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萨寺——穿着深红色长袍、挥着蓝色塑料宝剑的僧侣正在排练第二天为庆祝藏历新年演出的舞蹈。然后，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出现在寺庙，说要问几个问题。
这是我和法国摄影师吉勒·萨布里(Gilles Sabrié)被警方拘留近17个小时的开始，这对身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时间虽然不短，却并非罕见的经历。要说明的是，这算不上痛苦的折磨，因为记者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和虐待。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麻烦。
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自找的难堪。上周，我们曾深入青藏高原的大山，想写写中国这个地区的节日传统。但用拘留并最终将我们驱逐出该地区的方式，政府当局成功阻止了这一切。因此，作为替代，我写了这篇。
中国这个国家，对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的地位散发出自信——但那些对一位外国记者不受限制地（也就意味着无法加以审查）旅游时可能遇到的人和事抱持高度敏感态度的官员，却驳回了这一点。
结果就是，记者在中国时而被无视，时而被跟踪。据一个不被中国政府认可的组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的最新调查显示，记者会被骚扰、拘留，甚至遭到人身侵犯。
根据各种说法，在习近平任内，情况正在恶化。在现在看来更为开放的前任们一头扎进资本主义之后，习近平正设想一个共产党有着至高地位的“新时代”。
习近平的态度在各级官员中影响深远，他们似乎对官方正统有丝毫偏离都十分害怕，以至于认为与其跟记者打交道，不如避开他们更为安全。
那项调查发现，半数的外国记者在去年的报道中都曾遭到阻碍。在敏感地区，这些数字更高：如西部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或是在中朝紧张边境沿线的城市。在藏区，这些数字最高。
在中国，或许没什么比西藏问题更为棘手。中国将西藏视为其历史帝国的一个部分，但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西藏已事实独立数十年后，于1951年将其非法吞并的。
而今，记者如果没有获得特别许可，是不能进入西藏自治区的，但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前往其他以藏人为主的地区，比如与之接壤的四川省内的一些地方。至少理论上可以。
宗萨寺就在这里。它依附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之上，俯瞰着一个蜿蜒着汇入川藏分界线长江的山谷。最近的机场在康定，要11小时车程，道路在青藏高原上的山脉之间通行。那个山谷的海拔接近11500英尺（约合3500米）。
寺院的历史可以回溯至8世纪，但庙宇却在1958年中国开展加强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中被毁。重建工作始于1983年，现有大约200名僧人在6个寺庙中生活、学习。
藏历新年——洛萨(Losar)和春节类似，是一个持续数日，有各种仪式，与家人团聚的节日。我们遇到的僧人正准备着一个仪式，它会吸引方圆数里的村民登上这个陡坡。此类仪式的恢复，表明政府对传统信仰的接纳程度正在增加。
可我在登上山顶之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我们就被送到了最近的达马乡派出所。
表面上的理由是要求向地方当局登记，就像外国旅行者被要求在中国抵达一个新地方的24小时内要做的那样（或者是抵达一个偏远地方的72小时内，就像这次这样）。这种形式上的程序通常由酒店前台处理，但我们前一天晚上抵达招待所的时间很晚了。这家招待所尽管有着质朴的魅力，却缺少现代设施。
当我们抵达派出所时，本来可以很简单地就进行登记，但很快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存在才是问题。
一名警察解释说我们必须要等从德格来的领导，那是县政府的所在地，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又来了另一位警察，态度生硬地告诉我们不能再使用电话。现在算是拘留了，虽然是软性的。
我们一开始在室内等着，然后又挪到派出所洒满阳光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篮球场，当地的孩子夏天时会在那里打球。那些藏族警察们聊着自己的工作、工资，找女朋友、讨老婆不容易的话题。在一个两性比例中年轻男性过剩的国家，这是永恒的牢骚。
尽管我们被拘留了，我还是向其中一位警察问道，这个村子是否安宁。“有时候有人的牦牛不见了，”他回答道，“我们就会去帮他们找。”
到最后，警察们看起来有些同情我们了。他们甚至分享了他们的午餐——里面有道菜是炒牦牛肉——是由一位穿着警服围着围裙的警察端上来的。
来自德格的代表团来了，他们并非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来了解情况的，而是为了陪同我们回德格。在那里的派出所翻来覆去问了三个小时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在当地认识什么人——后，一名便衣警察宣布，我们应该先登记，并且表示我们应该一开始就先请求获得批准再来。
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我们遭到驱逐的官方说法。警察现在会陪同我们回到康定。
在描述威权主义政权时，“卡夫卡式”(Kafkaesque)这个形容词往往被过度使用，但有一个方面倒是用起来恰当——有时候权力运用方式的荒诞不经。
将我们送回康定的警车司机戴着一顶扬基棒球帽，期间一度还反戴着。坐在前排的警察把自己的手机连到警方的电台，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歌词，用卡拉OK的方式跟着唱了歌手大壮大受欢迎的忧伤摇滚歌曲《我们不一样》。
凌晨两点后，我们到了康定的一家酒店，结果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与一名自称为刘晓莉（音）的女子争论，她是公安局的代表。
她的敌意很明显。有一度，她怀疑地问我们，她如何能确定我们从前一天早上10点后就一直遭到拘留，仿佛警察没有把我们送到酒店一样。
我们被允许登记入住，事实上是获得了自由，尽管在那短暂夜晚余下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保安待在大堂。第二天早上，刘晓莉和其他三个人挤进了一辆SUV，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四川省会成都的机场，在那里，我们登上了返回北京的飞机。
关于我们被拘留一事，外交部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均未作回应。
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公布其报告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其中列出的抱怨，说大多数驻华记者在中国进行报道时都没有遇到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她说，“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