪、爱与恨、情与仇。
毛泽东这具“怪胎”“怪种”和“怪胎组织”是与世界前进潮流相悖的，连天理也难容。十年文革最后一年的1976年，“天人感应”的凶兆效应终于显露了出来，凡是奸臣当道，祸国殃民，国政不修，民不聊生，就会天降巨星，灾难降临。1976年3月8日在吉林市上空，从天上落下了三块巨大的陨石，每块超过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达1770公斤，为世界之最。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人数达40万人，为世界地震灾害之最。就在这一年，毛共集团的三个巨头先后去世，就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他的死期已经到了。9月9日作恶多端，罪行滔天的毛泽东终于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毛泽东在总结他的一生时，曾说过：“我的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战胜了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进了北京；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他所做的这些大事中，这日本侵略者真的是他战胜的吗？曾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偷袭过珍珠港，把美军基地打得惨不忍睹，同时还把魔爪伸向亚洲各国和太平洋广大区域，打得美、英、荷帝国主义投降的投降，趴下的趴下，难道蹲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新四军真的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吗？不，他不仅没有战胜日本侵略者，相反，他是个大汉奸大卖国贼，他干尽了日本侵略者没有干尽的坏事。
毛泽东这个披着黄种人皮肤、中国人人皮的“怪胎”“怪种”，实际上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对中国人展开进攻和杀戮的。
当我写完此文时，从遥远的澳大利亚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澳大利亚国会11月13日通过历史性议案，向曾蒙受委屈与苦难的原住民表示道歉，16日总理陆克文代表议会，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原住民致歉。超过七千人聚集在澳大利亚议会门前的草坪上，通过大屏幕观看了道歉仪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幕欢呼雀跃场面。
所谓“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是指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间，英国政府强行将一些英国白人贫困家庭的孩子送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前殖民地，名义上说为了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为了增加殖民地白人数量。在“儿童移民政策”的哄骗和胁迫下，有约50万儿童来到了澳大利亚，最小的只有3岁。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接受了农牧工作训练，成为农场苦力，或者被送到孤儿院或“儿童之家”，饱受各种奴役，甚至受到生理、心理虐待和歧视。
陆克文总理表示，澳政府将努力保证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当土著居民惨遭白人阶层的歧视与迫害时，陆克文并没有在场，他也没有参与制定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他甚至还没有出生。对于他而言，“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的祖辈与活着的人所承受的灾难并不是陆克文一手造成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伤害都与他无关。但是他作为总理，作为国家的代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向曾蒙受苦难和委曲的人们进行道歉和忏悔，就要付出极大勇气。这种勇气，只有强大的民主而又文明的国家里，只有英明的领导人才能有如此的决心。这就是对人权的尊重，这就是对历史罪恶的谴责，这就是对展望将来的信心。
国家领导人的道歉，并不是只有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这样做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德国总统阿登纳给犹太人受害者发放补偿金，以偿还纳粹希特勒时期欠下犹太人的血债。还记得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纪念碑前屈膝下跪，以表示忏悔或“认罪”。还记得德国总理施罗德撰文和发表讲话，对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俄罗斯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俄罗斯人民的宽恕。而施罗德本人虽然结婚四次，但一直没有亲生儿女，为此他却领养了一名俄罗斯女孩和一名男孩，作为他心灵上的安慰。
再来回顾一下“怪胎”“怪种”毛泽东和“怪胎组织”中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如此滔天大罪，何曾有过忏悔，有过道歉。他们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饿杀了4000万中国农民，又何曾有过下跪和认罪。相反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他们的杀人、斗人行为当作共产主义革命业绩来美化，把刽子手当作英雄和伟人来歌颂，暴力和血腥镇压竟成了他们“四个伟大”的丰碑。
这个一贯标榜要走群众路线、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怪胎”“怪种”“怪胎组织”，不但从来没有过道歉和忏悔，相反每当他们要表示自我批评时，就会引来更大的摧残人性的镇压运动。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而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前任务就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为此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要求人们在整风期间向党提出意见，并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和肃反运动中的粗暴行为公开表示道歉。不料距八大召开还不到一年，1957年6月毛泽东就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把数百万知识分子整了下去。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调整指标，是一次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但是仅仅因为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大跃进运动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缺点，毛泽东就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纠左的庐山会议，结果不但没有纠左，相反却来了一场更左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挨了整。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之后为了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而召开的。但是毛泽东在会上除了说几句不痛不痒的检讨外，相反即引来他更大的报复，在这次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场十年文革浩劫。
文革结束后掀起了改革开放浪潮，邓小平和后任几届的领导人何曾有过道歉和忏悔，文革后西单民主墙的取缔，魏京生的被捕，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对六四事件的镇压，无不说明毛泽东的后继者们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他们除了在经济上作了松动之外，哪有丝毫的悔改和忏悔。
如今国家强大，国库富足，经济实力雄厚，但是他们有过对蒙受过苦难的中国人表示过补偿、道歉和忏悔吗？右派经历了二十年牢狱之灾，改正出来后一无所有，但是三十年来却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补偿和赔偿，相反还对他们作为怀疑对象，不安定因素，打击目标，继续进行着全方位的监控。
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二。虽然美国还是世界第一，而这个超霸第一，却是从第二位发展中国家中国借钱过日子的，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今中国富得流油，但是也只有几百个人成为富豪榜中的首富，数亿中国人真的是富到了流油的地步了吗？当中国的国库里储备着大量的外汇时，中共国家机器给受苦受难者作过赔偿和补偿吗？没有。国家宁可把大把大把的钱借给世界超霸大富豪美国，也不给右派补偿一分一厘钱，哪怕是象征性的表示一下。据说中国借给美国达到9000亿美元，只要从9000亿美元的巨款中，拨出个零头数，就可以给中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们作出赔偿和补偿，让他们在经历了几十年痛苦人生之后，没有遗憾地得到了精神安慰的情况下走完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步。
这个从毛泽东体制下走过60年的中共政权，如今他们高喊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是他们却把崇尚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当作精神领袖崇拜，如今他们要建立科学发展观念，却把封建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思想奉为圭臬，如果他们再不从毛泽东理论思想体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们也可能成为像毛泽东一样的“怪胎”“怪种”。
中国人只有认清毛泽东这个“怪胎”“怪种”的本质，清除他的流毒，把他的画像塑像也像文革清除四旧那样清除掉，把毛泽东的罪恶公布于天下，让全人类认清毛泽东的汉奸卖国贼真面目，把他的遗尸从纪念堂清除出去，把纪念堂真正变成纪念在毛泽东专制统治下牺牲的千千万万个烈士英灵纪念堂，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这个民族还能立于世界之林。
再不能让这个“怪胎”“怪种”来玷污神圣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了！
再不能让这个“怪胎”“怪种”来毒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了！
再不能让这个“怪胎”“怪种”来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明了！
再不能让这个“怪胎”“怪种”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和恐怖了！
中共组织有这样的决心吗？中共现在的领导人有这样的勇气吗？
许多中共的后继人并没有参与过毛泽东的罪恶行为，在毛泽东大整中国人的阶级斗争期间，他们可能还是个孩子或是跟着高呼万岁口号的年青人，但是他们一旦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就应该担当起这个对民族对历史进行反思和忏悔的责任。他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当他们信誓旦旦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往开来的时候，当他们号召全民要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时候，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充满信心。为什么当清除这个祸害人类的“怪胎”“怪种”时，却又是那么顾虑重重，止步不前，不敢对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专制独裁体制挺身而出进行挑战？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也在关注着新一代领导人有所作为，在中国，要想成为有作为的有明智的有民心的国家领导人，那么他首先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如何把毛泽东这具“怪胎”“怪种”所造成的恶果和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阴影彻底地清除掉。只有到那时，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跻身于强国之林时，当中国的民主融汇到世界的潮流时，中国才可以对全世界说：我们不但进行了绿化工程，而且我们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污垢，为迎接新世纪，我们把中国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2009-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