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中国专家凯利·布朗(Kerry Brown)在网媒《外交家》撰文列出3个理据支持他的说法,而其中一个理据,就是美国选了一个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空间施展影响力的特朗普总统。
布朗所说的3个运气,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任内,正值现代中国发展攀上高峰之际。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得以统一;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则开展了经济增长和创富的划时代成就;他们留给习近平的,是一个在现代史上无出其右的更富有更强大,以及地位更举足轻重的中国。
中国为达到目前这个地步,代价不菲。但最坏的情况在之前的领导任内已经发生。中国的领导过去须要采用最粗暴的选择,例如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主义而拥抱市场元素。习近平不需要面对类似的艰难选择。当他出任中国的舵手时,国家艰困的经济改革早已向前迈进,而一党专政受到最大威胁,也自1989年开始被排除。习近平最主要的任务,只是简单地继续扮演其他人早已安排好的角色。他无疑做得很好,但也仅是如此而已。
他的第二个运气,就是在他任内,美国选了一个每天都证明这个国家的信心和政治影响力都在走下坡的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软实力的贡献,胜过中国花了亿计金钱以及600家孔子学院所发挥的政治宣传。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环保、多边外交的态度,为中国敞开了几年前所难以想像的空间,方便施展它的影响力。
布朗指出,习近平初上任时,还被动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故事,可是习近平2017年在戴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却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提出了最实在的概念。之前,这种论调只会招来鄙夷反应。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因此而开始对本身的稳定和持续性产生怀疑。西方自我孕育的困惑,正好为中国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效力和影响力。中国其实没做甚么,但却坐享其成。
习近平的第三个运气,就是从来没有一个现代中国的领导人,身旁缺乏一个有力的挑战者。毛泽东毕生须要对付政敌,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出来的,手段通常是用计谋或用暴力;邓小平则须要透过竞争胜过他的对手如陈云之流,落实他的快速市场化;江泽民须要应付邓小平的垂帘听政;而胡锦涛也同样地要应付江的退而不休。但习近平2012年接任党总书记开始,他的前任已全身而退。事实上,习近平同辈唯一足可挑战他的对手--薄熙来,则有如天从人愿地在习当权之前已经从政坛消失。这有拜薄熙来的妻子参与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引发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如果薄熙来不这样倒霉,很难想像习近平可以如此快速地爬上他今天的地位。
布朗认为,就是这3个好得不得了的运气,造就了习近平今天特有的地位的权力;他的国家经过70年发展而终于达致繁荣和强大,其中大部分还归功其他的领导人;而反观世界其他地方却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中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最后就是中国本身缺乏一个足可挑战他的对手。如此走运,或许每一个人都可以大权在握,只要他占了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