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蔡楚工作照
曾经“查勘地下文学现场”，算是一段过往的知情人。所以去年6月，当蔡楚先生写就《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一文后，《自由写作》的编辑怀昭命我“帮忙审处这篇稿……有任何细节上需要沟通之处请直接联系他”。可能我这审查者的存在，使写作者凭空添加了压力？实在抱歉得很。直到《裸体人》、《我的小弟蔡庆一》等出来，才感到他放轻松了，写得越来越顺手。用怀昭姐话说：“看到一本笔调轻盈、内容厚重的回忆散文集的雏形”。
就从《裸体人》讲起，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闲来无事，我们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一天中午，在去后山的山路上，我突然发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童。我有些吃惊，但借机上去问路。男童大约10岁多，头发凌乱，面孔漆黑，枯瘦的身子，只有一双眼睛告诉你他还活着。问完路，我又看见左侧不远的石头上，出现了另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男子大约30多岁，他可能是听到了声音，站在石头上张望。在正午的阳光下，他全身呈古铜色，但皮肤有部分晒伤后脱皮，头发也是凌乱，但又粘结在一起，同样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只是比男童高出一头。
我不便多问，就沿着山路往上攀登。待到后山的破庙宇后，我已把对庙宇中文字的关心，转变成对两个裸体人的好奇。因此，我提前往回赶，想再找到他们，问问他们怎么来到这里，为什么一丝不挂等。待再回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时，他俩已不见踪影。我四周搜看，发现刚才站男子的石头后面，有一小块平地。上面有一座三角形的窝棚，窝棚用竹竿和油毛毡搭建，大约不到2平方米。窝棚内只有一些稻草和破絮，窝棚前有一个用石块和黄泥砌成的马蹄形泥灶，上面有一个裂口的破铁锅。我注意看过，铁锅内锈迹斑斑，显然其主人已常年不见油荤。
讲述者坦白：“多年来，我总想写写这曾生存在山区的父子俩。写他俩裸露的身体，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写那件破烂而厚重的百衲衣，为什么成为贱民的标志；写他俩虽身体裸露，却从不吭声的原因。1976年，我也试过把‘裸体人’写成短篇小说，但文友们看了都感到枯燥无味，也许是我力所不逮的缘故。今天，我再度提笔写‘裸体人’，是我不愿意无声地埋葬‘裸体人’和我自己。……”为什么把自己跟父子俩相提并论？那是因为当年的蔡楚兄，就是同为贱民的“黑五类”子女。
“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好不好说直到今天都很尖锐？
只是，让蔡兄念念不忘的，显然不限一些特殊人群。且看《抢粮》：一次，傍晚休息时，我用捉来的青虫在小山沟里钓鲶鱼，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我抬头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在埋饿死的亲人。由于见惯了当时“新坟叠旧坟”的惨状，我没有在意。突然，一声“打倒□□□！”的呼声把我惊呆了。我长大到16岁，从来都是接受的所谓的正面教育，而这样的呼声我是第一次听到。我马上停止了钓鱼，站在沟边观看。结果，再没有听到呼喊，估计这些人由于饥饿，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他们于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犹如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我也“如石破天惊”。还有下面一声声“淒厲的呼叫”：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親的驚叫聲驚醒。衝出門一看﹐吳爺爺正用右手伸進我家熬稀飯的沙鍋裡面﹐抓滾燙的稀飯吃。我家沒有廚房﹐蜂窩煤爐就擺在門口的屋檐下。驚惶中﹐我用手推了吳爺爺一把﹐吳爺爺向側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雖然缸破水瀉滿地﹐吳爺爺幸而沒有摔傷﹐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滿是血泡。我趕緊扶他起來﹐吳爺爺卻突然驚恐地呼叫﹕“蔡天一萬歲﹗蔡天一萬萬歲﹗”﹐惹得全院老小都圍過來觀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吳爺爺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萬歲﹗蔡天一萬萬歲﹗”。淒厲的呼叫聲迴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內。（《一生的愧疚——獻給吳爺爺的亡靈》）
理解回忆者的愧疚——“我那驚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吳爺爺對我的關愛﹐使我愧疚一生”。但是换成别人，谁又能做得周全？在那万家墨面的年头，的的确确“如是我闻”：
六一年八月﹐學校從鄉間撤回。走時，我所在的生產小隊只剩下三戶沒有餓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戶是小隊長家﹐一戶是單身的會計家﹐另一戶則是“跳神”的觀仙婆母子倆。我親眼目睹農民們喝大鍋清水湯度日﹐親眼目睹每日新墳疊舊墳的悲慘景象﹐使我逐漸明白了社會與書本和報刊的距離。 （《油油飯》）
8月初，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10年后，听当地到城里做泥工的乡亲说：“四清”中那位会计被检举揭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被作为“民愤很大”的“四不清”干部逮捕入狱，判刑劳改；那位观仙婆的儿子，因出身成分好已参军。 （《抢粮》）
1961年8月，我随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看到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那时候，城里的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人们饿得发慌，而又不敢言饿，因为说吃不饱的人，就是污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而院子里的吴爷爷刚刚被饿死，使我很困惑，因此，我偷偷地问华婆婆：旧社会农村是否饿死人？华婆婆因为是贫农出身，不怕犯错误，她高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旧社会乡间抬滑杆的人都有熬锅肉吃，咋会饿死人！（《谢妈妈》）
同一故事，一讲再讲。从文章组织的角度，你可说是应该避免的重复。可站在讲述者角度，说明何等铭心刻骨。至于文章中出现的“使我很困惑”、“逐漸明白了”等字眼，好不好说替作者考虑的话，其实有点涉险？而且看来作者，一直都在“钻牛角尖”：
59年下半年，见到成都大学路的商店里，卖一种不收粮票的点心，其外表和普通点心差不多。问售货员多少钱一个，售货员说，这是高级点心，五元一个。我又问她，怎么外表看上去与普通点心差不多？她答，芯子不一样，是用猪油和蜂蜜做的。记得在放学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国家规定粮票是无价证券，怎么能变相涨价？第二天，在政治课上，我站起来提问，表明不理解。张椿年老师答，要相信党的粮食政策。后来知道，张老师给我学期品行打3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又把班上的女团员詹xx调来与我同桌，帮助我。此时尝过高级点心，我问尹一之，五元一个的高级点心是否合理？尹一之答，不合理你又挝子（做啥子）？使我瞠目结舌。
——好一个“高级点心三问”！难道真是“相信党的粮食政策”？真不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或者更透彻讲，难道真是“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干脆用今天的话讲，难道真不是以下犯上“妄议”？所以说，作者有点涉险。
我虽愚钝，从小都知道“花岗岩脑袋”，是一切“中外敌人”的标配。但是人总该，活着心不死。时代再疯狂，要把持自己。
于是读到《思念》——“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
于是想到《祖坟》——“有过迷失的年代，那是六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我们太小，父亲未来得及带我们走这山路。六十年代走得太快，匆匆地把父辈丢进死亡，却没有丢进祖坟。我们因此迷失过……也许，明年我该再去祖坟。至少该在祖父墓碑的下款上，添上姑姑和妹妹们的名字。因为，作为家族的历史，应该更为健全。”
都是多年前的文章了。还有一篇《油油飯》。还有今年《祭母文》。
《油油飯》读了，只有沉默。有个“名词解释”，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有点隔膜。所以要抱歉讲，我们的少年梦不同——虽然还没达到一位台湾作家所讲，“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地步。但《祭母文》能读进去：
母亲当年已是职业女性，无论经济或精神都取得了独立。从照片看，母亲当年容貌端庄。一头油亮的卷发，皓齿蛾眉，身穿半高开叉的窄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使她显得优雅淑静。
母亲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她在同学蔡启琳家中认识了我父亲蔡启渊。由于我祖父是一位织丝绸的小手工业者，家有四个子女，家境贫寒，而当时社会环境，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担心外祖父不同意，遂用毛笔给外祖父写去求婚信。哪知外祖父惜才，看信后十分赞赏父亲的一手好字和国学功底，慨然允婚，并送楷隶篆草四幅屏以贺，成就了这段姻缘。
只是看着美好，就要担心结局。尤其那些年间。当我滚动着一条条、一款款的叙述：“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品学兼优”、“母亲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职业女性”、“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认真”……就要为滚滚“历史车轮”开进现代丛林而扼腕。甚至头脑里，按捺不住地响起“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之叹：
母亲生前常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和“龙游浅底遭虾戏”。我们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才明白，母亲是不愿意苟活于乱世。我大妹回忆说：“当年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迫于压力回家问母亲是否留恋旧社会？母亲不吭声。”其实，母亲早就说过：“我家最好的日子，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母亲常唱《夜半歌声》，也是无奈中的婉转表达。
记得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人们谈论“王国维之死”时常引用它。其实“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注意到一普遍现象。即是“必感苦痛”者，不限于名满天下的宏儒硕学。我想说蔡楚先生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不幸人生识字，更不幸“翻身翻到床底下”，加之又“峣峣者易缺”的刚直女性。
看到蔡坤一写：“母亲认真而又极度厌恶说假话，这个品质也传给了我们。……她那时就没有什么指望，只盼望孩子们有点吃的，间隔两岁一个的五个孩子能顺利长大。”看到《祭母文》写：“母亲是我热爱音乐的启蒙老师，她不仅教我唱儿歌，还教我唱英文歌和古诗词歌。如《Let Us Together》（让我们在一起）和柳永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稍长，我常听母亲唱《夜半歌声》和她改词的《松花江上》，那哀婉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四周……”，一种精神的失落和深深的疲惫就弥漫开来。且看《夜半歌声》两段歌词：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似鬼似的狰狞
心儿似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与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如果档案中有关“揭发”靠谱，则她1962年在院子里骂“这些干部白吃人民大米，十足的官僚”；还有1964年到办事处、派出所去骂所长、主任：“眼睛瞎了，这么官僚，你们白吃人民大米，看看我们娘娘母母的生活嘛，了解了解下情况嘛！”……的确有点无视人家“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不可抗拒”。至于最后的奋身一跃，固然是走投无路，却也是隐忍了多年的“誓与那魔王抗争”——也就是“经此世变，义无再忍”。
《祭母文》写：“母亲为维护自身的尊严而投井自杀”，这是深思熟虑后的不刊之论。而自身的尊严这东西，该怎么说呢？“解放后”不讲究这些。我们的情形，正像流沙河先生回答《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所指认，老舍那一代很看重尊严自杀者很多——“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的确悲哀。难怪蔡楚集中，诸多野有遗贤的故事。如《五姨媽》、《纪念贾题韬老师》、《纪念华西协和大学刘之介教授》、《一张老照片——纪念老友张友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等，使人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叹：
1972年至1979年期间，我在张友岚之上半节巷6号故居，多次见过三位老先生。周抡园前辈在文革中，因“破四旧”，他被迫以画骨灰盒为生。当年他讲起此经历时，还唏嘘不已，感到人格受辱。书法家陈无垢，时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做工。直到他的书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引起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找到成都，这才引起舆论和圈内的注意。贾题韬老师曾在他四道街8号家中，与我对局一盘中国象棋，使我受益匪浅。三位老先生彼时都很凄凉，不仅门前冷落，生活困难，贾题韬老师还被扣上“反革命份子帽子”，出门要给派出所请假。（《一张老照片——纪念老友张友岚》）
一般而言，这些人现在“升值”厉害。比如看网上，“周抡园作品是有待挖掘的金矿”、“周抡园作品不出十年必将突破千万”……之类标题。可“曾几何时”呢？“革命年代的大师们”，包含多少辛酸、多少难堪。何况恶梦还在恶。就像“志古堂”一文讲述的：晚清以来，志古堂即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書坊。大陸易帜后，五姨媽因为是志古堂业主，家中又有几畝薄田，被划為“地主份子”。“志古堂”只能关门大吉，书版捐献人民政府，文革中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這塊文化見證物，被五姨媽送到鄉間親戚家。
不無辛酸的是，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這塊文化的見證物在鄉間親戚家也是穢物，親戚只好把它反轉扣在豬圈前面，作為糞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幸存下來。
作者记下匾牌因何偷生，也记下几十年后翻云覆雨：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更记下经历了这么多，当晚年儿孫滿堂，可享天倫之樂時，五姨媽“不想活了”——“這話中難道就沒有難言的隱痛？”“1、2、3、4、5、6、7……這數字透著中華文化的宁靜和書香，將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讓后代更加警醒，給當代諸公數落著他們的斑斑劣跡。”
注意到五姨妈，“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的确应该，完整记载。
当然蔡楚集中，还有“地下文学藏经洞”的故事。《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亡秦必楚——记陈墨二三事》、《追寻的灿烂——记邓垦二三事》、《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等篇，讲述着“仍然有野草，只是她们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如“七零八落”云：
一九六一年初秋的一天，院邻谢朝崧老师对我说，欲介绍一位传奇性的诗人与我认识。谢老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在成都东郊107保密工厂当教师。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而且，我正处于学写诗的高峰期，于是便答应下来。谢老师说，传奇性的诗人叫尹金芳，笔名尹一之。之所以传奇，是他能独善其身，没有大的波折。
这位尹一之，射洪县人，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同乡。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因其叔父参加过蓝衣社，遂被当局取消毕业分配。一九五八年初，他在自谋的小学教师岗位上，已做到校长职位，但为避“反右”（工农中不划右派），他以近三十岁的年龄，毅然到西郊成都阀门厂当学工。显示出无奈中的智慧。
认识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位尹一之无论如何都是高人。“他说他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发表，因为不能示人”……同样是基于清醒。至于对诗的爱，是另一回事。“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难以理解吗？身陷古拉格的曼德尔施塔姆坦白：“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难以理解吗？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评注：“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我想其中道理，大概并不深。
“地下文学藏经洞”，不过是春鸟秋虫自发声。就像野草诗人邓垦所讲：“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得发痒。”也像另一位诗人陈墨，这位一生的“底层穷苦力，黑五类狗崽子”在半个世纪前喃喃自语：“窩裏稻草暖身／夢中文字暖心”，“孤独的吟哦者，／自己是自己的知音”，“我該慶幸：／在任何牢籠裏／總會有新鲜空氣吹來”……若干年后的2007年，他当妻子入狱、自己受忧郁症折磨时一再确认：
“……黑暗中，有些东西的确在发着光，并且温暖着接近她的人。洞中又冷又黑。”
蔡楚集中还有，一位母亲奋不顾身、“鸡蛋碰石头”的传奇。《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写：1963年认识贺婆婆，时值她与孙儿住成都转轮街。那时她已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书写派出所责令“四类份子”每周必须上交的“思想汇报”或“坦白交代”。故而，有时她口述，帮她代写交代材料，“我才知道了她在1952年3月25日在自贡市大逮捕中锒铛入狱的经历”：
她说，当年国共两党合作，保育会和自贡市慈幼院及自贡教育界都录用了国共两党的人员。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得到尊重，该员工会被教育释放。而且，她还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易帜后，贺婆婆以为共产党会更民主和自由。因此，习惯性地为被当局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华树之向当局陈情，但没有效果。继而，她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这次，却鸡蛋碰到了石头。
揪心的故事。历史的补丁。让今天的读者及后世人领教了——曾几何时，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母亲，由于“不懂政治”、“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地替人鸣冤，而被铁血政权终身报复……此前的我，当真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我们的宝贵传统喽。记得鲁迅先生当年，指斥我们历史上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多是“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聪明人……好像现在看，不全是那样？也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母亲—反动派”？记得鼎革时，举手投足间，有位贺婆婆。
继续讲述吧，蔡楚先生。理解当年朋友，面对过去“说是伤心事、不愿意去碰”的心情。也理解你说，“惜墨如金是我的习惯，怕影响国内帮助过我的朋友是真”，以及涉及到朋友时的剖析：“……人固然不完美，但既然相交几十年，我怎样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双重性（包括自己），我还没有把握。”我们曾经，发生争执。你说“你是写史的，我是写诗的，风格不同，各自保留吧。”我说“文笔简洁是优点，我也很羡慕；可是作为一言难尽的见证写作，对于‘简洁’（包括某种诗意）的迷恋或偏于简单化的持守，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作茧自缚。”现在看来，是僭越了。写作是个人的事，文学是心灵的事。涉及情感，不烦“踏勘”。
看到了我所喜爱的龙应台先生指明：记忆，是情感的水库。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吧？”的确应该，讲述啊、倾听啊先行。也就是节制考证、批评的冲动。还想到埃利·威塞尔，这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生者，对于死者我有同样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相信，记忆才是答案，或许是惟一的答案。”想到他在更早些时候，在另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中说：让我们来讲故事，别的一切都可以等，必须等——
“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2017年11月13日初稿，19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