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中共第二党校的清华大学（网络图片）
在由香港城市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合办的《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的网页上，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五个风华正茂的清华学子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有的身穿飘逸的长衫，有的身穿笔挺的西装，脚上都是锃亮的皮鞋。他们的额头光洁，头发茂盛，眼睛明亮，身材修长，脸上充满自信和乐观的表情。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人，即将奔赴大洋彼岸留学，并希望学成之后将各自的学识和能力贡献于正在挣扎着走向现代化的古老中国。
这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被辨识出来，他们是：梁思成、周培源、孙立人。这三个人日后都鼎鼎大名，其人生之路虽有光环与鲜花，更多却是荆棘和风雨：梁思成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杰出的建筑家和建筑史家，向美军提供资料让日本古城京都和奈良避免被夷为平地的悲剧，却无法阻止暴君毛泽东摧毁北京的城墙和四合院，文革期间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复古”典型，受尽屈辱而死；周培源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跟随爱因斯坦学相对论，以物理学家的身份任教和任职于与清华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文革期间被北大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冠以“周白毛”之名百般羞辱，学术研究长期荒废，虽然活到一百零一岁，晚年却辛酸地哀叹说，“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孙立人留学美国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校，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将军，也是惟一在战场上消灭了一整个日本精锐师团的“东方隆美尔”，到台湾后却因功高震主，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猜忌，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除兵权，软禁三十三年，直到台湾戒严才获得平反，平反两年后就去世了。这三个杰出的清华人的悲剧命运，生动地折射出这所美国人以单纯而天真的理想主义帮助中国创建的大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动荡、战乱和政治运动中尴尬的境遇。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清华所象征的英美现代化之路被全盘否定，清华从自由主义和西化的大本营不由分说地被改造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换言之，虽然学校的地址没有变，但清华不再是罗家论、梅贻琦的清华，而变成共产党的清华——这一改造是如此的彻底，使得今天的清华大学堪称共产党最放心的“第二党校”，清华学生中党员比例之高，师生中党组织之活跃，以及跻身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清华毕业生数量之多，没有任何一所中国大学能与之媲美。即便历史比清华更悠久的北大，也只能以“大清天下北大荒”来自嘲。那么，清华的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如何完成的？在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以及文革之后至今三十年这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作为“精英的熔炉”的清华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d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掘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准确而细致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安舟指出：在文革以前，清华作为中国第一名的工程技术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红色工程师的任务。“技术官僚治国”的观点在清华盛行。但以毛泽东爲代表的极左派认为，城市知识分子是异类，技术官僚当权是对革命的“热月反动”。在文革期间，清华是首当其冲的目标，毛派遣工人和军人到清华推行激进教育实验。毛死后，清华又重新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寄希望于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无疑，清华史是中国政治史的缩影，正如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对此书所作的评价：“安舟深入探索了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近年来常被忽视的权力结构问题……此项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培养一支精英技术官僚队伍的研究，就如同一部讲述共产主义革命兴衰的编年史。”
蒋南翔的清华与毛泽东的清华
或许因为本书以文革时代的清华爲中心，所以对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轻轻一笔带过——其实，“院系调整”才是清华厄运的开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有王国维、梁啓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让北大甘拜下风；此后，清华在文史哲领域招兵买马、羽翼丰满，比如蒋廷黻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人才济济，当时的学生陈之迈感叹说：“这个历史性的阵容堪称当时海内第一”。然而，经过“院系调整”之后，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被合并到其他大学，清华不再是一所温润丰厚的综合性大学，而沦为一所僵硬单薄的工程学院。
北平尚未陷落，城外的清华园就有解放军进驻。由此，清华的梅贻琦传统，也就是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被共产党用暴力手段连根拔起。然而，此后清华的发展方向并未定于一尊，清华堪称“学术与政治两大选拔认证制度冲突的首要聚焦点”。清华所面对的歧路与争议，正是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延续：毛泽东的路线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阶级分野，建立一个太平天国式的、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路线是仿效苏联的工业化运动，重用技术专家，发展出某种可控制的资本主义与有弹性的社会主义的杂交体。这两种路线中，都需要清华扮演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文革前长达十四年时间里，作为刘邓治国模式在高等教育界的代表，蒋南翔这名“一二九”学运领袖、没有拿到清华毕业证的清华学生，成了新清华的“土皇帝”。特别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初，蒋南翔既是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同时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时，他在清华大学享有不容挑战的个人权威。“他是个威严的领袖，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志，又嗜好秩序与纪律。”蒋南翔在全校大会上讲的格言是：“听话，出活。”这四个字取代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对于工程师来说，只需要“听话，出活”，“独立”和“自由”是多馀的东西，甚至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数百名清华人，就是因为太独立和太自由了。
在蒋南翔时代，清华的党组织被形容爲“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蒋南翔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安插亲信。他倾心于从自己的政治圈子里培养的人中选取教师和干部，那些被挑选在大学当行政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清华毕业生，被称为“清华牌干部”，他们以强烈地忠于蒋南翔及清华党委著称。清华成为蒋南翔及其代表的官僚集团牢牢掌控的“私家花园”，就好像文革初期毛泽东形容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然而，蒋南翔的清华并非固若金汤，而只是沙滩上的城堡罢了——当遇到来自外部更高层的压力，尤其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压力时，这个“独立王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毛泽东利用造反派打倒官僚集团，利用激进派打击稳健派，然后迅速抛弃造反派，命令工人和军人占领大学。派驻清华的“工宣队”由五千多名工人和一百多名军官组成，他们建立新的秩序，并创建新的领导机体。而清华的大部分干部和教师被送到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以毛泽东的想法重组的清华，是学生监督老师的清华，是取消考试和专业训练的清华，是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光荣的清华。
但是，毛泽东的清华无法长久维持下去。随着毛的肉体生命的终结，文革也走向了失败。邓小平复出后，宣布放弃铲平阶级之事，毫不含糊地认可文化资本的价值，接纳昔日知识精英，并进而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技术专家治国的党。安舟用具有讽刺意味的笔调描述道：“现在，知识分子在欢呼声中拥戴邓小平——这个在二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中组织了迫害异端知识分子的人——成爲了他们的救星。党组织和教育制度重新得到整修，红色专家被迅速推举到领导岗位，取代了老资格党农民革命家和工农干部。”那时，人们因为高考的恢复而欢呼雀跃，谁也不会想到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会比反右运动时候还要凶残，干脆直接命令士兵向学生和市民开枪 。
文革风暴中的“工农民学员”
本书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所谓“工农兵学员”的来龙去脉。在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七零年代多次的政治运动中，工农兵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先进性」的阶层。在政治运动的宣传中，工农兵常作为正面褒扬的角色出现，和地富反坏右相对立。一九七零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北大、清华率先招收工农兵子女入学。
这份《报告》提出，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淮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具体规定爲：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本书引用官方材料揭示了一九七零年清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又低又不均衡的教育水平：超过百分之九的仅读过小学，百分之六十八的仅上过初中，不足百分之十九的上过高中。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和教育模式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工农兵学员”走入历史。安舟指出，取消大学入学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的制度，这是文革十年的教育改革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项。其实，名为“群众推荐”，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的大权，掌握在党的干部手中，他们对其属下的生活有大量的控制，而推荐的制度给他们的权力以更大的施展空间”。所以，“推荐制度”比考试制度更不公平，更容易滋生腐败。
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其教育程度仅爲小学水准，他刚刚上一年初中，正规的教育就被迫中断，然后到延安乡下当知青。那么，习近平为何能成为“工农兵学员”呢？真的是因为他在农村的表现有多好吗？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回忆说：“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习近平在这段回忆中凸显了牛气冲天的“非清华不上”的志向，其实他故意隐瞒的事实是：如果在此前几年，习近平是“黑五类”子女，不可能入选“工农兵学员”；而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四人帮”倒台，习仲勋平反在望，习近平才迎来入选“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不是习近平本人有多么聪明或勇敢，而是当时中国的政局已发生剧变，他的父亲即将重新掌权。既然当年是“一人倒霉，全家蒙羞”，今天当然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那个爲习近平“据理力争”的教育局干部，显然也是嗅到变化的政治氛围，否则小小的地方官员怎麽敢爲了一个黑帮子女而牺牲自己的仕途？
由于原来的教育程度太低，勉强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不可能完成老清华时代严格的专业教育。而此时新清华的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红”压倒了专，一“红”可遮百丑。毫不夸张地说，“工农兵学员”是清华有史以来水准最差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羞于谈及这段经历。且不说他们的专业程度如何，他们的精神世界、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都深刻地打上毛泽东时代的烙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脱离于世界文明的主潮之外。最为不幸的是，随着习近平及其同僚登上中国最高层领导的职位，一个可怕的“工农兵学员治国”的时代到来了，他们把中国带往黑暗的深渊。
清华毕业生是共产党的青年近卫军
安舟在最后三章“重建红色资本及文化资本的基础”、“红色工程师们的胜利”和“技术专家治国与资本主义”当中，描述了文革后的清华如何咸鱼翻身、重振雄风，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流砥柱。确实，“清华的毕业生很快登上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在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不仅最高领导人毕业于清华，而且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清华毕业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清华人凭藉其红色工程师的身份，在体制中游刃有馀。清华大学在百年校庆的宣传资料中公开炫燿说，三百多清华毕业生担任了国务院的部长和副部长，数以千计的其他人担任了工厂厂长、局长、市长、省长、地方上及省的党委书记。由于这麽多清华校友攀上政治体制的最高峰，他们被集体地称为“清华帮”。清华的毕业生虽然未组成政治派别，但许多人倾向于提拔自己的校友。“随着更多的校友掌控权位，清华文凭的价值稳步上涨。”
那么，一九四九年之后，清华人对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贡献，究竟是正面为主，还是负面爲主？或者更明确地追问：清华人巩固了共产党政权，还是削弱了共产党政权？清华人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的职责，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同时代人讲述、分析本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不媚权、不媚俗，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当官和商的帮忙和帮闲，也不当大众的帮忙和帮闲”。美国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马克·里拉指出，二十世纪政治的唯一问题就是“暴力和暴政”的肆虐，所以他将知识分子对暴力和暴政的态度，作为判断的关键性标淮。在此意义上，绝大部分技术与价值分裂的清华人都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助纣为虐，爲暴力和暴政添砖加瓦，并乐此不疲。
在清华百年校庆时，惟一一点点微弱的批判声音，是一个在读的女生蒋方舟发出的。蒋方舟在一封公开信中批评说，“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她如此描述说：“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淮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蒋方舟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更直抒胸臆：“我大一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天哪，这个学校怎么是这样的。当时还处在一种震恐的状态，觉得大家都是一种做‘当代领导人’的心态、做统治者心态，这是让我比较害怕的。我觉得处于一群‘青年近卫军’的包围之中。现在我已经接受了他们很保守、价值观很封闭和坚固这个事实。”她认为，清华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自觉维护”现存体制——当她想谈一些社会问题时，很多人的回应都是“中国不能乱，乱了以后怎么治理”。他们是在自觉维护一种秩序、和平和稳定。这样的心态在内心里异化，最后言行合一，不敢逾矩。
安舟在本书中验证了蒋方舟对清华人与中共独裁体制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观察：“清华校友网络中最有权势的成员，从他们在中共的职位上获取其权力。当他们还是清华党组织的学生党员时，就开始建立关键的联系；他们围绕着执政党已经培育的个人网络，组成了实体化的政治资本。其他人则主要从其掌握的经济资本及其已经培育的商业网络，来获取其权力。这些政治的及经济的网络，围绕着一个学术的机构旋转的事实，揭示了在今日中国，把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凝聚在一起的这些关系链接有多密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与其他大学一起走上街头的富于理想和激情的清华学生，在今天的清华校园里不复存在。或许，他们还在，但已经以“今日之我”全面否定了“昨日之我”，转而积极支持共产党政权，并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或许，只有到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教育和学术的独立实现的那一天，清华才能重新找回梅贻琦的传统，成为一所让人尊敬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