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一书之后，河南籍女作家端木赐香再接再厉，推出第二部历史著作《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给喜欢她亦俗亦雅、亦庄亦谐或者说是大俗大雅、大悲大喜的独特文风的读者朋友，送来了新一波的精神享受。
多灾多难、忧愤深广的中原文化，赋予河南作家的往往是一种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这一点在男性作家乔典运、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李洱（李荣光）等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女性作家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中，也有着同样深刻的精彩表现。
具体来讲，端木赐香不但没有被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所淹没，反而以一种超然视角和逆反思维，对前后两二次鸦片战争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和理性解读。她在详细叙说大清王朝一再被动挨打却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同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种种武装行动及和平努力，也给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全面的分析。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自序中概括说：“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就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死不交涉的代用词’。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老把戏。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还回去19个喘气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网友紫夫人对此另有更加形象的概括说明：“关于挨打，有找抽的挨打，有被欺凌的挨打，更有挨了打后还嫌人家打得不够狠。按照端木赐香老家的俗语，这叫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按照我老家的俗语，这叫屎不臭挑起来臭。总之，鸦片战争是一场大清朝统治者们的犯贱找抽。”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笔者一直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每一篇优秀的历史文本，都应该是对于历史盲区的照亮和对于历史空白的填充。这一点在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再一次得到充分印证。由于涉猎的广泛和眼光的独到，端木赐香以她女性作者慧眼慧心、亦俗亦雅的学术分寸感，有选择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并且意想不到的历史细节，使得拥有同样慧心慧眼的读者，能够在因长期灌输而耳熟能详的历史叙述之外，重新发现另外一种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细心阅读这样的历史文本，往往会成为读者朋友一生中极其重要的灵魂探险和精神洗礼。
女性作者的慧心慧眼加上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成就了端木赐香既大俗大雅又极具穿透力的话语风格。学者的语言与平民的语言、幽默的语言与戏谑的语言、杂文的语言与小说的语言，在她的历史文本中异彩纷呈，读来令人时而莞尔，时而爆笑，从而于酸甜苦辣的话语快感中，回味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悲怆历史。
面对端木赐香的历史文本，读者朋友在阅读时最应该保持的，就是作者逆向反思的历史超越感和现实疏离感，换言之就是要与书中所展现的历史现场保持适当的欣赏距离。假如某位读者由于过于爱憎分明并且过分投入情感，以至于在潜移默化中移情做了大清王朝的忠臣顺民，不仅有可能在感情上受伤，思想上也有可能陷入复杂历史的幽谷迷雾甚至于圈套陷阱，到头来难免会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既廉价又冤屈的牺牲祭品。
2008年是中国北京的奥林匹克年，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按照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游戏规则来开展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公平竞争，进而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普世大同中，区分出综合实力优劣高下的小差异。相对而言，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之间的军事战争和贸易竞争，要比体育比赛更加复杂，这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游戏规则的不一致和不兼容。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中英两次鸦片战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通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两本书，笔者得到的基本印象是这样的：
所有的战争都是以流血杀人为惨痛代价的，都是不值得提倡和肯定的。但是，同样是战争，却可以区别出以野蛮征服更野蛮、以野蛮征服更文明和以文明征服更野蛮三大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重复轮回的却偏偏是自欺欺人地号称承天奉运、替天行道的以野蛮征服更野蛮甚至于以野蛮征服更文明的改朝换代与暴力革命。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来自边疆或来自底层的“半野蛮人”征服“半文明人”；借用姜戎的《狼图腾》一书的话语逻辑，就是来自西北草原的野蛮狼群，一再玷污改造中原地区的腐败羊群。只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大陆才开始出现以工商文明征服更加野蛮落后的农耕文明的近代化战争，这种战争不以改朝换代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而是以“枪杆子里面出市场”的商业利益和市场殖民为最高目标。这场撇开国家政权而较为单纯地抢占殖民市场的鸦片战争，无论如何也要比异国异族甚至于本国本族的一部分人征服残杀本国本族的另一部分人的改朝换代要更加先进也更加文明。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黄兴等人组建的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在宪政共和还没有得到初步实现的1912年之前，统治中国大陆的满族人只能是外来的“鞑虏”即侵略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谓的大清国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之国。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如果非要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话，最应该反对的显然不是英国人与英国政府，而是在中国大陆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满族人及其大清政府。同样是武力征服，满族人带给中国人的是新一轮的闭关锁国、愚民自愚的统治骗局。鸦片战争带给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特别是日本人的，却是放眼世界的改革开放。
1840年至1842年，中英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国民马上睁开了一只眼。1856年，中英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国民又睁开了另一只眼。日本人擦亮双眼的结果，就是主动与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自由贸易，彻底开放，全面维新。相形之下，大清王朝挨了两次打，依然处于稀里胡涂半睡半醒之中，扭扭捏捏地搞了个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务运动，从而使恩格斯所向往的“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和马克思所希望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彻底落空。进一步说，假如没有西方列强所发动的鸦片战争，无论异族统治的大清王朝是不是继续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开放程度都只能是更低劣而不是更高尚。
笔者说这些话的目的当然不是美化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而是说现代中国人所热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大清王朝“家天下”的专制之国；现代中国人所热爱的中华文明，也不再是政教合一、君师一体、愚民自愚、自欺欺人的传统儒教、佛教及道教文明；而是能够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国际社会正常接轨的高度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制度；或者说是能够保障每一位中国人不再被无耻愚弄和肆意侵略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制度。像《那一次我们挨打了》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这样高度通俗化、口语化的法政比较史学著作，能够影响于广大读者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