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推行“八八战略”就以“腾笼换鸟”为核心口号。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汪洋无疑清楚最高决策层这一取舍，他到了广东就安排去浙江取经，又提出“腾笼换鸟”，是向已被定为王储的习近平表态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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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为推动“解放思想”，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分组会议上说，广州和深圳不能再跟国内其他城市比，“要有敢于和世界一流水平叫板的勇气，和新加坡比，和首尔比”。2008年1月，在广东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这“三讲三不讲”话音刚落，委员们掌声雷动。

汪洋和黄华华与网民见面。

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亲自担任广东解放思想大讨论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半年里组织省、市党政一把手赴华东考察取经；邀请专家作专题讲座；由省委常委牵头进行12大专项课题调研；组织宣讲团，到基层宣讲辅导了13，500多场；汪洋专门邀请网民“灌水”“拍砖”，省委、省政府搜集到3万多条意见和建议。

“灵魂深处的大洗礼”

经历过“文革”的人，或许记得林彪的名言：“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2008年6月，广东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有官员发感慨也拣起类似的语言：“我们在灵魂深处经历了一次解放思想的大洗礼”。

汪洋上任后半年，从官员到学者，再到普通群众，广东人人把“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这些词挂在嘴边，在网上搜索关于广东思想解放，突破了180万条。汪洋主持制定《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第一部分提出“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片面追求总量和速度、“重物轻人”的观念，被认为是广东未来发展的纲领。

许多官员都感觉到，这次思想解放，跟30年前的那次不同。那次是从左的路线跳出来，革旧体制的命，而这次却是要“自我革命”——从过去的经验、观念和路径依赖中跳出来。

汪洋成功地促使越来越多的官员思考：广东经济总量大，人口多，但人均耕地面积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广东虽然是世界工厂，但产品价格只有人家的六分之一等等问题；过去只要打开大门招商引资就可以，“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而现在得考虑土地瓶颈、污染评价、节能硬约束，等等。

“灵魂深处经历洗礼”的成果，是找到一批阻碍科学发展的难题，初步找到破解的思路、方向和举措。

在汪洋主导下制订了《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这两个新的指挥棒，其中经济指标只占到三分之一；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指标，像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重、社会安全指数、民主法制建设指数等等；增加了体现人民生活状况的指标，如失业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食品和药品安全指数等等；增加了体现生态环境的指标，如森林覆盖率、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成率、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等等。中央党校教授王军评价说：科学发展“一直存在着无法落实、没有可定量评价的标准，易于陷入空泛，广东的这一实践不失为积极的探索。”

因势利导“腾笼换鸟”

汪洋从全国和广东发展战略高度分析、预测，提出广东变危为机的思路，这就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腾笼换鸟”。

“腾笼换鸟”，即“腾出空间，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汪洋文章提出的战略设想是：“广东既要加快转型，又要保障社会稳定，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发挥社会保障职能，妥善安置下岗工人，但决不能盲目去救落后的生产力。千万不要因为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一切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坚决摈弃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决不能再走传统发展的老路”：“要求企业转型、升级的前提，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

汪洋明确声称，省委省政府希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珠三角，比如家具制造、皮革制造、小五金制造、服装鞋帽制造等八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它们占用了广东土地的25％，但只贡献了8％的生产总值。

“我们希望它们转移到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山区，我们也不反对他们走出广东、甚至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汪洋直言不讳：当年香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广东，现在轮到广东希望将它们转移。

据有关资料，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推行“八八战略”就以“腾笼换鸟”为核心口号。其含义主要是“腾出低附加值企业，换入先进企业”。习近平2007年调往上海后，浙江仍在推行这一战略，但“腾笼换鸟”口号并未叫响。


习近平在汪洋陪同下视察广东。

《多维月刊》2008年6月号刊出特约记者艾仰桦的长文《习近平冒升之谜新解》，指出：“如果将习近平、李源潮和张德江，分别看成是浙江模式、江苏模式和广东模式的代表，那么，在十七大上习的地位比李高出一筹，对张也后来居上，就不仅是派系博弈、个人竞争的体现，而意味着发展模式的取舍”。文章的结论是：“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无疑是清楚最高决策层这一取舍的。他到广东以后，也确实感到依赖出口、依赖外资的“广东模式”走入困境；而“浙江模式”，以发展私有民间经济为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资金积累和转移，依托国内销售市场，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也较小。这种模式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动荡之际，显示了其较强的生命力。

实际上，汪洋主政重庆时也曾说过“腾笼换鸟”这个词，不过当时主要是特指重庆城市建设。到广东后，汪洋重提这个口号，遵循的是与习近平类似的思路，表明了向“浙江模式”靠拢的的发展战略。我们从中也看出，汪洋到了广东就安排去浙江取经，又提出“腾笼换鸟”，是向已被定为王储的习近平表态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