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3T问题
1985年到德国来留学前，被告知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是禁区，不能涉及、不能谈论、不能研究……
当时系里连笔者一共两个来自大陆的留学生，还有两个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系里的教授和同学都认为我们是中国人，说一样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中国话。德文中，中文和最难的东西是同一个词。四个中国人之间有时也谈谈学习上、生活上的事，彼此处得不错。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台湾。
1989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德国多德蒙特市举行，当时笔者和另外一位大陆留学生都在多德蒙特布鲁西亚俱乐部打乒乓球，两人都报名当大会的自愿者。他当中国队的陪同，笔者做台湾队的陪同。这样台湾桌球队的队员、教练和领队都成了朋友。临走时，他们送笔者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一面中华台北桌球队的队旗和一块签满所有队员名字的乒乓球拍，并欢迎笔者去台湾看看。锦标赛期间，大会组织者约见台湾队的领队，笔者在场做翻译。事情大致如下：中国队反映，有台湾队员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违反世界乒联规定等等，要求今后只能用中华台北的名称。笔者以为有点小题大作。比如有人问台湾队最著名的队员吴文嘉，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来自中华民国的台南市。他没有办法说，我来自中华台北的台南市，逻辑不通嘛。第二次给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义工的时候，情况正好反过来来了，要认可中华民国，不让说中华台湾或者中华台北了，说是认可中华民国是承认一个中国（两种解读），认可中华台湾或者中华台北，是要台独。
1993年应台湾青年团结会的邀请第一次去台湾参观，同时也受到台湾桌球队成员的热情款待。在那里结识不少朋友。有两个台湾朋友各送笔者一本台湾经济研究院关于中国大陆三峡工程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乐观其成”。我的两本关于三峡工程的书，都是在台湾出版的。
研究三峡工程，自然就涉及长江，也就涉及长江的发源地——西藏高原。哲夫撰写的《长江生态报告》和《黄河生态报告》，引起我对亚洲水塔的关注。那时候，郭开提出了西藏水救中国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在中国炒得很热。江泽民批示，胡锦涛亲自推荐，背后有100多位将军支持等等。我查看了一下德国出版的地图，发现郭开要调的水，很大一部分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随着西部水电大开发，中国的水库大坝建设从东向西、从汉族居住区向藏族居住区、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推进，其推进速度和规模只能够用贪婪、疯狂两词来形容。请读者设想一下，从你的住家出发直线36.5公里，在这个距离内要建造5座大坝，累计坝高超过500米。这是何等的贪婪！何等的疯狂！在撰写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外，也把对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观察和感悟写出来，告诉读者。
最后一个T就是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这是笔者出国之后发生的。过去只听说北洋政府用水龙、用警棍来对付上街游行的学生，没有听说过用正规军、用坦克来对付学生的。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头人之一的孙越崎先生，五四运动时是天津的学生领袖，领教过北洋政府警察的暴行，也因此坐过牢，被北洋大学开除但是他却被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教授所录取，继续在北京大学读书。
笔者的导师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人，上大学时曾是卡尔斯鲁厄工大学生会的主席，30岁成为德国最高一级的教授，后来当了大学校议会的主席。记得那年州政府削减大学经费，砍了几个助教的位置，学生们不干了，要闹事。学生会和校议会商量。导师对他们说，我理解你们，我也从大学生时代过来，也在学生会干过。在学校的土地上，怎么闹都可以，但是不许到大街上去，更不可以阻挡交通。学生们在校园内抬着棺材游行，喊口号，声势颇大。后来觉得不过瘾，挑战性不够，就上了高速公路，把交通给阻塞了。这下事情闹大了。警察局长来找大学领导，说一定要抓几个领头的。导师就对警察局长说，如果你不怕事情闹大，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就带几个走。学生“有时间、有精力、有主意、有财力”，他们就不怕把事情闹大。你也是从那个年轻时代过来的，也曾经激动过、冲动过。学生的事情，留给我们学校教育，你看怎么样？警察局长觉得导师说的有理，处理意见可行。事情就这么平和地解决了。导师认为，中国政府解决天安门广场学生事件的办法，是十分愚蠢的，是不能接受的。
1989年正好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束，准备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的一年。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和主上派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李鹏虽然没有能够当上总书记，但是他得到了三峡工程。自从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工程的弊病、三峡工程的危害，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2016年第一季度，汪洋副总理应该提交三峡工程整体竣工的验收报告，给三峡工程画一个句号。现在已经是2018年初，验收报告还没有完成。2015年3年23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发文指出：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三峡水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认为没有人敢攻击三峡大坝，现在却承认三峡大坝是北朝鲜攻击中国的三大目标之一。为了建设三峡工程，中国政府已经从老百姓缴纳的电费中收取了二千多亿元人民币，后来又从电费中收取了一千四百多亿元人民币用于三峡后续工作。现在这两笔钱都即将用完。中国政府必须继续从老百姓那里收取更多的钱，用于没完没了的三峡后续工作。
二、解决3T问题难不难？
解决3T问题，到底难不难？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到底难不难？如果说，在十九大之前，习近平要解决3T问题，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他的意见可能在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在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已经完成了权力的集中，完成了班子的组建，习近平思想已经写入党章，马上就要写入宪法了，习近平思想应该有点和毛泽东思想不同的东西，应该有点比毛泽东思想更高的东西。解决3T问题，就给习近平和习近平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会，但是这个历史机会时间窗口不会很长的。
2.1西藏问题
要解决西藏问题，习近平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有许多的优越条件。习近平和胡锦涛不同，没有亲自头戴钢盔出现在镇压暴动的现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达赖喇嘛尊者相识，并有相当好的关系，习仲勋的西藏理念也是比较温和的。达赖喇嘛尊者多次传递信息，愿意和中央政府坐下来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这是第一步。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已经五十九年，这五十九年把年轻的藏传佛教领袖锻炼成一位著名的世界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五十九年，达赖喇嘛尊者
日夜思念他的故乡，他的经堂，西藏的山，西藏的水，西藏的人。这种思念家乡的精神折磨，笔者在上山下乡年代、在远离杭州的北大荒有切身的感受。真所谓“悲歌当泣，远望当归”。习近平不是也有被迫离家的经历吗？将心比心，应该会有更多的理解。
最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能够在文殊菩萨圣地五台山传授文殊菩萨加持的期许。让这位老人到五台山去传授佛法，让这位老人到拉萨去和西藏人民见个面，问声好，难道中央政府就会垮台吗？
清朝驻藏大臣松筠撰写的《西招图略。抚藩》认为，“达赖、班禅以慈善为本。” “其性唯知诵经阐教。” “一切告示皆谕以圣主皇仁及达赖、班禅慈悲，仍使百姓感彼之德则其欣然由我治理而无梗矣。” “伊等有迎奉我而蔑视达赖、班禅者，应即教诫，无使达赖、班禅寒心。”
达赖喇嘛尊者推崇慈悲，他说：“有时人们将慈悲行为视作软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愤怒才是软弱的真正表现，而感情是力量的表现。同理，有些人怀疑慈悲行为只利他不利己，也是错误的观点。升起善良慈悲之心时，我们自己也是受益者，这带给我们内心的平和，进而促成我们可以自信地去做手边的工作。”习近平号召“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善良、慈悲就是初心。人之初，性本善。老子道德经所讲的“三宝”，第一宝就是慈。
找个机会，大家坐在一起，喝龙井也行，喝奶茶也行，叙叙家常，这就是开始。也许说着说着，就说到藏族人和汉族人可能都是羌人的分支，说到梳理神州河川的大禹是羌人，建造都江堰的李冰是羌人等等。
有人会说，达赖喇嘛尊者要求的大西藏问题不好解决。其实大西藏，就是西藏高原。西藏高原就是一个地理和地质的概念，后来才有了行政范围。把中国的所有的藏族自治乡、自治县、自治地区、自治区联起来，不就是一个西藏高原吗？
双方坐下来谈，习近平就有希望。
2.2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也有优势。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已经在新加坡会过面，对此大陆中央政府中好像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异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台湾总统换人了，现在是蔡英文女士当总统了，习近平和蔡英文女士也可以坐下来谈。特别是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主政多年，而台湾的福建人、浙江人多，组成一个台闽浙经济区对台湾、对大陆都有好处。
其实北京和台北的许多争吵，就像幼儿园里小朋友的争吵一样，叫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还是叫中华台北还是叫什么，有这么重要吗？“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论叫什么，台湾都是地球上一个客观的存在。一个驻德国台北代表处，名字非得改过来又该过去，有这么重要吗？北京政府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记得笔者到德国时，东德和西德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两国还有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点也不妨碍后来两德的统一。在南京大学时笔者有两个德语老师，一个是西德的，一个是东德的，两个都认为他们是德国人，说的是德语。三国演义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老是封杀台湾的外交空间，不让人家进这个组织，不让人家参加那个会议，这对统一大业有帮助吗？北京政府里有不少人玩高级黑，表面上是帮习近平，实际上总是给习近平下套。
当然台湾当局和民众也要学会反思，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汉贼势不两立”的，许多事情是可以变通的。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过去做错了事，使现在很被动。今后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寻求世界政治空间，官方是一条途径，民间也是一条途径。承认台湾目前的状况是被“遗忘的族群”，从这个处境来扩大世界政治空间。同意坐下来谈，无条件地坐下来谈，谈就是坐在一起喝喝茶，可以喝龙井茶，也可以喝台湾高山茶。
自从中国大陆建造了三峡大坝，大陆这边一喊“武力统台”，台湾那边就在计算机上模拟炸毁三峡大坝。中国在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台湾的经济研究院也在认真研究三峡工程，列举了一大摞工程的弊病，在结尾处突然得出一个结论：乐观其成。其用心，路人皆知。有人以为攻击水库大坝这类“民用”设施是不人道。其实不然，攻击水库大坝这类设施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当年英国空军炸毁了负责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水源供应的水库大坝就是实证。
如果海峡两边打起来，没有一边可能赢，死亡总人数一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大陆这边死的人要比台湾多许多。台海两边打起来，失败者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这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金庸先生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征服中国。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结果又如何呢？
中国有句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坐下来谈，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北京方面不使用武力，北京方面不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将北京视为兄弟般的伙伴，北京视台北为亲姐妹，那么二十一世纪一定属于中国人的。
2.3天安门广场问题
解决天安门广场问题，习近平的优势最大，因为和他没有直接关系。邓小平已经过世，邓家的势力已经日薄西山。李鹏也没有几天的活头，李家已经无力回到权力的中心。江泽民也是一样，见马克思的日子也不远了。六四已经快过去29年了，难道习近平一定要把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抗在自己身上，再走十里山路？
用正规军、用坦克来对付为提倡民主、为反腐败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学生，怎么都是错。历史就会这么记载。历代皇帝、哪怕是著名的君王，犯了错，下一个罪已诏，认个错，对名声也没有什么损害。特别是对习近平来说，下个罪已诏，
反而能赢得身前身后的好名声。
如果是怕一举平反天安门广场事件对社会影响太大，可以采取几步走的办法，先捡社会影响小的事情做，把现在还关押在监狱中的人放了，让当年因六四流亡在外的人都可以自由回到中国探亲，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表示善意。对此，流亡在外的人也做出承诺，在中国探亲期间，不做探亲之外的事情。这么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时间是疗伤的最好药剂。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把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就解决了。
三、政治家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先例
政治家因为和平解决国内各种族之间的冲突或者和平解决国际间的冲突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很多很多先例。下面是不完全的统计。
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因在东方政策上的贡献而获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德寿共同签署了巴黎和平协约，实现了越战停火，并完成美军撤离越南，荣获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美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通过谈判给埃及和以色列带来了和平，从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
198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表彰他为中美洲和平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通过他的努力使冲突各方在危地马拉签署和平协议；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在推动世界和平进程中的贡献；
南非新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与老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共同用和平手段结束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民主转型，他们两人共同荣获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
紧接着在下一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这三位政治家，表彰他们给中东地区开辟了新的和平发展机遇；
东帝汶的两位政治家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与若泽·拉莫斯·奥尔塔为实现公正与和平解决东帝汶冲突所做的努力而荣获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
爱尔兰的政治家约翰·休姆与北爱尔兰的政治家戴维·特林布尔因找到了解决北爱尔兰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而捧走199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南韩总统金大中，表彰他与北朝鲜达成和平与和解；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办法；
2011年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全國對話四方集團通过对话，成功地实现政治转型，建立了一個多元民主的社会。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國對話四方集團；
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结了持续五十余年造成至少22万哥伦比亚人死亡和将近六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内战。
可见政治家因解决国内或国际矛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笔者认为，习近平是中国距离诺贝尔和平奖最近的人。只要他能够解决3T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获奖的可能性为55％；解决其中两个问题，获奖的可能性为80％；解决其中三个问题，获奖的可能性为95％。习近平想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如囊中取物，他所需要的只是政治勇气。
四、通过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习近平是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的
2015年北京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力荐习近平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2016年11月初，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女士时说：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是努力的主要目标，他在2013年已解決七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他要在2020年彻底消滅贫困，让中国脱贫变成小康社会，要做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水准，但他不是要去爭取，更笑说这个奖也不会颁给他。
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是否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是十分在意的，而且认为他即将马上达到拿诺贝尔和平奖的水准。
诺贝尔和平奖给帮助脱贫的人士也是有的，比如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印度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纳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表彰他们通过创业小额贷款来推进经济，以及向穷人，特别是女性提供社会机遇上做出的贡献。但是比起政治家因和平解决国际或国内种族矛盾而获奖机会的几率要低了许多。
其实习近平应该清楚，中国所谓脱贫的成绩，是对他本人成绩的高级黑。下面是中国政府公布的自1978年到2016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的情况：
1978年：7.7039亿人
1980年：7.6542亿人
1985年：6.6101亿人
1990年：6.5849亿人
1995年：5.5463亿人
2000年：4.6224亿人
2005年：2.8662亿人
2010年：1.6567亿人
2015年：0.5575亿人
2016年：0.4335亿人
从表中可以看到，到2013年已经解決了近七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但这不是习近平的功劳，而是前任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的功劳。到习近平当上总书记时，还剩0.7亿贫困人口，只占1978年7.7039亿人的不到十分之一。就是到2020年这0.7亿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在脱贫上的功劳，比不上前面的八个人。要是有诺贝尔和平奖拿，也是先给功劳大的，而不是给功劳最小的习近平。
最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指标是每人每年2300元人民币，按照1美元换6.3元人民币的汇率,正好一天一美元。而联合国2008年公布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指标每人每天2美元。按照而联合国2008年的标准，习近平的脱贫工作还是任重道远，距离诺贝尔和平奖的标准还有很远距离，还要很长时间。
所以，习近平要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去解决３T问题，因为这条道路最容易走，所需要的时间最短，得奖的可能性最高。解决３T问题，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台湾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贡献最大。
机会在有目标的行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