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要求见余文生再遭拒绝 家属逗留徐州遭全程监控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维权律师余文生被监视居住已超过2个月。他的两位代理律师由余文生的妻子许艳陪同,周四(3月22日)到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提出会见要求,再度遭到拒绝,许艳与公安一度发生口角。许艳在逗留徐州期间受到当局全程监控,公安更一度试图进入她的酒店查房。
3月22日上午,余文生妻子许艳在江苏徐州铜山区公安局门外与公安发生口角。当时代理律师常伯阳与谢阳正在局内交涉,要求会见余文生。过去2个月已多次进出公安局的许艳,在门外受到公安阻挠,要求出示身份证。双方一度僵持。最后许艳获准进入公安局,而陪同许艳的维权人士北京倪玉兰目睹整个过程。
倪玉兰:我们上午来的时候,他们阻挠我们,不让我们进(公安局),许艳也不能证明她自己就是余文生的家属。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先让许艳进去。非常不讲理,还说不准我们乱说话。
倪玉兰表示,她与许艳等一行6人本周踏足徐州以来,当局一直派车全程严密监控。周三晚上,公安到他她们入住的酒店房间要求入内调查,但她们拒绝开门。
倪玉兰:我们拿着身份证,也付了费,然后住进了这个房间。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他(公安)来查房,我们认为他是很不合法的。
目前余文生被徐州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正如外界所预期,周四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再度反对让代表律师会见余文生,理由是余文生涉及的罪行属于危害国家安全范畴,律师会见当事人可能妨碍侦查。代表律师提出变更强制措施也被当局否决。
律师常伯阳认为,余文生已经失去自由2个月,不应继续受到拘禁。
常伯阳:如果仅仅因为在网上发了关于修宪的事,就是调查也都调查清楚了。现在说会见妨碍侦查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感觉他们故意滥用职权。
过去2个月,余文生一直与外界失联,常伯阳不排除他受到不人道对待的可能。
常伯阳:从开始抓捕(余文生),很多做法都没有严格按法律执行。人在这里被执行监视居住,他会不会按法律还是让人怀疑。
余文生被扣逾两月仍禁见任何人 家属律师求见受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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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2日,余文生妻子许艳(右二)与律师及朋友到徐州,要求当局交代丈夫情况。(许艳提供)
北京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控制逾两个月,律师及家人周四(22日)再次要求会见,仍被警方拒绝。其妻及辩护律师在前往公安局,申请会见的过程中,持续受到当局监视及阻挠。(黄乐涛 报道)
余文生现被江苏省徐州市当局监视居住已逾两个月,他的家人、朋友及辩护律师于周四(22日)到达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但再次遭当局拒绝。
余文生的辩护律师常伯阳对本台表示,早上到达公安局后,警方使用跟以往一样的理由,表示案件比较严重,若批准会见,会妨碍侦查案件,所以他仍未能会见余文生,而且当局又不肯透露余文生关押的地点。
常伯阳说︰(余文生)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就是公民关于修宪的建议书,这个早就应该侦察清楚了,不会再有甚么妨碍侦察这种(情况),后来就今天下午给答覆,理由还是说有碍侦查,具体怎么有碍侦查也没有解释,她那个铜山区督查(部门)去督促这个事,督促这个她们依法去处理这个事,她有没有督促他(办案人员),也不清楚,我们准备往监察委反映。
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表示,她周四早上与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夫妇、一名朋友及律师在公安局外,要求进入公安局了解情况,但她、倪玉兰夫妇及朋友就被警方阻止进入公安局,要求许艳证明与余文生的关系,许艳最后出示与丈夫的结婚证书才可入内。
她表示,他们周三(21日)于北京乘私家车出发到徐州,在出发前遭到多名国保查问离开北京的原因,经多番交涉下,国保拍下私家车的车牌,又向车内每个人拍照,最终才放行。
晚上到达徐州后,他们于宾馆分开三间房间休息,在休息期间,突然遭到自称是警察的人员拍门,要求他们开门检查,众人因为害怕而没有开门,她怀疑早已被国保跟踪。
许艳说︰当天晚上,然后那个住的宾馆警察的去敲门,他们说是警察然后去敲门,然后敲门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我们已经用身份证登记了然后入住的,合法入住的,然后我们当时没有开门,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开门,我们就破门而入,反正当时情况非常紧张,最后没有破门而入,后来那个警察就是也就走了。
而单独前往徐州的律师谢阳表示,他周二(20日)出发时亦受到警方阻挠,当他在湖南长沙机场登机前,突然有多名警察拦截他,并向他问话及作详细安检,经过一轮查问才放行。
谢阳说︰经过这个安检的时候,可能就发现我这个身份证,异常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对我进行特殊的安检,把我的这个鞋子,这个全部都脱掉。
余文生曾代理多宗维权案件,并多次批评中国当局打压律师以及维权人士。他又于今年初,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提出修改宪法的公民建议,包括取消中央军委等。他曾代理709律师王全璋的案件,又于2014年,因为声援香港「占领运动」而被关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