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张重发（作者提供）
有一股神秘的脉络，在地底躁动。贵州这一古来全中国最不受人关注的省份，似乎存在着一股非华夏体系的力量，使这里的人们不太热衷于圆滑、世故和人情通达一类的混世逻辑。在统治者眼中，他们刁蛮、自私、不开化，既无法驯服，又难以“教化”，动不动揭竿而起。每逢王朝衰败，或者官吏伤民，湘、黔一带山区老百姓们时不时会诉诸暴动，这些暴动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暴动中汉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山民往往精诚团结，难以分化瓦解，令官府大为头痛。统治者应该感到庆幸，穷山恶水的“刁民”们，无法在内地引发连锁波澜，他们在攻破地方官衙后大多自动退潮。
刁蛮之民们住在国境线围起来的栅栏地带，如果你以一位普通人，而非高高在上的老爷心态进入这些地区，会发现人们质朴、单纯而热情，以互掏心窝为寻常事，即便互不相识。张重发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一员，他平日不声不响，默默地为人权研讨会公干或者同道诸友私事奔前走后。凡有求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来无二话，去不流连。
此君的面色系标准云贵山区一带的古铜色，身形亦是典型山地人形态，不知不觉间年已五旬，依然精悍，似有耗不完的绵绵余力。他少言讷辞，鲜有激昂之色，更不好与人讥辩。在人群中，你很难在显眼位置发现他，等到人群散去以后，又时常发现他出现在你身边，体察有无效劳之处。
启蒙社自七十年代便在贵阳闻名于市井，张重发在很小的时候便对其有所耳闻。它系七十年代贵阳一批文学爱好者所创，初衷在于探索一条新的文艺创作形式，不同于官方用政治词汇堆砌而成的歌功颂德式“文艺”腔调。著名诗人黄翔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启蒙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纯民间性质的文艺小社团很快演变，以思想、政治探索变成了它的基调，成为后来贵州民主思想的发萌所在，今天的贵州人权研讨会，即它的衍生。
年轻时的张重发并不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政治反对派，即便是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性历史事件中，他也仅象当时的很多普通支持一样，到学校附近看看有无可以帮忙的事。在中国，历经过惨烈政治运动的人们，会教育他们的后代：远离政治纷争、政治组织、甚至政治词汇，无论它们属于何等性质，皆不要去考虑，甚至不要去尝试分辨它们。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狂热相比，饱经政治狂热摧残的人们创造了另一种生存理念：政治冷淡。狂热和冷淡是相生的一体两面：狂热带来的灾难和创伤，使人们在狂潮褪去后，因不愿做惨痛回顾而归于冷淡；而冷淡则导致缺乏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反思，又非常容易为新一轮的政治口号所点燃。
八十年代，人们对惨烈政治迫害的景象记忆犹新，象张重发这样对政治风云不甚热衷者们大有人在。他们全凭经验、内心的良知与正义感行事，并不热衷于去过问过多的政治是非，更不热衷在政治风云中抛头露面。九十年代初，中越战争停火后，边境贸易恢复，张重发赴越南边境从事贸易。那时有不少怀揣年轻梦想的人，无处施展，便到边境上碰碰运气。这期间有隶属台湾（准确地说是中华民国）情报机构的人员与他联系，与他讨论在边境建立一条地下通道，掩护受政治迫害的异见领袖们逃离大陆的计划。此事仅在讨论阶段便已终止，而从未进入过实质性探索。
就在几乎同时，一位曾经的贵阳启蒙社成员，以“民联”成员的身份与他联系。我们需要稍事介绍一番“民联”为何物？这是王炳章博士创始的一个秘密社团，王炳章系孙文的崇拜者，以当代孙文自居，不仅信奉孙文创立的三民主义，还试图忠实地模仿当年孙文的革命路线。王炳章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们曾多次进入大陆，尝试效法当年同盟会，在国内建立秘密会党。我们不过多地评论王炳章及“民联”的功过是非，他本人及其追随者们冒着艰险想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是不可否认的。如今，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王炳章博士仍在狱中，据说健康状况非常不容乐观。。
张重发甚至算不上是民联的成员，因为仅有那位自称是“民联成员”的启蒙社“元老”与他接触过，除此之外，他对民联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1996年，张重发被安全局逮捕，很快以“间谍罪”被判刑四年，理由是他在1992年时曾与台湾情报部门有过接触，以及参加“民联”。此案颇为蹊跷，张重发锒铛入狱，而与他接触到那位“民联成员”却平安无事，甚至青云直上。当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追问其中缘由，张重发被关押在贵阳市第一监狱，难友中有因民主党案入狱的陈西、黄燕明等人。
“我以前就和他们见过几次，但每一次都是匆匆一面，也来不及做过什么深入交往。”
他在狱中虽没有机会与陈西、黄燕明见面，却早成隔面知音。出狱后的张重发遂成了贵州人权研讨会的一员。在前番秘密组党的尝试惨遭镇压之后，他们改变了观念，浮上公开领域，宣扬法治与人权。他们试图以敦促共产党当局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签署的国际公约的方式，在贵阳公开活动，以不触犯中共现行法律为界限，宣传人权。他们每周定期举办读书会或茶会，吸引各阶层人士前来参与；人权日走上街头，散发宣传材料；与受到侵犯的访民和教民们联系，帮助他们维权……这些工作每一项看起来都似乎微不足道，而正是这些点滴细微之事，在默默地为改变这个国家的土壤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天长日久积累下来，人权研讨会日渐得到了多方关注和支持，亦招来了警方的重重监控打压。
作为人权研讨会的一份子，凡有公私事务，他便默默无声地奔走支持。他从不与人争辩，更不在人前人后臧否他人，无论大家选择任何行动，除了支持他从无二话。留名留影的场合很少看见由他出没，流汗出力之处却时时晃动着他的身影。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与警察据理力争亦在所不辞，更何况风吹日晒乎？
随着对人权研讨会的迫害行径越来越收紧，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对人权研讨会诸君的软禁越来越频繁，他们长年累月处在监控之中，动不动便将被“强制旅游”或者干脆堵在家中不教出门。我们暂时不谴责这其中的非法性，单因此给当事人早成的各种经济、社交损失，都不可估量。掐指算来，这种日子已经十好几年，中国的人权进步潮起潮落，单看政府的表现似乎难以捉摸，但若是回头看看民间，十多年过去之后，渐渐呈现出一番不同以往景象。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社会究竟在酝酿着什么？还要酝酿多久？但我们从未怀疑，一个文明的全新中国，正在地平线之下等待着升起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