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双轨制签名模式,是本人在对中国民运各种签名运动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通过深思熟虑后,在近期的一种创新。其要点就在于借时间差和人数差等因素,让相当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其可能遭受打压迫害的思想顾虑和心理恐惧,较为放心地投入签名运动。这种创新在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具有革命性和战略性的积极意义。这种模式,除了可以在《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中采用,还可在当前和以后很有可能使参与投入者产生种种顾虑的各项签名运动中(包括\”三退\”运动等),广泛予以采用。此外,还可充分延伸发挥这一模式的功能作用,持续不断地发起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种种签名运动,让民众在各种签名运动中,步步具体深入地了解、接受宪政民主的丰富内涵,让中共在种种签名运动中穷于应对,难于招架,在精疲力尽之中迫不得已地放弃自己的极权统治。

相信中国民运各界能够积极采纳这一模式。果真如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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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的公开发布,在中国当代民运中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其签名运动,则具有更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实话说,对中国民运的前途,几个月前我还感到遥遥无期,最近却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内心时常激动难抑。因为我认为中共极权的阳寿,大不了也就还剩十来年的光景。这种激动,就是《零八宪章》带来的。在《零八宪章》发布后我所发表的《清泪洒满我们的宪章》中,就已经透露出了我的激动,但那时我的激动所隐含着的希望还很模糊含混,直到最近才越来越清晰明朗,越来越少了疑问,越来越有了确定无疑的感觉(关于此一结论,本人将于最近发表文章,予以详尽细致的论证阐述)。

正因为《零八宪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此我便对其相关运动开始了密切关注。但除了了解其文本内容,对于它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本人前段时间因集中精力于撰写《中国民运目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此后又忙于搜集素材并构思其他文章,因而未能投入更多的关注。当近期对其签名运动予以认真关注时,才发现了一些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绝对要求实名签署,且必须注明其生活和工作所在地。这样的要求,无异于把运动限定在了一种十分狭小的社会群体范围,而难于获得其影响力度的快速强化延伸,使得运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然而,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到现在(2009年2月20日)为止,《零八宪章》的签名人数仅仅达到万人左右的规模。这与我们这个13亿的大国人口相比,是远远不相称的;同时与中共现有官僚队伍的规模相比,也悬殊太大。对此规模,中共权贵可能还会产生如此心态:算个什么,又怕个什么呢?一个《零八宪章》,吹得如此玄乎昏昏天花乱坠,能绊动我一根毫毛么?

因此,中国民运目前又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促进签名人数的快速上升。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快速上升,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对社会的应有震撼和对中共的应有威慑,那么必将造成民运阵营和社会各界对宪章运动的精神疲劳,从而削弱其总体效果。

程式(或称模式、形式、方法),也可视为策略,是几乎任何一项事业都必不可少、万万不可忽视的法宝,一项企图改变社会和历史的革命事业则更不例外。眼下的中国宪政民主运动,面临着艰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然也就更不能离开这样的法宝。从精心地研究和设计每一个运作的细节入手,一丝不苟地实施好民运的每一个战略和策略,就能使民运尽快地获得成功。

宪章运动是中国民运具有某种决定意义的一大战略行动,应当有相应的高超策略与之配套,才能收到应有的运作成效。这样才不枉其起草人、第一批300多名联署人所付出的智慧、心血、丧失人身自由和身陷冤狱(如刘晓波博士)等方面的种种代价;才不负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数百万志士仁人和先烈们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前途,所遭受的精神折磨、人身摧残等打压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无辜流血、丧失生命等惨重的代价和牺牲;才不负13亿国人的热切期盼与殷殷希望!

因此本人认为:这样的签名运动,应当实施双轨制模式的签名策略,即允许任何一个人在签名时,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任选一种:

1.单纯实名签署。即只使用其身份证常用名签署,注明其县(区)级或县级以下行政区域的长期住所地名称、职业等。其签署时登记注明的各项信息,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随时对外公布。

2.混和签署。同时使用实名与笔名签署,一并注明其县(区)级或县级以下行政区域的长期住所地名称。同时应当选择确定在签名总人数达到哪一级规模时,自己的实名才可以对外公布的额度标准。组织者可以将该额度标准设定为五个档阶:(以下仅为举例数字,实际操作中的档阶数和对应的签名总人数额度标准,需由组织者根据情况具体确定):

1)满10万人为第一档阶;

2)满20万人为第二档阶;

3)满30万人为第三档阶;

4)满50万人为第四档阶;

5)满100万人为第五档阶。

对参与混和签署的,其实名以外的信息资料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对外公布,实名在签名总人数达到签署人选择确定的档阶额度标准时,才予以对外公布。

实名签署的意义,本质上在于培养民运阵营和民运人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还在于给中共当局一种感觉真实可信的威慑影响。的确,象中共建政以来千千万万个敢于旗帜鲜明地与当局抗争,要求自己和社会的自由民主权力的人士一样,民运阵营迫切需要这样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肯定越多越好,越能使宪政民主革命成功的期限大大缩短。可以设想,如果民运阵营一点也不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如果每个民运人士都是那样的贪生怕死,那么中国宪政民主的成功,肯定将会遥遥无期。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民运不仅仅是英雄主义者的事业,同时应是以广大普通民众为运动主体的事业;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需要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更多地还需要平和理性的精神。绝对英雄主义论者已经使中国民运陷入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漠视策略与方法的重要意义,使得中国民运至今还在黑暗摸索中艰难地前进着。在当前情况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理由将参与民运事业,视为他正常工作和生活之余的分外之事。因为他和他的亲人,随时都面临着生存压力和生存威胁,他完全有充分理由不去参与这一事业。因此无论他选择了怎样的形式,只要他参与了这一事业,他就是可贵的并应受到任何人敬佩,任何人都毫无理由说他没有英雄主义精神,而只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大小强弱程度而已。中国民运迫切需要广大公众积极参与,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分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部分人积极参与,才足以形成与中共强力抗衡的规模与力量;另一方面,这部分人是遭受中共专制极权压迫和侵害最深最烈的阶层。这部分人如果公开参与,将会遭受更残酷的压迫侵害。另有不少体制内的人士,他们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参与,却能对中共及其专制极权制度带来根本的动摇震撼。然而如果他们公开参与,首先面临的将会是丢掉维持其基本生活来源的工作,同时还会遭受普通公众同样的压迫侵害。(此外还有民运阵营的部分人士,因为尚有民运的其他重任在身,需要以隐蔽身份开展工作,也不宜实名签署。)民众可能会作如此判断:在六四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中,象赵紫阳及其秘书鲍彤那样的高级干部都未能幸免于中共的打击迫害;近年来一些国际或国内知名教授(如郭泉等)、异议学者(如刘晓波博士等)、民间选举活动家(如曾受美国政界之邀,现场观摩美国总统大选的姚立法等),也屡次遭受着中共的肆意迫害,中共还有什么人不敢肆意迫害的呢?有了这样的判断,民众还敢放心大胆地参与投入吗?

我们不应忽视,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和毫无这种精神的人,都毕竟只是极少数。具有强烈英雄主义精神的人,是有着崇高精神与人格追求的人;而毫无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则毫无精神与人格追求,甚至就连自己和自己后代未来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也不屑考虑,或者干脆懒于考虑。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其精神与人格追求与第一类人相比远远算不上崇高,然而又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英雄主义精神,都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为了某种关乎自己和自己子孙后代切身利益的抗争,付出一定的代价,作出一定的牺牲。但这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基本不会危及到他自己眼前的生活和生存。否则在他看来,这样的代价和牺牲就失去了意义,就没有参与的必要。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顾虑所在,是签名人数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不少民运人士经常抱怨当今中国民众贪生怕死,抱怨民众再也不像20世纪上中叶那样乐于奉献,那样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自己的自由乃至生命。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严重误区。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看重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安全,应算中国民众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的确,中国民众在那些时代,只要有人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打出了\”革命\”的旗帜,就有不少人愿意挺身而出,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不去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而义无反顾地参与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而在今天,民众的这些精神似乎已经丧失殆尽,似乎陡然间变得过分吝惜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安全,变得贪生怕死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那个时代和当今时代社会条件的巨大反差。毕竟那时中国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远远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同时,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清晰明确,更远未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此,民众就不可能象今天一样珍视自己的自由、安全和生命,相反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场\”革命\”,并冒着血雨腥风去浴血奋战、厮杀拼搏,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我们经常抱怨民众的愚昧,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民众不能理智地辨识\”革命\”的真假好歹而盲目参与投入,盲目地奉献出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才是最大的愚昧。这里的愚昧,一方面是缺乏辨别事物真假好坏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丝毫没有人权意识。而今天的民众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为了一个宏远伟大的社会目标去做出过多的牺牲,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算是他们已经有了起码的人权意识,算是他们开始了觉醒,开始了进步,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庆幸吗?我们民运人士,成天高喊自由、民主、人权,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民众的这种觉醒和进步,横加抱怨和指责呢?如果不能停止这样的抱怨和指责,这不与我们的普世价值理念相互矛盾了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自由民主运动,不就丧失了它本来的性质,改变了它本来的颜色吗?

因此我们应当理解民众的种种顾虑,即使他们真的贪生怕死,我们也不能横加抱怨指责,而应站在主动的立场上,积极顺应他们的顾虑,千方百计地改变和优化我们的方法与策略。

因此我们的签名运动,有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就是在让普通公众充分认识签名运动与自己和自己子孙后代切身利益关系的前提下,采取最为有效的方法与策略,尽可能地打消其参与这样的运动,是否会危及到其眼前生活和生存的种种顾虑,让他能够放下思想包袱,相对轻松地、心甘情愿地参与到签名运动中来。

这样的方法与策略,就是双轨制模式的签名策略。

相反,如果不能采取新的更有效的策略,而要把原有的单一办法继续坚持下去,那么就极有可能把不少发自内心赞同和支持《零八宪章》,但却暂时不敢或不宜公开签名支持的人士排斥在外,使得宪章运动难于在一定期限内达到应有的签名规模和影响效果,难于对中共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而延缓中国宪政民主运动发展的进程。

混和签名的意义,就在于借时间差和人数差等因素,让相当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其可能遭受打压迫害的思想顾虑和心理恐惧,较为放心地投入签名运动。因为仅有少数人参与的与中共抗衡的运动,参与者遭受中共轻而易举打压迫害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通公众必然会产生顾虑和恐惧;但如果参与人数达到了一定规模,中共的打压迫害就再也难以那么肆意猖狂了,普通人就会大大地减少和排除其顾虑与恐惧。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参与者总是由少到多的,不可能一下就吸引那么多的人参与进来,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应有的规模与人数。这个矛盾的存在,采用混合签名的策略方法,就能获得较好解决:当参与签名者尚未达到一定规模与人数时,对以混和签名形式参与的这部分人,只对外公布其笔名而暂时不公布其实名;当参与者达到预定的规模和人数时,再对外公布其实名。这样,前面所说的矛盾,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迎刃而解了。而另外一部分以单纯实名签字形式参与的人,则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民运阵营的英雄主义精神,发挥出对其他民众引导、激励、影响、感召等种种旗帜与标杆作用。

全面地看待《零八宪章》签名运动,它不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是少数人为了一己虚名而贸然决断、一时兴起的英雄主义举动,而是在中国民运史中,具有承前启后、引领未来重大作用的理性行为,是中国民运一个新的里程碑。捷克在1989年终于摆脱了共产党的黑暗统治,实现了宪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由哈维尔等人所发起、领导的《七七宪章》及其签名运动和其他签名运动。从这场运动的发起到捷共统治的彻底崩溃仅仅用了12年,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蕴含在社会历史发展和演进规律之中的逻辑必然。

这一结论,基于这样的理由:这种运动,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共产党政权的公开抗衡行动,不仅仅是一种震慑共产党政权的形式,同时更是公民启蒙运动。它将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的全民普及教育,寓于一种庄严而又简便的形式,教育内容较为全面具体而又不显复杂繁琐,既没有太明显的多余又没有太多的遗漏,既较为直观浅显又较为系统深刻,能够适应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与理解习惯,比之于其他形式来,必能收到较为显著的普及教育效果;这是一种集教育与行动于一体的运动,大大跨越了公众从理解接受到参与行动的距离,加速了从教育到行动的时间进程;这种形式既影响广泛深远又和平理性,既旗帜鲜明地与共产党专制政权展开对立和对抗,又与当局《宪法》等现有法律、政策之类表面文字无太大冲突,让共产党处于意欲打压却又难找到充足理由的两难境地(自《零八宪章》公布后,至今只有发起者和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刘晓波先生抓捕在狱,其他人或被抓后仅一至数天就被释放,或仅仅被盘问了一下和被监视而已,就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结论),从而让民运在比之其他方式安全得多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更加快速深入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并不太害怕民间的暴力对抗,因为它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打击镇压的理由,同时民间的暴力远远不可与中共的暴力匹敌,远远不足以震慑中共的极权统治;他更害怕的是民众的普遍觉醒,害怕民众人心背离,害怕公民广泛的不服从;他们一定看到,近十多年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其他国家在一夜中或短时间内的剧变,绝大多数不是因为民众的暴力对抗,而是民众以和平理性的不服从而实现的。而宪章签名运动就是一种和平理性的不服从运动。有了民众这样的不服从,加之与其他种种不服从形成的对抗合力,中共就越来越没有了市场,它的专制极权就越来越没有了作用对象,同时因为难以找到充分的理由,其暴力也就会越来越失去滥用发泄的机会,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专制极权统治,无可奈何地让社会进入宪政民主的轨道。

近年来中国民间呼声强烈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实际上已经在雷霆之中开始了,这就是《零八宪章》及其签名运动。这一运动发端于民间,其发展不受官方\”导向\”的影响束缚,因此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成果:在民众灵魂深处,根本确立起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普世价值理念,为宪政民主奠定民众思想文化基石。可以说,这场运动所能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和深度,将会在以后很长时间之内,都为其他运动所难以比拟。

然而,这样的思想解放高度,还只是一种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变为现实。要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广泛发动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而要争取民众的广泛参与投入,就应当实施双轨制签名模式,以此顺应他们价值取向的变化,打消他们的种种顾虑。他们只要打消了顾虑而有了签名支持的初步意向,他们就肯定会在签名之前,对要签名的对象文本或粗或细地阅读咀嚼,做出一些或深或浅的理解和接受。当他们在阅读咀嚼之后,不管最终是否采取了签名支持的行动,都会在头脑中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印象,于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就会或隐或现、或多或少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相反,单纯的实名签署,则会把《零八宪章》及其签名运动,仅仅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和英雄主义者范围,从客观上排斥了广大普通公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一运动多种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失却其全民性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思想解放是中国民运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说它是一个长期任务,就意味着它不能仅仅被摆在当前,而且在宪政民主革命成功前后,都应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今后长期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都苦于民智未开,苦于没能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启蒙方式,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制作用,加之一些思想深邃睿智的民运人士不懈地探索思考,积极创造,终于发现和开始了利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为何不紧紧地抓住这样的大好机会,通过策略与方法上的再创造,顺势展开一次深入持久的启蒙教育,更好地实现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加速中国开启民智、推动民运的进程呢?

双轨制签名模式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在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具有革命性和战略性的积极意义。这种模式,除了可以在《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中采用,还可在当前和以后很有可能使参与投入者产生种种顾虑的各项签名运动中(包括\”三退\”运动等),广泛予以采用。此外,还可充分发挥这一模式的功能作用,持续不断地发起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种种签名运动,让民众在各种签名运动中,步步具体深入地了解、接受宪政民主的丰富内涵,让中共在种种签名运动中穷于应对,难于招架,在精疲力尽之中迫不得已地放弃自己的极权统治。

在这种模式的应用中,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签名支持,特别是为了吸引中共体制内人员积极参与,对签名支持参与者,应作立功看待,分别设置在今后宪政民主革命成功时,将享受的权利优先或免(减)罪(指中共官员之罪)等对应待遇条款,予以相应奖励。而单纯的实名签署者,其待遇应高于和优先于所有的混合签署者,并可在成功前条件具备时,随时予以考虑(以上具体奖励条款略,可由组织者具体考虑制定,也可暂时不制定,但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制定)。

同时还应在操作中注意把握,让不同参与者发送签名邮件到不同邮箱:单纯实名签署者发送境内人士掌握的邮箱,混合签署者发送海外人士掌握的邮箱。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轻混合签署者的顾虑(境内民运人士被中共抓捕、关押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签名资料被中共截获的机会也较大,签署者的风险系数也就较高),让他们更加放心地参与投入到签名运动中来。

这一模式因为是新举措,在其应用实施之前,需以简明、浅显的文字予以宣传介绍和具体说明,以利参与者了解把握,随时做好参与投入宪政民主各项运动的充分准备。

相信中国民运各界能够积极采纳这一模式。中国宪政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

200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