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歧山意外“当选”为“应由湖南省选出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换届时是否遵循“七上八下” 年龄规则的话题又被外界媒体重新提起。有媒体“话说当年”，回顾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是“当年江泽民为逼退乔石而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事实上是始于中共十六大，也就是胡锦涛接替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那届党代会高层人事安排的讨论过程中才被提出来的。而江泽民连任总书记同时逼退乔石的十五大人事安排过程中提出的年龄限制是所谓的“七十岁封顶”。
早在二十年前，笔者即已经出版了《江泽民的权力之路》，其中的一章是《总书记跨世纪不受年龄限制》，内容中一一举证，详细介绍了“七十岁封顶”规则的由来。
回顾二十年前的中共十五大人事换届完成之后，当时的海外媒体 “内幕报道”的各种版本大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乏味的政治内幕戏剧化了。事实上，只要仔细对照一下在那次党代会上所有出局者与所有留任者的个人简历就不难发现,那次人事换届的全部“内幕”两句话即可概括:领导核心跨世纪不受年龄限制,其余留任者皆以七十岁为年龄上限。当年的所有出局者中最年轻的是国务院国务委员陈俊生，生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刚满七十岁;留任者中除江核心而外,最年长者为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生的李鹏和朱容基—-开完十五大后才过六十九岁生日。
可见,江泽民逼迫乔石和刘华清出局只能采取定死一条游戏规则的方式,而不能象邓小平决定此前五年十四大人事安排一样,让谁下可以借口“年事已高”,让谁上则可借口“工作需要”。
早在十五大召开之前,中南海内即流出一则传闻,大意是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及中央政治局常委谁留谁走的常委会议上，显然已经事先与江泽民有过一番私下切磋的李鹏提出了年龄划限法。内容是:
一,江泽民同志是小平等老同志亲自安排,并在八年多的领导实践中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充分信任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由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顺利跨过二十一世纪,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对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培养,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小平、陈云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期望和临终嘱托。
二,基於废除党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干部年轻化的原则,同时也是选拔和培养第四代接班人选,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需要,除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以外,所有目前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是十四大中央委员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副职领导人,凡在召开十五大党代会之日年满七十岁者(一九二七年九月之前出生者),一律在十五大上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
正因为如此，那次围绕十五大党内换届的高层权力斗争的游戏规则即然定下了以七十岁封顶的“一刀切”方式,所以江泽民在成功逼退乔石、刘华清的同时,亦必须搭进他和李鹏的政治朋党邹家华。与此同时，当时未满七十岁的李瑞环和田纪云，虽然也是公认的江泽民政治对立面,也只能听凭他们继续留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内，让江、李见面就心烦却又无可奈何。
还有，以“七十岁封顶”的年龄年龄划限的办法虽然可以逼退乔石和刘华清,但同时也决定了朱容基必然继续留任一届政治局常委。而在此前提下，他江泽民虽然对朱容基的功高震主早就怀有“武大郎开店”式的心态，在朱容基接替总理职务的问题也只能顺其自然。
既然十五大换届时提出了“七十岁封顶”的原则，同时也就意味着当时年已六十九岁的朱镕基接替了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以后只能坐满一届便告老还乡。如果当时江泽民真心要从有利於干部新老交替、培养第代四接班集体的党国大局出发，朱镕基接替总理职务的同时，手下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应该是安排给下届总理职务的接班人，但江泽民却安排了生于一九三二年六月的李岚清。
笔者当年的看法是，十五大上江泽民硬是要安排李岚清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准备在次年三月与朱镕基接替李鹏总理职务的同时接第一副总理职务,而没有象十五大之前外界传说的那安排比李氏年轻九岁的吴邦国,表面理由虽然是“排排座,吃果果”—-因为李岚清担任副总理时间比吴邦国长,内心的真实动机十之八九是设计好了如此安排才能有效制约朱容基的目标。
既然安排了李岚清在十五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于次年三月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总理接班人的备胎就只能屈就政治局委员了。
1998年三月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当选”的国务院副总理有四位，排序是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当时的外界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吴邦国未进常委仍然也还是朱镕基的总理接班人，但笔者根据温家宝的党内职务既是政治局委员但又比吴邦国多了一个书记处书记为依据，确信温家宝才是江泽民暗定的下届总理备胎。
现如今，习近平在十九大人事安排过程中，效法当年的江泽民，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准备接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的韩正从年龄角度，也不应该是下届总理接班人选。而习近平这一次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恐怕连李克强心里都未必清楚。
出生于是1954年的韩正比李克强年长一岁零三个月。到二零二三年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李克强任满两届国务院总理退位时，韩正已经是六十九岁。不过届时的习近平已经年满七十岁，既然高层人事安排上已经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所以谁也不敢断言届时的总理接班人不可能是韩正。
回顾完“七十岁封顶”之后，现在再回顾“七上八下”潜规则的产生过程。早在习近平的十九大召开前一年左右，有外界的《星岛日报》报道了据称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的时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局副局长邓茂生的说法：“ 没有存在严格的七上八下这种界线这种说法，那是民间的说法，不足为信”。 “就党章规定，一般政治局委员不能超过三届，但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以后，他又可以三届。但这个还要加上年龄的问题（来考虑），这就要灵活把握……”
笔者无法断定这则报道的准确性，因为这位邓茂生既然是十六大文件的起草小组成员，就没有可能把政治局委员“不能超过三届”说成是什么“就党章规定”。中共历次修改的党章的内容中从来就没有涉及过各级领导人的任期问题，就如同党章里也没有领导人的年龄规定一样。至于“七上八上”，当然不是一项有红头文件向下传达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当年讨论十六大人事换届时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商出的“原则上掌握”的“入局”和“入常”（包括继任）的年龄限制。
就是在这个“原则上掌握”的大前提之下，时年六十七岁的罗干得以从政治局委员升任政治局常委，与罗干同庚的曹刚川升任政治局委员。而比罗干年轻四岁的的曾庆红虽然也如愿进入政治局常委，但这也决定了再过五年后的党代会换届，也就是二零零七年的党代会换届，他曾庆红就会因为年满六十八岁而告老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