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爬山都路过了\”子午全真庵\”，一间简陋的茅草顶泥土房，门上花布棉帘静静垂着，屋内无人似的，但墙上挂的苞谷、辣椒，藩篱上搭的衣服，感觉屋内一定有人在。门边贴了醒目的\”止语\”二字。到了这个地方，大家自然止语，不问、不议论，不大声说话，休息就坐在院外。就在这庵对面山上，还有一位道士，山墙靠一块木板，写着\”往下走是尖沟、从屋后翻山再下是土地岭\”几个字，问话，他却头也不抬。同行人中有研究宗教的，说这是一种修行方式——\”无语\”，他要说的话，都写在那块木板上了。

几天来，\”止语\”\”无语\”老在脑子里转。我想，说话是人的本能，又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进行交流的\”工具\”，也是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认识的手段（包括书写在纸上的文字），连哑巴都有哑语、盲人有盲文，何况正常人呢？\”无语\”是你可以问、也可以说，但他不开口；而\”止语\”不单是修行者不说话，外人也不要言语。我想采取这种修行方式的人，不是生命中经历过大劫难大痛苦，就是对人生对社会的大彻大悟。不要小看这荒凉山中简陋的茅草土屋，谁敢说他们不是大音希声、被褐怀玉者？

从\”止语\”想到我，自小爱说话，根本止不了语，家里烦得不行，刚过6岁，说\”到学校淘气去\”，我就上了作秀小学春季班（就是台湾连战上过的那个小学）。暑假过了，又转到后宰门小学秋季班，重新从一年级\”大羊大，小羊小\”念起（这就是小朋友站一行说：\”连爷爷，您回来了\”，遭拍板砖的那个学校）。一年后到保育小学直到毕业上初中。在高中之前的19个学期，\”操行评语\”的缺点部分，几乎都有同一句话\”上课爱说话\”。那时我们说的都是心中大事啊：黄蚂蚁黑蚂蚁打仗时你支持哪边；沙包里装豆子打人不痛；花股辫子的多种编法；那里有一杆漂亮的鸡毛掸子，可以拔几根做毽子等等。文革中期，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秦岭深山一个中学，也当了一名教师，我才理解，站在讲台上课时，有学生在下边嘀嘀咕咕，是何等烦人啊！不久前翻出一双儿女的\”小学生手册\”，也都有\”上课爱说话\”一条，不觉失笑，觉得遗传因子真是不可思议的奇妙！

后来，我爱说话的毛病改了不少，一是稍微知道学习了，二是大环境渐渐容不得说话了。上高中正逢大饥馑，学校取消了早、晚自习和体育课，饿肚子已使课堂变得静悄悄，谁都没有说闲话的多余气力了。到了大学三年级，肚子倒是大致填饱了，我们却停课奉命参加了陕西省第三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是省委直接抓的\”点\”，我不时要和\”根子\”（农村积极分子的俗称）谈话，鼓励他们要革命，要大胆揭发；还要和\”四不清分子\”谈话。一次，我被派去\”审\”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目的想找一个\”突破口\”，挖出更大的问题。我自以为高屋建瓴，从国际到国内，把\”四清\”运动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主动交待争取宽大处理的原则、工作队一贯本着治病救人之精神的话先讲了一番，政策攻心、软硬兼施。后来有人把\”四清运动\”总结八个字\”干轰冒诈，连哄带吓\”，我也大致如此，一个人干说了大半晌。她在我对面坐着，眯缝着眼，等我说完了，软软说了一句：\”赵工作，我看你面善得很呢。\”当时工作队有规定，大学生不许暴露身份，要称老张、老王等，但像我这样的\”学生脸\”工作队员，社员都称\”工作\”。她表示愿意交代，我精神大振，立即准备做笔录。交代的结果是某年某月在生产队地里她偷了一个西瓜。我忍俊不禁笑起来，她也笑了。这是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今生唯一一次进行的气势恢宏的长篇讲演，收获了一个西瓜。

\”四清\”还没结束，文化革命便像滔天巨浪，瞬间席卷了中国，部分同学返校投入了文革运动，我却留在农村。我留下来原因是家已被抄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狗崽子\”回去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还不如在暂时平静的农村呆着。有返校的同学在火热的运动中给我寄来一封信，没有任何话语，只是抄写了整整七张纸的鲁迅语录，我无颜亦无言，当即寄回去了七张白纸。这年11月底，\”社教运动\”宣布结束，我回到了学校，那时我已懂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说话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是班上最后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两人之一，就这还招来其它班的大字报，批评我班\”文革小组\”是抹煞阶级界限，搞\”全民红卫兵\”。我每天的事情就是到处转着看大字报，偶然批几个字。整个运动中，我只写过一张大字报。当时西安学生和工人已分成两派，大学是以交大为首的\”工总司\”派和以西工大、西军电、西大合称\”三西\”的工联派，我的那张大字报，大致内容就是我们这派正确而对立面则背离了革命路线之类，写完了光觉得毛笔字太难看，标题都没有起。同学提醒我，思考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便写了个《无题》。后来就和一帮同学夹一卷大字报，提着浆糊桶贴到西工大的大字报棚了。回来的路上，一位陕北同学问我：\”你写的那叫甚？\”我无言以对。

后来我到了秦岭深处一个小县城，在中学教语文。那时的语文教材选的都是革命性很强、几乎没有文学性可谈的课文，基本就是政治课。按课文讲我觉得对不起学生，只能在讲毛主席诗词、鲁迅文章、古代寓言之类的课文时，尽量夹带一点古典文学或诗词常识的\”私货\”，短短的《井底之蛙》就讲了一个星期。山里娃娃很淳朴，他们后来对我说：就是你上的课真正给了我们一点有用的知识。说这话时，我的学生们已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我本是一个大而化之、喜怒必形于色的人，那时虽身处穷乡僻壤，但\”阶级斗争\”却如影随形，课堂以外，我得少说话或不说话，就是这么累的活着，还是出了一件事。

大概在71年，一个在西安的同学给我来信，让在山里县城替她买些毛线，信最后添了一行话：\”听说李**是5.16分子，畏罪自杀了\”，李**是当时省革委会主任。我\”呀\”了一声，旁边的老师都围过来问，我手拿信指给他们看最后一行，那时大人物自杀多去了，司空见惯的事，谁也不觉得有什麽大不了的。这句话不知谁传给谁，总之最后传到了县城里的城关中学团委书记耳朵里。革命觉悟很高的他，连夜汇报到县上负责公安工作的部门，此事立即立了案。这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过了两、三天，我没课坐在院子看书，见一人来找校长，那人我不认识，虽着便服，但我觉得他长了张\”公安脸\”，后来知道果然是区上的派出所长。几天后，大家照例在会议室\”政治学习\”，校长说了几句开场白，便转到我西安同学信上那句话上了，提醒大家要注意和警惕。当时这所中学集中了一批和我先后分来的大学生，都是文化革命风浪中冲杀过来的，世面见大了，马上就有人接话：\”满西安的人都传说这话，有本事到钟楼把西安人都抓了呀\”！说着把脚上拖鞋使劲往顶棚上一甩，鞋没够着顶棚，于是大家纷纷甩拖鞋，看谁甩得高。这场会就这样热闹非凡地结束了。到了79年，我已调到地区师专任教，接到原来县里公安局一张公函，题目是《关于撤销<赵**、苏**传播政治谣言>一案的决定》。这时才知道那个派出所长到学校、校长开会都是冲我来的，而给我写信的同学也受到调查。那位姓苏的老师我根本不认识，只知道他数学教得很好。后来苏老师也调到师专，我对他说\”我很荣幸，和你是同案犯\”。 我感激我原来学校的校长，他是个善良人，那次开会是上边布置的，他不得不开。大家闹事发牢骚他也没有生气，他一直在保护我。从此，我不再保留任何信件。后来读到作家孙犁《幸存的信件》的一段话：\”经过了这场浩劫后，……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信，凡是看过……和劈柴放到一块去，准备冬天生火之用。\”心中凄凄然。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范围已逐步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81年我调回西安，父亲原单位准备给他召开平反昭雪及骨灰安放仪式的大会，因为有高级别身份人参加，他们让我在会上代表亲属讲话，我一口拒绝了。我忘不了74年的那一天，教育局电话突然叫我到局里去。当我进到那间房子时，坐满一屋子的人，个个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局长从口袋掏出两指宽的纸条，对着我念：\”接西安市民政局电话通知，你父亲已于某月某日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结论叛徒，不留骨灰\”。他念完没人说话，静了一会，他问我：有啥意见？这个局长人还好，就是嘴拙，问了这么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面无表情的回答\”没意见\”，起身就走了。我发现有些人眼睛流露出失望，原来他们是\”看戏\”来了：希望我大哭、我愤怒、我声讨叛徒、我表态划清界限、我誓死忠于什么路线……等等，结果没等到想看的戏剧性结果，所以他们失望了。而这次我决不代表亲属在平反大会上讲话的确让组织会的人不解，他们几次到我家中说服、动员，终于我爆发了：\”几十年我当狗崽子的滋味有人理解吗？他打成右派、被抓到北京、关到秦城监狱，谁告诉过我？几十年我过的啥日子谁问过？现在让我讲话，就是想让我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不就是像戏里那样，挨了四十大板，提上裤子，还得跪下磕头谢老爷恩典……\”。这次在烈士陵园大厅的会我参加了，站在最后边，只看着那\”沉冤昭雪\”的横幅，不说话也不和任何代表官方的人握手。我知道那骨灰盒里没有骨灰，不知谁买了一件衬衫和一副眼镜放在里边。

像我这样的人\”止语\”或\”无语\”，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在两个很重要的事件上，我都做到了。一个是周恩来逝世后广泛流传的\”总理遗言\”；一个是76年\”四·五\”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运动中的诗歌。当时全国范围步步为营，一个人不漏的调查，就像现在说的\”地毯式\”的，大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势。其实我了解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一点所谓\”总理遗言\”，版本还都不同。我不仅知道\”遗言\”，还有传说邓颖超写的三首诗，现在还记得两句：\”伟人静卧花丛中，耳边犹闻鼾声浓\”。天安门诗抄最著名的几首，不记得通过什么途径，反正大家也都能背诵出来。在过关会上，人人都知道的事，人人却都是一脸无辜和茫然：不知道！没听说过！最近我没回过西安……等等。因为除了北京外，几乎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活动，西安钟楼就曾有大规模的活动和大字报。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没到过西安的人大有人在，更不用说上海、北京了，县里唯一座小小两层服务楼，就是最大建筑了。还有人问过我，服务楼和天安门比哪个更高？但在关乎政治的问题上，各级领导的手段一点不比大城市逊色，我记得那时几乎每天都开会，每个人必须发言表态，打疲劳战。还经常找你个别谈话，威胁利诱，试图各个击破。我没有吐露任何我知道的情况，没有指认或揭发任何一个人。后来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得罪大多数人，渐渐便松宽了。我看过钱理群教授一篇文章，谈到说真话的问题，他说第一说真话；第二不说假话；第三实在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保持沉默。我觉得这是艰难做人的底线。我们的话语环境，一贯充斥假话大话空话，以至于有人说了几句真话，反而没人相信这是真话。\”止语\”或\”无语\”可能就是可以做到的底线，我想试一试，如何？

因为修炼道士的\”止语\”，写了以上的话。只是我所经历的\”止语\”，和道士的修炼已经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