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中国政坛女性的稀少却与口号不甚符合。历届全国人大的数据告诉我们，女代表从未超过四分之一，而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
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家庭的压力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让她们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
谁能当代表？男女大不同
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这也是89岁的申纪兰第13次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中国的立法进程。曾公开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申纪兰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女性人大代表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参与过每一届人大会议的代表。在今年的“两会”开幕前，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三家新媒体还联合推出了题为《人民代表申纪兰》的微电影，其中引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给申纪兰的题词“纪兰精神代代相传”。申纪兰是中国当局所树立的女性人大代表的形象，也影响着公众对女性人大代表的认知。
然而实际上，申纪兰无论从个人背景还是从政经历上而言，在中国的女性人大代表中都是非常特殊的。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容易当选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人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我们分析了第一届到第十二届的人大代表数据，从中一探中国女性从政的状况和面临的困境。
首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的比例超过男性之外（第二届有女性70%的女性和65%男性连任，另外就是第十届有36% 的女性和30%的男性连任），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超过女性。
在连选连任的人大代表中，男性和女性的职业也有很大不同。
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有将近48%是国家干部，由中央领导、地方官员、解放军军官和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等组成。
其中典型的代表包括：内蒙古地区领导人乌兰夫曾7次当选人大代表，中国建国后首批授衔的上将王震也是7次当选，青海省的藏传佛教活佛夏茸尕布·洛桑隆仁丹贝嘉措6次当选。多次连任的还有人们更为熟悉的邓小平、胡锦涛、李长春等国家干部。
此外，多次连任的男性群体还包括华侨和香港的名人。比如8次当选的蚁美厚和6次当选的郑耀棠分别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泰国华侨和香港政治人物。
相比之下，获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女性中，国家干部的比例较低。除邓颖超、蔡畅、宋庆龄等中共建政元老在政府担任过正式职务外，40%的女性代表都是来自科教文卫界的专业人士，其中文艺界更是占到了一半。
典型代表包括杂技表演艺术家、9次当选的夏菊花，豫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常香玉，川剧表演艺术家、6次当选的陈书舫，女高音歌唱家、5次当选的郭兰英，著名作家、5次当选的谢冰心等。
从12%到22%，然后陷入停滞
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中共从30年代起就在苏区鼓励妇女识字和参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的《婚姻法》就明确写入男女平等，废除包办婚姻。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中写道，中国建国两年以内，政府雇员（包括人大）中的女性比例就从9%跃升到17%。
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也反映了这种进步。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12%，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22.6%。
通常女性地位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呈正相关，而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在经历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开端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从人大代表的比例上看，从第五届（1978年）到第十一届（2008年），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突破。
与此同时，每届代表中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女性比例都处在20%上下，似乎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定。
在联合国2015年的世界女性参政统计报告中，中国人大女性比例在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中国国务院各部首脑中女性比例为11.5%，列世界第65位。
中国女性参政的前进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家庭事业双重压力，女性在政坛和职场难进步
历史学家菲莉丝·安德思（Phyllis Andors）在她的著作《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中写道，中国的性别平权运动在经历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安德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男女平等的开端，但是这种平等是不彻底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
例如，古代中国女性的职责主要是照顾家庭，而共产主义革命后，女性被要求参与劳动的同时仍然被视为照顾家庭（包括赡养父母和照顾孩子）的主力，因此女性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男性则没有被鼓励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
安德思认为这种不彻底的妇女解放导致中国女性面临双重压力，难以在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获得真正的平等。
玻璃天花板：源于生理差异还是社会建构？
2010年到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会曾支持中国全国妇联“推动中国妇女参政项目”，鼓励农村女性参政，为她们提供领导力培训等。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在该项目的鼓励和帮助下，山西省村委会女性比例从2008年的8.61%上升到了2014年的25.52%，黑龙江的比例则从2011年的4.05%上升到2014年的25.35%。
数字说明，女性并非没有参政的意愿和能力，但能够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仍然少之又少。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均为男性，而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也仅有孙春兰一人是女性。
此外，数据告诉我们政坛女性和其他行业的女性一样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从近年人大代表名单来看，大多省市自治区女性代表在20%以上，但在行使人大重要职能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中，女性则少之又少。15位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中，只有严隽琪和沈跃跃2名女性。
同样的，女性在行政机关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中国总共有1500多万女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而到了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领导岗位，女性则只占到10%左右。
有人把女性的职场困境归咎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细腻、敏感，但决断力不足，所以适合初级的工作；而男性更有魄力，适合领导岗位。但许多研究表明，男女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建构。
比如，2014年美国儿科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一篇论文显示，父母从新生儿刚刚降生起，与女儿进行的语言交流就比儿子要多。2017年美国艾默里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父母更多地对女儿哼唱和微笑，这些都影响着男孩和女孩的性格发展。
而当人们认为“女性的性格”本身不利于在职场担任领导岗位时，往往忽略了这些社会建构的因素。
脸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倡导职场性别平等的书《向前一步》(Lean In)中写道，有能力、有野心的女孩子常会受到周围的非议，而男生则被鼓励展示自己的领导力，这使得女孩子在职场上表现得胆怯，影响她们升职的脚步。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在2008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自信心不强是中国从政女性的普遍弱点。她说：“（女性）在仕途上遇到的挫折可能会比男性更多。”
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职场感到自信心不足的女性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
曾代理性别歧视案的资深律师陆妙卿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自信心不足是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陆妙卿认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阻碍了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她也强调，女性在家庭上的压力也是难以在职场充分施展才华的原因，她说：“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中国女权行动人士郑楚然（绰号大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女性是难以自由选择的。郑楚然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出台奖惩措施打破招聘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设立更多公共机构缓解育儿的压力。
郑楚然表示，由于便宜的公立日托所较少，而男性又较少被要求分担育儿的责任，如果女性不去照顾家庭，可能会面临家人的责怪，自己也会内疚。这样的选择并非真正的“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