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今年2009年，共产党政权已上台执政了六十年。这六十年许多人愿意将它分为两个三十年，即从49年到79年为第一个三十年，而从79年到今年为第二个三十年。
前三十年，国内党内各种斗争和运动不断，整个国家进入一种非正常状态，特别突出的就是天灾和人祸造成大量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更使得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经济很快面临崩溃的边缘。后三十年，国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抛弃了两个凡是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口号，并在社会的许多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如此种种，使中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短短三十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强国，但至少已然是一个大国。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德国，排在美、日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而人民的生活水准同三十年前相比，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时谈论中国是否会发生大的动盪，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但其实不然。回顾刚刚过去的2008，在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大事，或许可让我们看清繁华背后隐藏著的种种危机。
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比较大的事件，包括年初南方的雨雪天灾事件，三月的西藏事件及其随后的奥运火炬全球传递风波，五月的汶川地震，六月的瓮安事件，七月的杨佳杀警事件，八月的京奥造假和围绕京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还有九月的三鹿奶粉事件，等等等等，无一不在提示我们，中国社会并非如官方媒体所展现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很多不安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动乱的社会。
三月的西藏拉萨暴力动乱，事件的起因在这时暂时不去追究，抛开北京政府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不合理性的因素，单就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禁止国内外媒体记者前往拉萨採访报导事件真相的做法，就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我相信类似的大规模暴力衝突流血事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个现代的文明民主国家，大部分的传媒都会中断正常广播而开足马力去报导这一BREAKING NEWS，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除了可以争夺更多的目标受众，也可以通过报导分析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局来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反观“3.1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做法，除了禁止国内外传媒跟踪报导，到后来实在捂不住，纸里包不住火了，才渐渐“允许”媒体“披露”事件的过程，而哪怕是这样，我们看到全国媒体在报导这一事件的口径上，也是相当的一致——至于这口径是如何的一致，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
这里要探讨的关键点是媒体。假如我们把国家比喻成一座高楼大厦，那麽支撑起这一高楼大厦的支柱会是什麽？无疑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关键部门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那就是媒体。现代民主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门虽互相独立、又相互制约，但要达到完美的监督，还需要媒体的独立。
换句话说，同样是建一座百层摩天大楼，民主国家用的是四根柱子：行政、立法、司法和媒体，而独裁国家虽然也有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部门和大量的媒体，但现实中这四者是合四为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支撑这一独裁摩天大楼的实际上只有一根柱子——虽然它包含有行政、立法、司法和媒体，是这四者的混合体。如此我们不难想像，经历岁月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到底是民主国家四根柱子的摩天楼先倒还是独裁国家一根柱子的摩天楼先倒？答案不言而喻。
“3.14”事件之后二个月，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地震发生之初，北京当局并未限制记者前往灾区採访报导，大概当局以为地震是天灾，灾情再惨重，毕竟不是人祸，要算帐，要问责，也不会算到当局的头上，如此倒不如让记者深入灾区顺便报导一下政府是如何来抗震救灾，顺水推舟卖个人情，即可让外界觉得中国政府是一个开明的政府，又可往自己脸上贴金，何乐而不为？但随著报导的深入，调查揭示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当局立即以安全为由，阻止新闻媒体前往救灾一线履行他们调查报导的天职。但恰恰是这样，反而暴露出了政府的虚伪。
虽然遭到阻挠，但还是有记者为我们发回第一手的抗灾救灾的资料，包括北京不愿意让民众所知道和了解的资料：为什麽政府不在震后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内，答应让外国的救援人员前来前线参与救援工作？，为什麽已有专家提出这个地方未来很大可能会发生大的地震，政府却仍不为所动，主动发佈资讯，让民众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什麽政府不听从专家意见，一意孤行要在这个地震多发地带建如此多的水库？为什麽在地震中倒塌的，绝大多数是本应能更好抵御地震破坏的学校，而政府大楼却平安无事？为什麽几十年的旧教学楼没有倒，而峻工才不久的新校舍却成了瓦砾堆？有人笑称，如此多的为什麽，简直可以编成一套新十万个为什麽了。
在记者的报导中，我们看到有老师在地震发生时，左手一个孩子，右手一个孩子，象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来不及逃生的学生，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救援人员来了，搬走了压在老师身上的断垣残牆，孩子得救了，老师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他还依然保持这样的姿势，任凭救援人员想方设法如何努力，都无法将他的弯曲的双手拉直！是的，老师是伟大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两个孩子的生命，用自己的不幸挽救了两个家庭的不幸，但老师的能力是有限的，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孩子成千上万，我们怎麽能奢望老师会将他们一一救出！而事实上就算个个老师都奋不顾身，所有的孩子都平安无事，但你真的忍心用一万个老师的命来换取二万个孩子的命吗？
其实，稍微思考一下，每个人都知道，要避免灾难的发生，避免孩子因地震造成伤亡，只需要承包工程兴建学校的建筑公司不偷工减料，建造出合格的校舍，只需要监督工程施工的监理人员尽职尽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发现问题立即提出并制止？只需要负责工程拨款的教育部门，负责工程验收的建设部门，不与建筑公司或包工头狼狈为奸，收受回报或侵吞公程款，只需要众多的媒体能敢言敢讲，一有黑幕消息立即予以曝光并批评，以正义和公信力制止腐败和不正之风的蔓延。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条件，在今天的中国都一一欠缺。官方媒体只是一再强调，地震是天灾，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因此造成伤亡破坏是在所难免。话虽没错，但以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相信就算有一天中国的科技发达到了能够准确预测到所有的天灾，中国人仍将不可避免遭受类似的伤害。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可以帮我们预测天灾，却不可能为我们消除人祸，不信的话，九月发生的有毒奶粉事件，就属于典型的人祸。
生产奶粉的技术在今天早已不是什麽高精尖的专利科技，只要肯出钱，就可以买回一大堆生产奶粉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生产出合格的奶粉。但为何到了中国人手上，却生产出了有毒的婴儿奶粉，祸及全国几万名无辜的婴幼儿，让他们的童年就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更波及全世界，让中国製造的声名就此扫地，这个脸丢的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的中国，又有住房、医疗、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压在许多中国人的身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是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准是提高了，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享受不到整个国家社会增加了的财富，无法从中获益，他们的生活依然贫穷而无望。而普遍的，人们都认为，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增加了的财富，只被社会上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享用。
这一部分人，不是农村被强佔耕地的农民，不是城里被强行拆迁的群众，也不是替他们四处奔波的维权律师，这一部分人，不是一天开十五六个钟头车的计程车司机，不是一天到晚工作十二个小时却只有九百块工资的进城务工人员，更不是无数遇难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一部分人，不是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中国人，不是买不起房，一家几代共居一室的中国人，也不会是虽然考入小学中学大学，而无法给付高额学费的中国人；
这一部分人，不是街边的小贩，不是髮廊的性工作者，更不是无辜的艾滋孤儿，这一部分人，不是失地失业无任何社会会保障的中国人，不是公民基本权利受侵犯的中国人，这一部分人，在一党专政一党独大的今日中国，只能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共产党官员干部和官僚集团。
这些年中国内地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原来中央政法委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是参与人数在三人以上，现在则提高到了二十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无一不是因为自身权利遭到地方官员侵犯而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合法维权的百姓。这些年人们经常感歎现在中国人道德水准的坠落低下，为几千年来所未见，社会风气也是世风日下，人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可以丧尽天良而不择手段，不仅官员如此，商人如此，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是如此。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到世界各地旅行，会看到很多景点设有中文提示牌，上书“请勿随地吐痰”又或者是“请勿大声喧哗”。外国游客众多，但却唯独只是设置中文的提示牌，这是否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呢？身为中国人你是否又会感觉脸红呢？其实想一想，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到对其国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都可以置若罔闻的话，它还会对国民的道德素质负责任吗？还会对国民的教育水准负责任吗？它还会关心国民是否都能“居者有其屋”，都能“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吗？它还会在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为他们伸张正义吗？这样的国家它可能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法制的文明民主的国家吗？这样的政权它会不会倒台呢？
讨论中共会否倒台，需要很丰富的理论知识吗？其实未必。古人早就有“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深刻的总结。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即是说以历史作为借鉴，可以瞭解国家兴亡更替的原因，那历史又给今天的中国怎样的借鉴呢？
古时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通过了考试，相当于打开了仕途之门，就有了出人投地的机会。那时的官员，下至知县，知府、巡抚、总督，上到京城的三部九卿，他们的权力都从皇帝那里授权而来。虽然他们职位有高低，但彼此间并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下级虽然也听命于上级，但他的权力并非上级给的，听命于上级，那只是职务程式上的要求，他们的共同职责只有一个：为皇帝服务。
而当代中国官员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事实上各级人代会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相等于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最高权力都掌握在当地党委的一把手之上。
今天中国的行政架构分中央、省、市、县、乡镇五个级别，中央管省一级干部，省一级干部管市一级干部，以此类推，而越是下麵，地方长官的权力就越大。不同于古时的知县，古时的知县乃至更高的知府，对于自己管辖的下僚，他可以参核、保举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因为他的下僚也都是由朝廷任命而派下来的。
而今天中国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却往往对当地一切大小政府官员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如线民所说的：“只要愿意，县长、书记可以任意地任免一位下级，甚至可以任意地将他投入大狱。”如此情形之下，众多基层干部无不是以一把手马首是瞻，哪里会管民生之疾苦，百姓之安危，对民意置若罔闻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风气，它所培养出来的官员，哪里还会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再看他们的所做所为，倒不如说是“为人民币服务”来的更贴切……
今天中国各地民众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警民衝突不断，暴力对抗事件越来越频繁，中共官员也承认这是因为民众普遍有很深的“三仇”心理，即仇官、仇富、仇警。而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官员自身的不作为、乱作为和胡作非为。本来板子应该打在官员而非百姓身上，但是中国官员却不这麽认为。在一次比一次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中，中国的官方却一直称这些为自身合法权益遭侵犯而不断抗争的群众为不明真相的群众。
如同杨佳杀警案中的主角杨佳一样，杨佳虽杀死六名员警，在官方看来是罪大恶极，就差一句话：不杀杨佳不足以平民愤。而事实是在广大民众和线民的眼中，杨佳却被称为英雄，杀了杨佳反而不能平民愤。外国人不明白这是为什麽，但中国人个个都清楚，称杨佳是英雄，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多数中国人想做却不敢做或者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其实，北京的高层最清楚，是他们自己一手造就了今天中国成千上万，浩浩荡荡，数以亿计的不明真相群众。而政府手握全中国所有的媒体和宣传工具，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宣传事情的真相，却仍有为数众多的国人尚不明真相，我们可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其中的真相：之所以会这样，全因为中共官员的所说所讲与他们的所做所为，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嘴里讲一套，背后又做另一套。
如此才引起百姓的不满，让无数民众变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比如我就不明白，为什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但现实却仍有国人因言而获罪？为什麽中国人只有骂CNN的自由，却没有看CNN的自由？为什麽在国内无法上到海外的网站？为什麽我在网站的发贴，在邮箱的稿件会被无端地删除？为什麽我们年年反腐败，而腐败却总是越反越多？为什麽政府机关会流行“能干的做事，能说的做人，能拍的做官”这样的顺口溜？为什麽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被讥为橡皮图章？为什麽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在全国人大只有三个代表，而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接近三千？为什麽精于计算的国人将火箭和宇航员都送上了上空，却无从知晓县里头一个处长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许多事情，并非不能为，而是不为也。如此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此波澜壮阔的民间维权运动，如果北京再不开放媒体，启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那麽总有一天，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掘墓之人。因此，探讨中共政权究竟是否会倒台，已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唯一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中国有句俗语：解铃还须系铃人。文章的结尾，套用一位网友一篇文章里的一名话：问题就在那儿，就看北京想不想解决，要不要解决，是否有勇气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