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刘晓波（网络图片）
刘晓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也随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书店举办《拆下肋骨当火炬》的新书发表会。我最后分享的一句话是，“拆下肋骨当火炬”这个苏格拉底和顾准都使用过的典故，也是刘晓波一生的实践，刘晓波就是拆下肋骨当火炬，照亮六四屠杀之后漆黑的中国。说到这裡，我心中隐约有不祥的感觉。
会议刚结束，我打开手机，巨大的打击像石头一样砸过来，“晓波已经去了”，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一行字，我险些晕倒在唐山书店的楼梯边，扶着墙才站住，一时间泪流满面，恍若在梦中。
以杀人来维繫的政权再次杀人，多杀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困难。接下来的几天，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并没有因为晓波的死亡，共产党就恢复了一丝自信。共产党不仅害怕活著的刘晓波，也害怕死了的刘晓波。他们不顾刘霞的强烈反对，强行立即将刘晓波的遗体火化，不允许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实行了所谓的“海葬”。
当局安排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在一场精心导演的新闻发佈会上露面，如木偶般说了一番“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类的鬼话。刘晓光还说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说了算。他真是个法盲，刘晓波的事情难道不该由他的妻子刘霞说了算吗？一个已经跟刘晓波断绝关系将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个一度企图瓜分刘晓波的诺奖奖金、得知刘晓波已经捐出奖金而无比失望并被刘霞基督鄙视的小官僚，有什么资格取代刘霞第一亲属的位置？难怪鲁迅说，人最大的敌人或许是他的家人。宣称没有敌人的晓波，会料到他的大哥有这场可耻的表演吗？刘晓波与刘晓光之间，除了血缘上的相同之外，再没有别的相似之处。
刘晓波不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是自己选择“海葬”的方式，他们的骨灰污染了大海。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屠夫，他们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们害怕被后人鞭尸，他们更不愿像毛泽东那样成为一块被风乾的“老腊肉”。
刘晓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这个“新纳粹”或“超纳粹”政权残害刘晓波的生命乃至毁灭了他的遗体。以他们掌控的亘古未有的暴力机器而言，这样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产党果然无比信奉唯物主义——他们对刘晓波实行“挫骨扬灰”政策。只有当刘晓波在物理意义上“尸骨无存”了，让友人和后人连追悼和纪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来就是无边无际的遗忘了，那样共产党才能真正安心。
当年，亲人爲在文革中被残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块小小的墓地，那块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伤口，人们络绎不绝地前去祭拜和凭弔。当局不得不在墓地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头，并安排警察日夜巡逻，以恐吓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这一次，当局吸取了教训，他们防患于未然：没有坟墓的刘晓波不会像有坟墓的林昭那样，继续成为党国的大麻烦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绝对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刘晓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战胜的、无法消灭的。这些文字中蕴藏着自由的密码，如同钥匙，如同解药，如同翅膀，可以帮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甦醒，沉沦的人飞翔。每一个字都是一粒麦子：麦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结出许多籽粒来；文字印刷在书上，书是焚烧不尽的。由刘晓波的文字彙集而成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束强烈的光，让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惊恐万分地逃遁。
对刘晓波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文字的功能，不是娱乐，乃是拯救，自我拯救和啓发他者自救并行不悖。我就是被刘晓波的文字所拯救的读者之一。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脱离中国人数千年来过的那种阴沟中的卑贱生活呢？若不是刘晓波的文字，我怎能毅然决然地抛弃自欺欺人的帝国儒学，“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呢？
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文字，是在六四屠杀之后的肃杀氛围中。还在四川唸中学的我，无法忍耐教导主任在政治学习的时间段裡对“民运黑手”的咒骂，偶然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蓝色封面，还有一个跟刘晓波本人惟妙惟肖的剪影。那是一本官方御用学者竭尽侮辱之能事批判刘晓波的文集，但编辑煞费苦心地在后面附录了多篇刘晓波“最反动”的文章，包括宣扬“三百年殖民地”那篇。我读得如醉如痴，在上面划满密密麻麻的符号。本来想划出重要的句子，却发现每一句都是警句。这本书珍藏在我美东新家的书房，我带着它穿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陆，它已内化爲我精神结构之一部分。
第一次接到刘晓波的电话，是一九九九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一天，我正在应邀去大学演讲的路上，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说是“我、我是刘晓波”，然后确认我是余杰，立即滔滔不绝地对我进行批评，一口气讲了几乎半小时。原来，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刘晓波第三次入狱期间，刘霞买了一本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处女作《火与冰》送入狱中，希望刘晓波读了之后会有“后继有人”之感。没有想到，刘晓波却从中发现不少青春自恋、投机取巧的部分，毫不客气地在第一次通话中对我从头批评到尾。我心裡想，他还真是“文坛黑马”，没有丝毫的客气委婉，率真得让一般人受不了。
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是在友人周忠陵（我们昵称“忠忠”）家中。那一次的交谈，我们发现彼此对许多人与事的看法极为相似，也就是后来余英时先生引述陈寅恪的话“气类相近”。我们两个口吃者遇到一起，更显得口吃加剧，让刘霞在一旁窃笑说，“听两个结巴谈话太累了”，她便掉头过去跟我妻子聊了起来——这一聊，她们倒俩成了比我跟刘晓波更快热络起来的“闺蜜”。忠忠家有一位四川保姆，做得一首好川菜，那天的那道辣子鸡珍堪称一绝。我记得晓波大口吃菜，大口喝可乐，大快朵颐，无拘无束。我很喜欢跟晓波一起吃饭，他的胃口很好，带动同桌的人也胃口大开，跟他抢着吃。那一次的见面，开啓了我与刘晓波在此后十年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捕。
若不是刘晓波的影响与引导，我不会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这麽远，这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也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像草一样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时代，刘晓波坚持像树一样笔直地站立，因而成为时代的标杆。从“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飞蛾扑火，再飞蛾扑火，最终焚而不毁。
这个时代，不是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些面目狰狞的“巨婴”来定义，而是靠刘晓波这样形容枯藁的先知来定义。若没有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将宛如圣经中的索多玛城那样污秽不堪；而有了刘晓波，这个时代的中国暂时被上帝从毁灭的名单中删掉，刘晓波爲中国赢得了一段认罪悔改的缓衝时间——至于中国是否真的会认罪悔改，那就不是刘晓波的事情了。
活著，并且站立，似乎这是两难的选择。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活著就意味著驼背，活著就意味著下跪，活著就意味着闭目，活著就意味着塞听。刘晓波却选择爲那些六四死难的学生而活，他认为自己不配称为死难者的老师，因为孩子们死去了，老师却倖存下来，这是何其巨大的耻辱。失去耻辱感的知识界从此麻木不仁、与狼共舞，刘晓波却怀著一种赎罪般的心态开始了后半生矢志不渝的抗争。有人将抗争当作夺取权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刘晓波却将抗争当作一件再平凡不过的职业和志业。
在北京的那些年裡，我和妻子有好几次跟刘晓波、刘霞一起去郊游。在警察如影随形的监控中，我们总是能找到斑斑点点的光阴的缝隙。每当刘晓波和刘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树木，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多美！刘霞很喜欢画树，尤其是那种挣扎着要想腾飞的树，从土地奔向天空的树。而刘晓波喜欢欣赏刘霞画的每一幅树，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作客，在狭小的客厅裡面，刘晓波满头大汗地将刘霞的画一幅幅搬出来向我们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侠的刘霞，那一次会略带羞涩地对晓波说：“又不是你的画，干吗那么显摆？”而听到我们讚美刘霞的画，晓波比听到我们对他的文章的讚美还要开心，像孩子一样琅琅地笑了。
多年以后的二零一四年，我流亡美国之后的第三年，刘霞的哥哥到美国来找我。我问他，在长期软禁中的刘霞有什么需要，他说，刘霞特别叮嘱说，希望爲她拍摄一些美国的树木。作为画家的刘霞，长期以来失去了外出写生的自由，只能根据照片画画。
于是，我带着刘霞的哥哥去了美东最大的国家公园仙来多，在美不胜收的蓝岭驱车并徒步数小时之久，拍摄到了很多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不仅人自由，连树也如此自由，不会有龚自珍《病梅馆记》中写到的那种“病梅”。刘晓波是美国的热爱者，若他能在这座森林裡面健步如飞，如果他能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大树下歌唱，那将多么幸福。
不知道刘霞后来有没有根据这些照片画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刘霞有没有机会将她新画的树拍成照片带给狱中的晓波看？
圣经中说，爱神，爱人如己，爱是最大的诫命。刘晓波没有受洗，但他比绝大多数号称基督徒的人更好地履行了这道最大的诫命。
我愿意在此分享一段我与妻子生命中的幽暗旅途，若没有晓波的陪伴与安慰，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
二零零七年初，妻子怀孕了，我和妻子一起满怀喜悦与期盼，守候着宁馨儿在母腹中成长。那时，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还要在方舟教会中参与很多的服事，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去医院执行孕妇例行的体检时，医生告诉我们，婴孩已经在子宫中停止生长发育了。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再三追问医生。医生解释说，子宫中的是一个需要立即动手术取掉的、还没有胎儿雏形的死婴。为什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医生说，他也无法解释，这些年来这种情况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跟北京的环境污染有关。
动完手术之后，妻子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手术室，脸色苍白，神色茫然。我们回到家中，抱头痛哭。妻子受洗之后，一直在教会忠心服事，为什麽这样悲惨的经历会降临在她的身上呢？我们恳切地祷告，上帝始终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上帝派遣了一位天使来到我们身边。
就在那几天，晓波打电话约我们吃饭，我们不便在电话中告诉他实情，勉强应约出席了。细心的晓波发现我们情绪低落，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含泪向晓波和刘霞讲述了我们失去孩子的事情。
晓波神情凝重地听我们倾诉完一切，向我们讲述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经历，虽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失去”：六四之后，晓波被捕入狱，婚姻破裂。九十年代初，他的前妻带着他们惟一的儿子刘陶远赴美国，离开这一伤心之地。后来，他跟儿子失去了联繫，他等于是失去了儿子。或许，前妻不愿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蒙受父亲作为“国家敌人”的阴影，要让孩子成为一名单纯而快乐的美国人。（晓波去世前后，刘陶亦未现身，这是何等痛楚的父子关系。）
那天，一向笑声不断的晓波神情凝重地说，他以这种方式失去了孩子，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隐痛，但这也是从事人权活动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晓波又说，你们一定很快就会有孩子，上帝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孩子。他还不是基督徒，却像牧师一样安慰我们。
然后，晓波从他常常背的那个帆布书包裡掏出厚厚的一叠钱，对我说：“这是我刚刚拿到的一笔稿费，你去给刘敏买一些营养品和几件漂亮衣服。这么好的女孩跟着你受苦了。这个圈子裡面，好多人因为对不住妻子，让妻子受苦，自己还不以为然，最后导致婚姻失败。你一定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没有收下晓波的这笔钱，因为我们知道晓波完全靠稿费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我们吃完饭离开时，妻子已破涕而笑，我也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学习晓波珍惜和守护刘霞的做法。
这就是晓波的爱人如己，晓波就是上帝派遣到我们身边的天使。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光光诞生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又健康又敬虔又聪明的后代。孩子刚满月的那一天，晓波和刘霞赶到我们家中，带来了一份最好的礼物：刘霞画的一幅黑色的水仙花。刘霞对妻子说，这朵花就是你，也是我，是我们这些嫁给“国家的敌人”的可怜而坚韧的女子。
再后来，晓波四度入狱，刘霞去探监的时候，带去一张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隔着玻璃给晓波看。她不能提我的名字，这是秘密警察给她的“特别规定”，她只能对晓波说，看，刘敏和她的孩子。探监归来，刘霞给妻子打电话说，晓波看到那张照片，凝视了足足一分钟，露出欣慰的笑颜。
对于我和妻子来说，晓波和刘霞是超越了血缘关系的亲人。晓波如同我的父兄一般，我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与挫败，晓波都是那个惟一能帮助我的人。
如今，没有人能帮我了。
记忆是甜蜜的，也是苦楚的，所以人类学会了遗忘。
晓波入狱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又成为史上最不为人所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的存在本身让世界感到无比尴尬：他在狱中，刘霞在软禁中，而世界无能为力。人们假装他不存在。
挪威政府在遭遇中国多年的经济制裁之后，不得不爲这件由诺奖委员会决定、跟政府无关的事情，向中国当局私下致歉，其高层官员才被允许访问中国。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乾隆大帝时代“万国来朝”的盛世，谁敢爲了一介匹夫刘晓波而得罪中国呢？在历届不同类别的诺奖得主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的联署信上，从来不曾出现奥巴马的签名，即便在其卸任美国总统之后。当美国国会将通过将中共驻华府使馆前面的那条街道命名爲“刘晓波路”的决议案之时，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威胁说他将否决之。同样是诺奖得主，品质相差何止千里之远。
关于晓波，人们只知道他是八九民运的知识分子领袖，只知道他是《零八宪章》的重要起草者和组织者。然而，作为思想家和“精神界战士”的晓波，却鲜为人知。
晓波去世之后，那些曾经百般辱骂他的“反共达人”，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企图消费他，纷纷以一种“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姿态，喋喋不休地言说昔日跟晓波的“战斗情谊”。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形。
晓波去世之后第二天，晓波朋友圈中的一员、同样也是异议作家的莫之许在脸书上给我发来一条讯息，说一帮知识分子以“自由晓波工作组”的名义起草了一篇晓波的悼词，想徵求我的意见。
我看了之后觉得甚不满意。首先，末尾有两段充满酸腐之气的文言文，像是来自皇家的诰命。晓波以全盘否定两千年中国专制文化传统而成为知识界的“黑马”，若是他地下有知，断然不能接受这种腐儒的纪念方式。
其次，我建议写入对于晓波而言虽然不无争议却是其重要的思想贡献：中国要民主开化需经历三百年殖民地；统一即奴役；人权高于主权；住民有自决权；既反对政府杀人，也反对民间的杨佳式的报复杀人等等。我认为，若没有这些部分，所呈现的就不是完整而真实的晓波。
莫之许深以我的意见爲然。然而，他跟该文本的执笔者或“决策者”们讨论了许久，他们最终不能接受我的建议，说是要“避免争议”。
晓波的一生就是充满争议的一生，如何能避免争议呢？晓波被官方所虐杀，挫骨扬灰；同时，他也被所谓的民间或“同道”所扭曲，所改写，他们赋予他的“高大全”形象恰恰是他最不想要的。晓波一生都以乡愿和虚伪爲唾弃的对象，没有想到最终仍然遭到乡愿和虚伪的同胞对其精神遗产的涂涂抹抹、删删改改。
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晓波堪称“被背叛的先知”。
作为晓波的密友之一，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之间，我跟晓波即便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在共同参与的每一项人权活动中“心有戚戚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向世人呈现一个比一般媒体的报道更鲜活的、更充满人性的晓波，以及他那彻底的、决断的、“刘晓波化”的思想特质。
在那段将近十年的时间裡面，我跟晓波有超过五百次以上的会面，单独谈话也有数十次至多，在晓波滔滔不绝地言说时，我做了不少笔记，也在日记中有详尽记录。我与晓波之间通过有上百封长长短短的电子邮件，既有讨论公共事件，也有分享私人生活，甚至有爲笔会事务的激烈争论。这些材料成为我写作《刘晓波传》时有血有肉的原始资料。但《刘晓波传》并未全部涵盖这笔宝贵的素材。
二零零八年，晓波第四次入狱之后，我受刘霞的委託，爲晓波编辑了一本文集《大国沉沦》，次年该文集在台湾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畅销的刘晓波文集。晓波几乎是“以一人敌一国”的勇气，对抗“大国掘起”的官方论述，将“大国沉沦”的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中共当局每年高达数百亿的“大外宣”战略落败。
二零一零年，晓波荣穫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的“同案犯”，我亦遭受中共政权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几乎致死，然后流亡美国。我在美国重新安置家园和书桌，立即著手编辑十卷本的刘晓波文集。刘晓波已有多本著述结集出版，但流散在各类网站上并未编辑出版的文字仍有数百万字之多。我计划每年编辑出版两卷，五年累计完成十卷，那时，晓波就刑满出狱了，这十卷本的文集将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然而，这一愿望随着晓波的突然离去而落空了。伤心欲绝之后，我仍要坚持完成这项浩大而艰钜的工程。
与此同时，在过去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在我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有数十字万字跟晓波有关。其中，既有对晓波参与的人权活动中若干不为人所知的细节的披露，也有对晓波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和论述。我想，这部分内容可以帮助世人更多认识晓波，让晓波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我眼中的晓波，或者经过我的阐释的晓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偏差的，但我至少提供了“视角之一”，而晓波正是在众人“众声喧哗”的回忆和阐释中“向死而生”。
陶渊明说，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者何所以，托体同山阿。人的冷漠、隔绝和遗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晓波去世之时，全球媒体集中报道，全球政要纷纷发表声明，但此后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冷寂，人们照样到北京去“恭喜发财”。这就是无比冷酷的现实。
然而，晓波不会在意这些。他在地中海炽热的阳光下，以惯有的大步流星向我们走来，跟我们拥抱在一起。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历程中，晓波的思想和精神，必将如刘霞送给我们的那幅黑色水仙花般骄傲地绽放。晓波以这样的方式始终在场。
只要爱和公义不灭，晓波就永远活在爱他的人的心中。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台湾解严三十年纪念日前后，由宜兰至台北、台北至台中之旅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