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数日新华网上大陆学者在讨论国家的面子问题，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的胡百精副所长指出，要改善中国国家公关， 就必须建构“统一战线”，将国内的各类组织、大众媒体、学术精英、社会和宗教领袖，乃至临时聚合起来的社会公众都网罗进来，为己（党国）所用。此外，“海外精英、公众作为第三方话语同盟不可或缺”。胡先生还提出发展国家公关的两种武器：其一，“媒体外交\”，要突破“西方舆论合围”，建议央视要聘用针对国的本土人才。其二，对海外意见领袖的游说和邀访，争取他们的支持，积极打造第三方话语盟军。所谓意见领袖，胡氏指出这不仅是议员、官员、学者、宗教领袖、公司首脑，还包括一些“名嘴、名笔”，只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能事半功倍。总之，“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公关策略上都走隐形和显形两条道路。西方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华人其实早就在大陆的国际公关统一战线上的名单里。近年来中国官方更是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结，直接间接通过他们侵入乃至渗透到西方的某些领域。美国这几年来各种经济和军事的间谍案，几乎没有例外地是由海外华人担任主角，他们或是出于“爱国”，或是出于利益驱动，成为中国政府在海外的隐形之手。在显形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因拥有全国的土地和资产而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开始注意改善自己的形象了，脱下毛装，换上西装，“美帝”也成为战略伙伴，“苏修”已到爪哇国，现在跟自己是同奔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军了。胡温政府的“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点子，经张艺谋大导演在08京奥上以一个巨大的“和”字而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胡温的谋略岂一个“和”字了得。当年“批林批孔”的杀气腾腾被如今羽扇纶巾的温文儒雅取代，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大张艳帜，贩卖孔老夫子的家当，成立孔子学会，宣扬起儒家文化了，表面看上去“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的中共成为素食者了。

西方的华语媒体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留学生和华侨在国外寻求使用母语工作的很好机会，从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大部分大陆留学生学成之后都滞留国外，他们人数远超过港台新加坡等地区来的总和，因此也很自然地就进入了华语媒体和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本来这是可喜的事，如果华人能恪守职业道德，发挥自己文化语言上的优点，必能提升该领域的专业质量。然而这块阵地也正是中国政府国家公关路线图上的碉堡重镇，它岂会甘愿只当旁观者？

去年8月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的张丹红女士的事件将这个潜伏着的敏感问题曝光了。人们对张的指责和“赞美”，后来扩大成为对该电台整个中文部节目的批评，事实上都围绕着上述的两个主题：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官方的隐形之手的红色渗透。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和警觉性相对来说很弱，这其中还隐含有一种傲慢的自信， 认为东西阵营的对垒，结果不是自由民主一方胜利了吗，冷战已经结束，何必还疑心重重。或许两德的统一是一种历史上偶然大于必然的意外结果，1989年双方没有经过争抗、对峙，东德人民就唾弃自己的何内克政权而自愿回归西德了。许多德国人对于这种百年难遇的契机和奇迹并未充分体会到它的珍贵和价值，因而也就缺乏忧患意识。

然而两种制度和势力的对立和竞争从来不是优雅从容的，也绝不是单方面用宽容和理解就能让对方武装解甲的。西方的六八世代，即1968年西方的学生运动中涌现的青年们，从反越战到反权威和反传统，一路反下来逐渐形成了七八十年代和平运动的中心主导思想，他们要求西方民主阵营单方面裁军，要求成立无核区，反对美国在欧洲驻扎核导弹和军队。好在政治家们老成持重，没有被这些理想主义冲昏头的青年一代迷惑住，他们坚持军备竞赛，终于拖垮了苏联大帝国。当年的六八世代的青年们如今大多数都进入社会成为政治界和文化教育新闻界的中坚分子，像德国前任外交部长费雪和总理施罗德都是当年的街头运动家。六八世代的人还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缺乏忧患意识，在面对红色渗透和对方其他的隐形手段时，他们太大而化之。

德国之声的台长贝特曼先生和节目主任格拉姆施于2月6日就张丹红事件引发的争论举办了一个思想交流会，笔者应邀参加，也谈到上述这两个问题。德国之声作为西方的大型媒体是中国政府瞄准的目标，而自己的工作人员违背新闻职业的道德、为一个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政权公开大唱赞歌，这样的尴尬情况可能只有在德国社会才会出现，这里的劳工法和工会几乎是无条件地保护雇员，连一个违反公司宗旨和纪律的雇员的权利都还是受到保护的。显然用法律的手段不能让一位违纪和违背职业道德的记者离职，唯一的办法也许只有诉诸当事人的良知和自尊心了，选择自己的道路吧。如果真的“爱国”，并且认为这个政府比世界上任何政府更能为人民造福，那么何不归去？“祖国”的大门为你开着。

在谈到美化自己的形象上，中国政府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以为形象好比一只金戒指，只要下重金就可以打造得美轮美奂。差矣，国家的形象就好像人的气质，是靠内在的修养烘托出来的。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制社会，腐败畸形的现象相对少得多，就像西方民主社会，纵有千般不是的面孔，但是绝顶丑陋的面向毕竟不多。中国形象经常丑陋险恶，是因为法制不张，正义不显，阿Q头上的癞痢是个事实，怎能怪西方媒体的指指点点？若自己再去涂脂抹粉地打造形象，只能愈弄愈糟。想在西方媒体里有较好的形象，唯一的办法是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 让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判断。像胡佳、刘晓波这样被政府关押的异议分子，他们的头上都已经生出光环，成为圣者和烈士，如果政府将他们释放，他们头上的光环会立即消失，成为普通的寻常百姓。像刘晓波和其他的勇敢的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只有最愚蠢的政权才会去摧残自己社会的精英。像胡百精这样百般精明的官方学者，何不好好献计献策，中国的国际公关路线图上的第一站就是各地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快快把一切因言致罪的良心犯无罪释放，不花一分钱就能取得举世的瞩目和赞美，何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