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发生的上海刀砍男童事件最近在中国自媒体广泛传播。命案地点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附近，事件导致2名男童去世，1男童和1女性受伤。男童均为该小学学生，女性则是学生家长。当时正值学校举行毕业庆典。砍人者黄某来自湖南邵阳，今年29岁，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据悉来沪找工作无着，遂产生厌世情绪，怀藏着一把菜刀，行凶报复。
这也是6月下旬中国发生的第四起针对无辜平民的滥杀事件。
该行凶案引发人们对社会底层的一些失意者报复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注和讨论，在中国，类似恶性事件时有发生，除刀砍学生或成年人外，还有火烧公交车或者商场，以及其他方式的滥杀无辜，近几年都有报道。
坦率地说，今次事件是一起随机的极端事件，要防范此类行凶行为是很难的，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可把责任完全推给行凶者本人。
我们可以把这些年发生的平民针对平民的行凶事件，大致分成两类，一类像黄某一样，没有一个具体的因素或动机；一类是行凶者遭受到了某种明显的或他自认为明显的不公对待，在其向政府和社会诉诸救济渠道无果后，产生行凶杀人报复社会的念头。前者的社会责任小一点，但也不是说没有责任，后者则不可免责。
这种弱者对弱者的报复，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一本书名，可称之为“弱者的武器”。但斯科特在同名书中的“弱者”，指的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马来西亚农民，他把农民的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行为，看作为他们反抗雇主和其他榨取农民利益群体的“武器”，它适合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农业特点，是一种有效的反抗方式。
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这种针对弱势平民的疯狂的发泄和报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互害模式。
对我们来说，需要反思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何以此类行为比以前反而更多？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么假设，他们会拿美国的例子做反驳，美国近年来枪击案也很多，是不是美国的社会也出了问题。其实中国和美国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个持枪自由的国家，而中国，差不多是除朝鲜外社会管制最严重的国家，刀具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但即使如此，枪击案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极化现象最近几年很严重。
中国社会的问题几乎表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不客气地讲，中国就是个社会治理失败的国家，社会治理的失范和失序到处可见，触目惊心。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是个体的自由受到严格约束和禁止，二是群体自治被取缔，在这种情形下，当几乎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来提供和分配，社会就会发生争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战争，难有基本的公正可言。
特别是，一旦上述情况被固化，资源争夺的失败者无法从社会分配中改善自身、家庭及后代处境，其遭受的状况甚至不能获得政府哪怕是言语的“安慰”，那么，他们中的多数就会把自身处境之“恶”运归咎于社会，是社会害了自己。在他们的认知中，很难认识到这是因为存在一个垄断权力和公共资源、只为自身谋利的超级“利维坦”，于是，拿社会泄愤，将心中的不满乃至仇恨投射到社会，瞄准其他弱势群体制造事端，就几乎必然。
所以，弱者对弱者的报复，表面上看，是偶然和随机事件，但剖析其成因，会发现它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要解决它，也只能从政治和社会入手。但现在中国社会没有能力去解决，因为这是一个从教育、道德到规矩的总体性问题。单个和局部的改善无法撼动整体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