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至今已近60年。数十年来，身在海外的达赖喇嘛始终在努力寻求西藏的生存之路。在经过长时期地探索和思考之后，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中间道路”的主张，其内涵是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在中国的体制架构下，行使西藏真正的自治权。
今年五月底、六月初，首届“中间道路”国际讨论会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举行，集聚了来自全球各地20多个不同组织的代表。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法广：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本次“中间道路”国际讨论会的召开，理解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主张被越来越多的藏人所认同？
夏明：应该说，中间道路基本上是藏人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的人接受的一个主张。而且在海外，藏人行政中央进行过民意测验。另外也通过各种的管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藏人也征求过各种意见。基本上目前得到的反应是：起码是百分之八十、甚至接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支持中间道路的。另外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西藏流亡的人民议会也都讨论过中间道路，最后是在西藏流亡议会把它接受成西藏流亡政府一个官方认可的政策方针。所以应该说，中间道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但是这个会议之所以召开，其实也反映出还有很多人对“中间道路”表示怀疑、甚至是在挑战的。因为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有另外一个、第五次自由西藏的、就是一种通过斗争来争取完全自由的国际会议，举行的第五次的一个国际会议。他们有两百多人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藏流亡藏人的内部，也有些人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这个“中间道路”的会议，有六百多人参加。而且这些人来自全球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于、与会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占到了将近60%的出席代表的比例。所以“中间道路”这个会议显示了：一方面它得到了藏人和流亡藏人的支持，第二，它显示出一种草根的力量。因为这两个组织，一个是西藏的中间道路人民运动组织，一个是在美国的中间道路组织，他们进行的一个草根的一个运作，通过一年的筹备举办的。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基层性，在达赖喇嘛所说的，对任何东西，不应因为是我说的，你们就要支持和接受。你们应该去辩证，你们应该去思考，你们应该去讨论，最后来接受。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理性的讨论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达赖喇嘛认为，西藏人的命运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因为毕竟达赖喇嘛现在作为西藏最高的精神领袖，他年事已高，必须要考虑西藏整个事业的传承要交到年轻人手中。有年轻人这样的讨论和来接受这个传承，恐怕是最重要的。
法广：作为一个多民族架构的国家，中国的分裂思潮如何体现？形成了那些潮流？
夏明：可以看到，当我们讨论中间道路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西藏是不是要完全、彻底地从目前的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分裂出去？这就涉及到整个中国目前大的领土的完整和整个版图是不是能够生存下去的问题。是不是存在整个中国会分裂的问题。因为西藏这边如果完成一种独立、藏独的话，它会拿走中国目前的近四分之一的土地，另外还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还有疆独、蒙独、台独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受到起码有十个这种分裂思潮的影响。就像我刚才列举的这些以外，因为我自己亲身呢，也有人向我来接触，或者希望我能够支持他们的比如说“巴蜀建国”的这种运动。另外我周边也有朋友在搞上海民族党，上海要进行独立。最近香港对几个年轻人重判了，也揭示出另外一种香港的本土主义。香港有声音提出要城邦、立国。还有其他的如：满洲要立国，因为毕竟满洲跟蒙古都在日本侵华时期都独立建国过，日本支持国傀儡政权。另外也有人提出云南要独立、建国。因为毕竟云南作为一个南国，甚至在军阀时期，我们也知道，蔡锷联省独立运动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目前面对着一个分裂的思潮，起码有十几个，所以如果在中国目前在反对专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办法明确地搞清楚几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国家是一个大的民族构架”究竟是好还是坏？另外“多大的程度上，公民的权利、作为个人自由的公民，作为国家基础，怎么样跟大的国家吻合”？另外，还有各种亚民族，就是说，在大的构架下，在这个大的概念下的亚民族，包括汉族、或者藏族、或者蒙古族等等，他们怎么样寻找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空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所以我觉得，中间道路也在促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而达赖喇嘛这些理性的、平和的、慈悲的、非暴力的这些主张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法广：各分裂势力如何在“彻底分裂”、“实行独立”以及“承认中国主权”之间摇摆？三种选择的利弊何在？
夏明：这里边可以看到，有人主张把中国分割成八大块，有人当然是认为过去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历史必定有它的作用。而且不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民族英雄，无论从秦始皇，还是成吉思汗，或者想查理曼大帝，或者像德国的科尔，实现民主统一，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有它的发展的内在的一些逻辑。即使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南北两个朝鲜，他们也都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事实上的分裂以后，现在还有这种冲动，想进行最后的统一。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要彻底分裂？还是每一个民族都会选择最后的独立？还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更民族的、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大的新型的政体下进行重新整合？尤其是思考到全球化，尤其思考到经济发展的效率等等的需求，还有我们人类面临的许多危机和挑战，无论是气候，还是疾病，许多的发展都需要更大的区域整合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东西思考清楚，我觉得作为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都应该思考的。
另外我认为，这个民族，就像美国教授Benedict Anderson写的一本书就是，民族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一个社区，或者想象中的一个共同体，其实民族并不能理解为血液的不同，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或者独特的一个社区，因此就成为了民族。这种神话其实是不成立的。无论对汉族，还是其他的民族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毕竟汉族、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汉族，还有楚汉相争，到底谁是汉？汉以后还有宋，所以在海外，华人有时会叫成“宋人”，中国城会被叫成“唐城”，“唐人”等等。所以这种属于血脉的纯洁，最终好像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是虚幻的。其实我们追求的一个民族的概念，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共同体。而这个想象是根据我们共同的语言来打造的。而语言并不排他性。我们都可以学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活，而我们的工作语言、我们谋生的语言，像我是英语，你呢是法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对民族的一个正确的界定，我觉得还需要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理性的、多元的、一个普世价值的探讨。从目前来看，我觉得中国国家的层面，还是从个人的、尤其是反对党的很多的层面，都太具有偏狭和情绪性，并没有把握到理性的、多元的普世价值的一个思考。
法广：你如何分析“中间道路”的真实价值及其意义所在？
夏明：我觉得中间道路反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达赖喇嘛说的“人生三大使命”。他的三大使命，他首先作为一名藏人，他要为藏人、他的文化、传承、宗教要去做贡献，要去奋斗。第二，他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要会弘扬佛法，慈悲精神，尤其是因为佛教也是跟随于印度文化传统的，也就是他经常说的“纳兰托”传承。他如何把佛教成为一种超越宗教的、非宗教观的一种普世的伦理道德观，他想把它给复兴、推广出去。第三，他也认为，他作为全球的一个人，世界的一个公民，他有责任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所有的每一个有情的众生，他都会考虑他们的福祉、他们的幸福，为他们做贡献。
所以我认为中间道路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把这三点都放在了一个思考的体系里边。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排他的、或者自私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解决方案也会带来长久的和平。这种非暴力的、慈悲的整个思维方式是对目前纷争的世界、尤其我们看到几大宗教搞得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甚至美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体系的一个领袖级别的国家也都陷入越来越多的偏执。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间道路真的对我们每个人、对中国政府、对美国、对我们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