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科研经费的国家垄断，只会逼着学界、学者也行政化、官本位化。
试想，过去朝代时期的中国，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土地和山寨。如果你有骨气，你想学术清高、坦荡做人、不去媚上，你真还能做到，因为在你靠自家土地有吃有喝的情况下，你犯不着去向官要饭吃。你也犯不着通过作假发论文、出“汉芯”，以便骗取国家研究经费、骗取职称。当国家研究经费差不多是获取研究经费、从事科研的独木桥时，各种欺骗就不再奇怪了。
当然，我们会说，过去，有土地和资产的人可以享受这种独立、保住自己的人格。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地、没有资产的人呢？他们是否也能享受到这种独立？第一，在那种制度安排下，社会中至少大多数人能够选择独立，因为大多数人有土地和财产，而不是像这些年几乎所有人是无产者，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靠官；第二，那时，没有财产的人，至少有机会通过奋发获得私人财产，不用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的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的兴起，其意义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本身，使人们的生活选择不只有一条独木桥。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终于在逐步多样化，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尽管非政府经费的途径还很窄、受到的管制也很紧。学人的选择空间也多样化了。当然，这也包括，在政府手中掌握的经费来不来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的情况下，有些大学教授们会控制不住地也想去捞一把，作假也行！
请往下看。 —- 陈志武，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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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 中国学术界又爆出丑闻。浙江大学一院士课题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腐败行为，这些论文已经被国际期刊撤销。据统计，该课题组涉嫌造假论文目前已被发现十四篇之多。
论文本来已发表，现在又被撤销，这说明造假证据确凿，已成定论。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明明已是铁证如山的学术丑闻，却没有人出来为此道歉，更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学术规则，一旦论文被证实有造假、抄袭、剽窃等行为，所有的作者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不论是名牌大学校长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论文中有署名，都必须引咎辞职。
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但作为中国名牌大学的浙江大学对此事的处理却令人大跌眼镜。浙江大学竟然发表声明称：论文造假全是某博士后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这样一纸声明显然是把责任全部扣在了这名无权无势的博士后头上，其他名头更大的作者则安然无恙。
这样的声明，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很多国际学术界人士指出，这些论文涉及的造假行为，绝非一人所能为，必定是集体行为。而且，如果造假丑闻没有被揭露，其他作者是否也照样将这些论文，列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呢？
纵容诿过助长歪风
很显然，如果丑闻没被揭露，这些人不但以此为资本去申请课题，索要经费，捞取更多利益，还可以装点门面，到处招摇撞骗。和很多行业一样，中国学术界也是对自己有利的，就要遵循国际惯例，对自己不利的，就要强调中国特色。
这起丑闻不过是近些年来频频爆出的学术腐败的又一个案例，而浙江大学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中国大学的一贯手法，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丑闻的处理方式和对学术造假的纵容、对科技创新的创伤，却是难以治愈的。
科技创新是国家振兴的基础。过去多年，中国学术界一直抱怨科研经费少，个人待遇低。最近几年，随尠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多，不但没有换来相应回报，大学却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患上了富贵病，染上了造假风。
大学教授的金钱收入疯长，但能力、学问却不长，每年炮製出的无数论文和专着，大部分都沦为文字垃圾，毫无价值。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与美国相当，但中国科研水平是否也与美国相当呢？这实在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的浮躁风、造假风，与有关部门拙劣的管理能力密不可分，正是这些部门严重违背学术规律的管理方式，急功近利的考核模式，使得弄虚作假者如鱼得水，使得脚踏实地者难以生存。这种风气在搞乱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使创新国家成为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