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以自己在中国头号党刊《红旗》工作的亲历，详叙了整个八十年代冲击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发端，以及《红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

在北京沙滩后街《求是》（原《红旗》）杂志社宅院的一个寓所里，有一间名为“且闲斋”的书房。斋主牧惠先生在这间面积不足14平方米的空间里，度过了他生前最辉煌的笔耕生涯。

最优秀的杂文家

作为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杂文家，牧惠一生勤勉，“耍笔”生涯六十载，谈古论今，针砭时弊，为民呼，与民喊，“辣手着文章”。1988年离休后，更是离而不休，笔耕不辍，平均每年发表或出版二十余万字的作品，共出版了杂文集三十余种。其文“语透纸背”，正义彰显，道尽人间沧桑。


《“红旗”十年》（明镜出版社）

牧惠先生2003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散文专集《耍水耍枪耍笔》，记述了他如何从一个老大学生，成了一个“玩枪”出身的老共产党员。之后又成了一个在原《红旗》杂志社任政文部主任的“笔杆子”──这个过程正是他一生的真实概括。

牧惠做人本真，待人诚挚，一生不懈地追求真理。文革期间在长达八年的“牛棚”里，他有许多思考和反省。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他一直活跃在“前台”。当时在他那“红旗”这个头号“党刊”的头衔前迟疑和戒备过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好朋友。有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和那些极左的保守派不是一回事。

八十年代末的1987年，牧惠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与当时任‘当代杂文选粹’的主编严秀一起促成了轰动一时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的出版发行，一个月就发行了90万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八九学运中，牧惠立场鲜明地支持学运，参加当时首都知识份子纪念胡耀邦活动和声援学运的活动。“六四”屠杀后他写杂文痛心疾首地批判这种倒行逆施。至此，这个“笔杆子”成了鲁迅式的“投枪”、“匕首”。为此，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为他做了一幅漫画及打油诗，诗曰：

京城爬格莫嚣张， 休碰“中流”八九枪； 若到广东牙刷刷， “语丝”一喷更遭殃。

“六四”枪声过后，整个中国陷入一种交织着悲情、愤懑与恐怖的沉寂之中。在这种情形下，牧惠先是被召回单位“讲清楚”，后勒令回家“闭门思过”。‘“红旗”十年’就是在这种投稿无门，只有“思过”的过程中完成的。

作者以自己在中国头号党刊《红旗》工作的亲历，详叙了整个八十年代冲击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发端，以及《红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对一些大事件的记录，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勾勒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斗争脉络，读来令人深思。其所揭示的那盘根错节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那无所不在的共产党文化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所爆发的“革命”及其对思想的侵蚀，翻开了八十年代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的“另一面”，这就是雷打不动的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掌控下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就有了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交替进行，就有了当所谓的自由化热潮超过了当局所容忍的限度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用“枪杆子”镇压那仅仅处于“诉求”中的民主。

走出幻想的牧惠

九十年代以来，走出幻想的牧惠，面对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地用自己的行动发出“不应缺席”的呼声。这一时期，他和他的同道们以大量的杂文和历史随笔，声张正义，重新开启了中国当代“杂文时代”的景观。

1997年，牧惠推动促成了韦君宜的晚年回忆录《思痛录》的出版。这本书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深刻忏悔和反思，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被大陆思想界誉为“‘一二九’知识份子的绝唱”（丁东语）。

1999年牧惠为被冤杀的郑州村民曹海鑫声援。并与戴煌、邵燕祥等十名知识份子联名控诉这种非正义的行为。大陆学者傅国涌评价说：“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他们没有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没有子虚乌有、不知所云的理论，而是发出了‘我控诉’的声音。这是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怒吼，也必将继续感动着、激励着后来的人们。”

牧惠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初，牧惠读到陈桂棣、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马上写了“不应缺席”一文发表看法辩论，重叙了当年他在农村的情况及愧疚。他愤怒地直言说：“老实说，这些人的横行霸道，比土改中斗争的地主恶霸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是不是还得来一次民主改革？”

同年，他在“夹边沟证词”一文中说：“《告别夹边沟》（杨显惠着）让我们更明晰地看出，劳教是一种惩罚好人、纵容坏官的制度，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保留它。”

2004年6月8日，牧惠在写作中猝然逝世。他的一生，正如其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所说，是“寻求真理的一生，他的笔墨记录了他对真理的探索。”

牧惠生前委托友人在他身后出版这本《“红旗”十年》。在此，特别致意并感谢何频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此书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