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的刘晓波博士，在服刑的第八个年头，因患肝癌，直至晚期当局才予以治疗及通报，且拒绝让其出国治疗，终于2017年7月13日辞世。
刘晓波患肝癌至晚期的消息爆出后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同时其有关言论也再次引起争议，一个是“我没有敌人”，还有一个是“殖民三百年”。
“我没有敌人”是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提出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句“我没有敌人”竟然给他引来了那么多敌人（我这里仅指反对者）。
到底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呢？
我认为，对待这句话，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看待，一个是个人层面，一个社会政治层面，这两个层面不能混淆到一块。
从个人层面去看待的话，“我没有敌人”这就是个人的一个选择。这句话的主语是“我”，是个体，“我”不代表别人，更不代表所有人。
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上说，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显然“我没有敌人”这个选择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所以它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境界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有人说，他不是反专制吗？专制不就是他的敌人吗？这就是偷换概念了，人和专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不可相提并论。从概念对等上来说，专制是民主的敌人。当然，在一些非严谨的语境下，说“专制是我们的敌人”，这也没必要去追究，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用非严谨的表达去驳斥严谨的表达，这是不恰当的。
有人说，他说他没有敌人，可是中共却把他当成敌人，最终把他害死了。我的理解是，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的意思是“我不把任何人当成敌人”，至于别人是否把他当成敌人那是另一回事。
有人会说：“这会误导一些人放弃武装斗争，对推翻专制不利”。请注意，这是属于社会层面了。
固然， 在社会中，在每个人的言行都可能会有一定的社会性，尤其是对于具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因此，公众人物要注意其言行、要对社会负责任，这是没错的。
那么，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社会层面上有没有问题呢？我认为也没有问题。
社会层面又分为两个方面，即宗教层面和政治方面。
从宗教方面来说，宣扬博爱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从宗教方面来说，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宗教往往也带有一些政治色彩。
从政治方面来说，“我没有敌人”是一种斗争策略，也就是非暴力斗争方式。他要改变的是这个专制体制，他不想与这个体制中的具体的个人为敌，同时也希望以此求得自身的一定的安全。根据刘晓波的阐述，他推崇的非暴力方式并不是甘地那种组织化的非暴力方式，而只是个人或松散型团队的非暴力方式。他并不要求、约束他人，只是自己这样做而已。当然，作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行为会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大家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即便是向名人学，也是自己自主选择的，凭什么怪他呢？他既没有组织也没有约束别人，别人随时可以改变斗争方式，凭什么把武装斗争没搞起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呢？他就是一介书生，不懂、不擅长搞武装斗争，所以他不去搞。谁有能力谁去搞嘛，自己有能力不去发挥却怪他没有带头？
如果真的有足够多的人坚持像他那样做，我相信最终一定能使体制改变。虽然现在还没有改变，凭什么说一定不能改变呢？就因为晓波被迫害致死了？谁说非暴力就一定不会有牺牲？这想法也太幼稚了吧？因为有牺牲所以非暴力革命就是失败的？棋才下到一半就论输赢，这也太轻率了吧？搞暴力革命的不是更会有牺牲吗？黄立众、彭明不是牺牲了吗？王炳章也快要牺牲了。
有人把这些年来民主进程不尽人意的责任推到刘晓波身上，说得好像他们是刘晓波的学生、这些年一直都在按照他的话在做似的，拜托，有这样黑老师的学生吗？如果说这些年来你们并没有一直都在按照他的话在做，那又凭什么把民主进程不尽人意的责任推到刘晓波身上呢？是你们自己没尽力嘛。
现代社会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单凭某一种方式就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总是带着一元化思维模式看问题？多一些方式有什么不好呢？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做，有什么不对呢？你以为否定了别人的方式大家就都会跟着你去做？还想着一统天下？
革命不应该排斥非暴力，同样，非暴力也不应该排斥革命。前几年我在批韩寒的《论革命》的时候就说过，没有革命的威胁性的存在，统治者就绝不会主动放弃权力。非暴力运动并非完全只是迫使专制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它更主要的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斗争方式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参与。把非暴力运动说成只是寄希望于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这是某些人的故意歪曲。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最终目的是废除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那就行。刘晓波先生也并没有否定革命的方式，他放弃到国外发展的机会，一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专制斗争，最终被中共迫害致死。那些抨击他的人只看到他说的“我没有敌人”，却无视他一直都在与专制进行斗争。
关于“三百年殖民地”，那是刘晓波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这句话：
1、“三百年殖民地”并不是唯一的情况，只是若干种情况中的一种。当记者问道：“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为了不使采访卡住，刘晓波选择了几种情况中的一种来作回答，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表达清楚的。其他的情况一时说不清楚，所以他也就不想再去说。他后来说：“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这说明他很清楚殖民地的途径是不现实的，那么就必然还有其他途径，只是他当时不想说。如果他觉得没有其他途径了，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那么他就不会去努力了，就会去追求个人的幸福。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
刘晓波的这种回答其实是采访中被采访人经常用到的一种巧妙地回避问题的技巧，正如前些天某外媒电话采访我要我谈谈对于中共当局决定明年二月开始全面封锁翻墙软件的看法，我说：不用管它，他们熬不到那个时候的。
2、“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其实主要是想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批评，提醒人们不要轻视这些东西对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所起的阻碍作用。而恰恰在对待刘晓波的言论的上，中国人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靠批评名人来博取名声，这本身没什么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晓波当年也是靠批评美学家李泽厚而声名鹊起的。问题在于，你的批评中包含的技术含量有多少、有多大价值。技术含量高，才会获得好名声。光凭骂、诋毁，那就只能获得坏名声。当然，有些人是不管什么名声，只要有名声就行，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不好的德性。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人在批评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的同时，本身却是在为晓波的这一说法提供证据。
2017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