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即将在香港出版的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写的自序）
三年前，我曾编过一部个人文集，被《观察》网站制作成电子文版，收入“观察书屋”。文集的标题是《解构党专制：中国的根本出路》。今年是1989天安门公民维宪运动20周年。香港晨钟书局的朋友们建议把这部文集充实、整理，正式出版，以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建议，也感谢晨钟书局为本书出版提供的支持。
充实后的、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部文集定名为《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解构”，当然还是指解构党专制。我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制度是当前中国所有政治-社会痼疾的总根源，因此，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害人的制度，这是本书作者的总的判断，也是本书立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其次――我主张，这种“改变”不应是“推倒”，而是逐步“解构”；“解构”说的通俗些，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一间旧房子，我们要改造它，又暂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只能采取整体重新设计、但分步实施“拆除”、在“拆除”的同时进行“重建”的办法。中国的事情也是这样。党专制是肯定没有前途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推倒，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内部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加上中共几十年来实行的高度社会控制，试图扼杀一切独立民间力量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民主的培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制度变革的条件只能一步步积累，制度变革本身也只能一步步进行。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普适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事实上，党专制体制逐步“解构”的过程，就是宪政民主体制逐步“建设”的过程。“解构”和“建设”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弃旧图新的两个方面。
那么，何以称“纵横谈”？本文集收录了大大小小32篇文章，均围绕“解构”或“建设”的主题展开。它们有的从“纵”的角度挖掘党专制的来源、剖析党专制背景下权力嬗变的历史；有的从“横”的角度研讨转型战略、探寻中国未来民主建构的可能途径和制度安排。具体内容不一，但合起来却服务于一个总的宗旨。
这些年来，笔者研究和创作的“主战场”一是关于过去100年中国专制主义演变的历史-哲学探究，二是当下和未来中国宪政建设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战略研讨。作为学者，我给自己的自我定位是：理论层面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反思，实践层面务实的理性渐进立场。我相信，严谨的中国批判理论建构者，学术化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实践意义上渐进改革的鼓吹者与行动者是可以融于一身的。既然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它的最为成熟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在今天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的工作就不仅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变革现在，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在研究历史时，我们的角色是思想家和学者，在面对现实时，我们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战士。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学识为改变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3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章，也算是笔者这样一个信念的小小的证明吧。
这部文集在内容上分为7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专辑，收入5篇文章，其中前三篇属于历史资料：“中国向何处去”是八九民运期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学们的委托起草的一封公开信；“论全民参政”是北京宣布戒严后写的一篇评论，本来想投给《人民日报》发表，因媒体已被军队控制而未果；“六四两周年的反思”则是我的一部英文著作的中文原稿的一部分，写于1991年。这三篇文字收入本书，予以发表，具有特殊的纪念含义。
第二部分“解构党专制考验当权者的智慧与勇气”包含一组短论，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对中共最高执政者的“建言”、“告诫”或“规劝”。很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由当权者主动进行的改革，通常是代价比较小的改革。我们期待中共执政者也做出明智的选择。我相信，中共党内（包括它的高层中）不乏有识之士；中共党内民主力量的增长及其与民间自由力量的结盟，当能为中国现行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的和平转型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其它的可能也不是不存在。“党专制”继续苟延残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死而不僵、或者由于社会矛盾积聚爆发而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都有可能。这自然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怎么办？促动体制内外都来思考理性转型的可能、条件并积极付诸行动，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事情。
第三部分“党专制从哪里来的？”包括两篇文章，它们都节选自笔者《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中的第四章，作了适当压缩和改写。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迄今仍被奉为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已经越来越形式化而失去其实质意义。这两篇文章就是想告诉读者，从逻辑上讲，党专制其实恰恰肇源于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梳理这个话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逻辑演变的角度理解今天的党专制。当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成熟形态的党专制还有一个独特的起源，那就是前现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皇权传统如何共同造就了中共的党专制，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课题。我的那部《从五四到六四》已经为回答这个问题做出尝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第四部分“党专制与权力蜕变”收入了笔者最近写的一篇长文“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这篇文章纵论毛、邓、江三代中共领导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面对执政党的蜕变趋势各自的认知和采取的应对办法。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党体制内解决权力蜕变问题的出路。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解构这个体制，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
第五部分“解构党专制，建设一个美好的公民社会”收录了笔者在不同场合所作的几次学术讲演和其它若干文章，这些文章截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断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党专制对当代中国人生活和心灵的影响；同时强调，启动新闻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建设一个健康、成熟、美好的公民社会，是中国宪政改革事业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一部分中辑入的有关文章，只是从政治哲学和批判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第六部分“解构党专制，建设一个符合宪政民主原则的现代国家”则把关注焦点集中于未来中国之宪政国家的体制性构建。特别是“双轨共和制”一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具体思路和建构性设计的这样一种意向。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均是中国国家建构绕不开的问题。本部分有4篇文章与它们有关。其中，“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写于2008年3.14事件之后，此文分析了西藏人权问题产生的原因，严厉批评了中央政府妖魔化达赖喇嘛的作法，指出只有推动宪政改革，才是最终解决西藏问题、促进民族和睦、避免国家分裂的根本大计。
最后，第七部分“从世界看中国”辑入“全球治理与民主：兼论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重构”一文，这是本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文字。该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置于全球文明变迁的总背景下加以观察和界定，相信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总的说，当代世界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新的人类整合原则正在代替旧的，以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和发展奠定更理性的基础。而新的全球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前提，是专制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功实现宪政民主转型，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人类的贡献。
（2009年2月1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