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岁末，中共最高层级的经济官员经过三日闭门会议发布的经济蓝图，再度凸显了习近平大权独揽的地位。以习近平命名的一套理论强调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经济蓝图重复了往年的各项承诺，唯独不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的债务问题。
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债务是贯穿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的权力进一步得以强化。外界希望看到他在清除了政治障碍后，能够推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遏制与日俱增的债务。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债务问题的淡化令人失望，也同时表现出当局在经济增速和削减债务之间很难取得平衡。
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他们谈到需要解决债务问题，但还想保持政策对经济的适用性。换句话讲，就是要留意就业和增长。”
减债和增长的平衡之难，指向的正是北京决策者面对的挑战之核心：既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信贷的快速增长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积累，同时也不能让增速降幅过大。
2015年底推出的供给侧改革被视为习近平经济理论的核心，所针对的是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和房地产失衡等经济顽疾。今年的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提高经济质量，削减过剩产能，增强新经济发展动能等，却淡化了其核心，即削减债务。
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公布新的经济蓝图前夕从知情人士处已经得悉，即将发布的蓝图中，控制宏观杠杆率的承诺将取代过去两年将去杠杆作为首要任务的说法。据该消息来源，中共最高领导层12月早些时候确定了这个软化的目标，意味着官方默认摆脱债务驱动式的经济增长难度极大。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的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国有银行放贷所驱动的。而近年来，中国日益庞大的债务规模引发忧虑。中国在十年间积累的债务已经大致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相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对中国金融部门稳定评估中警告中国金融体系各个领域已经显现紧张态势：旨在支持就业和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近年来呈扩张性；在强大压力下让没有生存力的企业继续经营，而不是允许其倒闭。IMF说，加快GDP增长所需的信贷引起大幅度信贷扩张，导致企业债务高企，居民债务也在迅速增加。
美国两大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今年早些时候也因企业债务高企而调降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尽管此举激怒了中国政府。
华尔街日报援引麦格理集团的估算，认为中国国企债务规模占中国企业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
习近平在十九大后开始谈及将经济工作重心从增长速度转向增长质量。这引发外间猜测，当局或会采取切实手段遏制债务的激增。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然是给抱有这样希望的人泼了冷水。
凯投宏观的威廉姆斯说，其实中共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已经很明确地将国企置于优先地位。他说：“就其政策而言，主要是确保国有部门在经济中保持大的份额，使党能够掌控这部分经济。
威廉姆斯在新加坡的同事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长期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动向。他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即便习近平在十九大进一步扩大权力，也不会推进结构性的改革。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后通过电邮发布的评论中，称习将政治置于市场开放之上。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将会让那些仍然对习近平可能第二届任期内对国有部门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抱幻想的人死心。
外部分析普遍认为，中国有许多结构性问题都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国营部门效率低下是经济最大的掣肘因素：回报率非常低，却占用大量经济资源，从中国金融机构获取不成比例的信贷，而这就是中国债务问题的根源。
华盛顿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该机构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及中国国企信贷时说，这些公司回报率极低，大概百分之2到2.5，约为私营公司的四分之一，但它们获取的信贷越来越多。他说：“它们从银行吮吸的贷款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存在严重的资源错置，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但不大会把标题GDP拉下去。”
拉迪说，中国国企杠杆率骤升，而私营企业则在下降。他说：“私营公司花钱更有效。它们在偿还债务，而国营公司在借债。”
但中国官员似乎对国企有全然不同的看法。与拉迪通常交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尔说，他们在与中国官员进行“第四条款磋商”时，北京的经济官员虽承认国企效率低下，同时也看到市场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却否认国企接受补贴，并且否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比在效率方面有先天劣势。丹尼尔说，双方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对政府的角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多年来他们都有着这些经济目标，包括国企。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的杠杆，看到国企的积极作用。中国国企的确在变得更大，变的更强势，同时共产党也对国企加强了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收紧金融环境，加上公司盈利复苏力度逐渐减弱，将压低增速。这与官方政策背道而驰。中国当局决心实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2020年时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长期目标，将不会缩减预算赤字并推进适当的结构性改革（比如缩减亏损的国企规模），相反，中国当局将会继续保持庞大的赤字并延续疯狂的信贷扩张速度以推动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其结果将是公共债务和公司债务进一步飙升；就公司债而言，IMF预测到2022年，中国国内信贷相对GDP的比例将升至近300%。IMF说，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其他地区或者因杠杆过高问题终获解决而导致增长幅度大幅放缓，或者因为忽略杠杆过高而导致金融危机。
拉迪提出所谓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另类看法。他认为传统观点忽视了几个因素：一是中国领导层显然已经提高了降低金融风险相对与实现最大经济增速的重要性；二是，中国在10年内让真实GDP翻一番的目标已触手可及，因为中国在前6年年均GDP增速为8.1%，因为10年翻一番需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2%，今年增速应该不低于6.7%，未来3年平均增速为6.3%即可实现目标。
拉迪谈到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增长对信贷驱动投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而消费增长的地位变得突出，2015年和2016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二。
此外，拉迪在今年夏天撰文提及，从2016年下半年起，习近平多次强调金融风险，并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变化。期间，中国保监会前主席落马。新的领导层接管了中国银监会，银监会发布抑制银行进行监管套利的新规定，并开始调查银行对少数几家实施大举并购的公司发放过多贷款的情况。此外，中国央行采取措施提高多项短期利率，包括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中国国务院还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十九大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提出要警惕“明斯基时刻”，可能导致“僵尸企业”大规模债务违约、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及影子银行风险集中爆发。
这些言行都表明，中国当局认识到维持金融部门稳定的重要性，也在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