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沿着已经成型的私人企业路径继续发展，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荣智健下台了。比下台更严重的，当然是警方甚至比证监会提前介入，搜查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带走大量的档案和证物。我看到公开的资料似乎在说，荣公子这次是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如此醒目的罪过，估计要换来牢狱之灾。所以有人就叹息，荣公子这次恐怕是麻烦大了。
在香港，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致还是值得期待的。只是我不太明白，案情刚刚开始展开调查，为什么荣公子就被中信集团革职了呢？小道消息甚至说，荣智健是被上面拍板拿掉的，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但一个道理众所周知，一家企业曝出丑闻，查找罪责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企业法人代表的去留问题，显然要稍晚一步，甚至是几步，而且去留的决定权，只能由企业自己说了算。
答案当然非常简单：一直以来，荣智健不过是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的董事长，换句话说，中信泰富真正的老板，是国家，是政府。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只是多年来人们活在荣智健巨大的光环里，以为荣氏家族这样的表述，必然就决定了中信泰富是一家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事实上，虽然荣智健贵为董事局主席，但中信泰富(HK,0267)的第一大股东是“中信香港”，这是一家绝对意义上的大陆国有企业，而荣智健个人完全控股的“earnplex”仅拥有中信泰富2.9亿股权,他只是中信泰富的一个小股东而已。
换句话说，中信泰富在产权结构上根本不属于私人企业，这么多年来，它一直以私人企业为皮、国有企业为里，一直靠着庞大的政府关系，靠着庞大的国家资本，在市场上左腾右挪，做着并购复并购、多元复多元的生意大戏。
基于这样的产权结构，今天荣公子炒汇巨亏，拥有真正话语权的大股东拿他当祭品，于法，于理，都是必然的、合理的。毕竟，中信泰富是一家重量级的红筹公司，事关红筹公司在香港的形象；同时，荣智健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拥有深厚的政经人脉，他已经是政府多年以来培养起来的红筹公司代言人，他的身上押着全球投资者对香港红筹公司的投资信心。所以，大局发展至此，拿掉荣智健，当然就是政府必要的步骤。
事已至此，局外人还能说一些什么呢？
我想说，这可能是荣智健企业方法论最后的挽歌。我们所了解的荣智健，1978年36岁的时候移居香港，靠着家里留在香港的100多万港币，创办爱卡电子公司，4年后卖掉，获得750万美金。1984年又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120万美金，1年后豪迈上市。这个时候的荣智健，是一名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身价逼近4亿。毫无疑问他是那种真正有企业家天赋的人，荣氏家族的企业家精神在他身上释放出巨大的光芒。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沿着已经成型的私人企业路径继续发展，就像台湾的王永庆、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一样。可是荣智健没有这样做。1986年，荣智健调转方向，投身香港中信，一只脚踏在国家的船上，一只脚踏在私人企业的船上，他要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政商结合传统发扬光大。
看到荣智健今天跌入险境，一名大致了解他的香港生意人这样跟我说，荣智健靠着国家发了多少财？地球人都知道。没有国家的支持，能有他荣氏家族财大气粗的景象么？平心而论，这个人的话不无道理。他事实上是在批评在中国生意场上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官商结合的企业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会促使企业在短时期内高速发展，富可敌国，却不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很不幸，荣智健竟然成为这种短视的企业方法的牺牲品。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格局由此形成：一方面是中信泰富的产权不清晰，荣氏家族仅仅是一名小股东，但另一方面，荣家的核心人员，包括荣智健的儿子和女儿，却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司的管理核心。这种产权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上的二元背离，几乎就是中信泰富这些年热衷于企业并购、热衷于资本运作、热衷于炒卖外汇、热衷于赚快钱的制度性理由。
所以，我想说，中信泰富这些年的商业模式显然是事出有因，没有人能最终超越炙手可热的商业利益，荣智健下台，表明在一家国有企业内部，很少会有人站在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道德的高度从长计议，人们必然只盯住快钱，这是人性的缺陷，我们所要做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制衡人性，而不是对人性的自私视而不见。荣智健的失败，事实上是国有企业模式的又一次失败。
最后，我还想说，今天荣智健的局面，可能是当年埋下了种子。熟悉历史的人们依然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那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荣毅仁先生将荣氏家族的全部产业拱手献给了国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当年众多私人企业家的惊慌失措了，更多的商人死于非命，但是荣毅仁却奇迹般保全了自己。他选择了主动配合，带头发起上海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运动。他不但做到了上海市副市长，还成为纺织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与中共高层领导良好的关系更保护他幸免于难。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荣毅仁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另外一个事实。由于私人企业产权被彻底破坏，中国经济陷入了两个死胡同，其一是由于没有一批私人企业的支撑，经济开始彻底成为一个空壳；其二，新政府对私人企业产权的成功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积累了可怕的方法论前提。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如果在产权意义上加以分析，其实就是否定当年对私人企业产权的剥夺性政策，恢复个人的自由企业权利，用一批具体的私人企业弥补大而无当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虚妄的局面。
这正是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经济思路之一。1979年，荣毅仁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邀请，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纵观当时的格局，惟有荣毅仁既有国际上的人脉，又有家族产业的积累，同时也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才能。他敢于冲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在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敢为人先。
《纽约时报》曾这样描写中信公司：“在外国企业领导人眼里，中国金融界巨头——中信公司——有时似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大胆放手，讲究效率，重视赢利。”邓小平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荣毅仁在资本和市场上的大作为为邓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好见证。1993年之后，他贵为国家副主席，他的儿子荣智健在香港凭借政府资源和资本运作创建中信泰富，成为中国首富。失散多年的企业产权，在荣智健手上似乎又回来了。
但问题在于，荣氏家族一手政治、一手财富的发展模式，虽然将中国传统的官商合作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却无力改变官商合作链条中官的主导地位。荣毅仁的一生基本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幸福，但却没有在产权意义上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进一步提升提供更好的范式，他只是在重复无数企业家走过的官商合作之路。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荣毅仁是为数极少的成功者之一，但更多的商人却跌倒在路上，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不忍卒听的声声叹息。
让荣毅仁先生无法想到的是，这一声声的叹息中，竟然出现了他的儿子荣智健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