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它有个发展过程,或者说,有个变化(或异化)的过程。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写了一段漂漂亮亮的话:“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写得好!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了吧。其内容,大体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活动。如果毛泽东这个定义是算数的而不是骗人的,那么,“党的领导”不外乎提出建议。这种建议没有法律效力,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种“党的领导”,显然对一切政党都适用。不管什么党,此时此刻,如果政策正确,又做了模范的工作,赢得许多人愿意接受它的建议,这个党就能在此时此刻对许多人起领导作用。否则,你起不了领导作用,怨不了别人,只能怨自己。
毛不是个守信用的人。政权尚未到手,他说软话;打下江山以后,嗓门粗了,概念随之而变,水落石出了。他的石头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好家伙,厉害了,党的领导!全民被党指挥,全国顿成兵营,政策不必正确,工作不必模范,建议就是命令,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人人必须服从我的党。吃饭必须进公共食堂。工会不得自行组织。工厂和商店不得私有。知识分子说得或想得跟共产党不一样的,叫做右派。抗日将士(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叫做反革命。全面探讨共产党成败得失的课,不准开。共产党不批准的书,不准写,不准出。共产党不喜欢的消息,不准发。共产党不同意的事,不准做。——如此等等,过去非不想也,是不能也;如今条件成熟,毛就大讲特讲,阳讲阴讲,除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更要紧的是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抓什么?官话叫做“坚持党的领导”;俗话就是所谓“坐江山”。不是有个载歌载舞的寓教育于娱乐的流行节目麽,翻来覆去向观众灌输的,就是“打江山”者有权“坐江山”这个千年真理。
刘邦就精通此理。他当草根时,老父要他向二哥学习,创点家业。他不屑一顾。打下江山,当上皇帝,他得意忘形,忍不住诘问老爸:“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俺创下的家业,老二比得上吗?”)那还用说,赢家当然是掌握了“打江山坐江山”真理的他。是他,占有了“天下”这个战利品。他二哥,连同他爸,以及汉朝的全体臣民,都输了。
但是,中共的“打江山坐江山”,和汉高祖的“打江山坐江山”,毕竟是不允许相提并论的。两者的区别大得很!汉高祖的“坐江山”,是明码标价的“帝有帝治帝享”;而中共的“坐江山”即“党的领导”,乃是以“民有民治民享”面目出现的“党有党治党享”。所以,前者被称为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的山大王;后者则机灵地自封为能够跳出腐化周期律的大救星。怎么可以把两者混为一谈呢?
挂“民有民治民享”的羊头,卖“党有党治党享”的狗肉,确实是一门很深奥的大学问。毛和他的接班人出神入化的绝技,令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开政协,搞了共同纲领;一眨眼,被党撕毁了。斗地主,说土地给农民;一眨眼,被党用国家的名义拿走了。选票,说是属于选民;但必须选党喜欢的人。公民权,宪法说属于公民;不过未经党批准,公民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得集会结社,不得游行示威。宪法大,还是党大?谁还敢问!
连长江三峡,南水北调,这种改变整个东亚自然生态的大事,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不得开口,成了党的家务事,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党已拍了脑袋,必须一意孤行,追随罗马皇帝尼禄前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网上新闻:中国公民问外交部,“中苏(俄)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属问题签约、中蒙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定边界”,外交部居然以“你申请的信息涉密”为由,拒绝答复。唐努乌梁海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公民无权知道!奇怪吗?不奇怪。从1949年起,中国就归中共一党所有,予取予夺,禁止公民操心了。
何况国家和党正在合成一体。如干脆改国名为“党国”,岂不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