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20周年来临之前，中国的一位政治评论人士呼吁在真相和正义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大和解。一些亲历“六四”事件的民运人士及受害者家属强调，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

*在调查真相实现正义基础上和解*

北京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戴晴星期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通过调查真相，使“六四”事件得到解决，实现社会和解。她指出，如果没有和解，中国就没有办法前进，就会出现第二次革命，从而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她说：“为了避免新的一场革命和屠杀再一次到来，就要实行社会和解。社会和解一定有被害者对统治者的宽恕。你把我的儿子都杀了，我凭什么宽恕你呢？这就要求，你要忏悔，你要认错，而且你要补偿。那么，他认错和补偿的前提是什么呢？那就要社会正义。正义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真相，真相要浮出水面。所以，我们说真相、正义、 宽恕和和解。”

戴晴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专制统治之后，对受害人在人身、财产、生命以及感情方面造成的无法化解的残害有没有可能实现和解。她说，南非的和解模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那就是，若要达到整个社会和解，首先要说出真相，这个真相必须由完全独立的、受到社会信赖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裁定。在真相调查基础之上，才会有普遍认可的正义。另外，加害者必须忏悔并给予受害人补偿，才会得到受害者的宽恕，进而实现社会和解。

*王丹：看不出政府有任何和解迹象*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王丹表示，只要政府愿意和解，并拿出具体行动，他不反对和解的理念，但目前他看不出政府有任何和解的迹象，反而在变本加厉地打压异议人士。

王丹说：“一个是说，和解总是要有基础的。现在连真相都不允许谈论，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和解，话未免说得太早了。第二，和解也要有具体内容，即使是‘六四’当事人，说要和解，那到底怎么样叫做和解？难道说不再批评政府，不再提‘六四’了吗？否则到底要怎样和解？第三，目前力量对比，在‘六四’这件事上，当局显然是强者，我们是弱者。天底下，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弱者提出和解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根本就不成立。”

王丹指出，真正的和解应该包括真相和正义，但是在中国连“六四”都不能提的情况下，完全没有真相的可能。王丹说，当年，政府开枪镇压爱国学生和群众的抗议，犯下了屠杀罪，如果不承认这个犯罪的前提，也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

*高洪明：弄清真相分清责任*

北京著名的民主人士高洪明指出，“六四”事件的最终解决，必须建立在真诚的政治和解基础之上，条件是弄清真相，分清责任。

他说：“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所以，它们不可能和人民和解。人民要求和解的愿望也是好的，也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有一个政治前提，政治前提就是说确实要弄清是非，分清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达到和解。南非搞和解，也是在弄清真相，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和解也是做不到的。”

“六四”镇压中失去左腿的民运人士齐志勇认为和解的条件根本不存在。他说，中共应该首先向人民、学生以及“六四”受害者作出赔礼道歉。

他说：“和解应该起码有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存在。我说的比较世俗一些，同志和朋友之间有一种和解，是这么一个文字的理念。至于国家和人民，89年的‘六四’是震惊世界的惨案。我的腿当时受伤，后来锯掉左腿。到现在20年了，我没有得到一句话的赔礼或道歉等。起码政府应该首先承认他们是开枪杀人了，按照他们来讲，误伤了一些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一次和解的象征或迹象。”

因参加“六四”入狱的学生代表江棋生指出，就在中共当局千方百计地要使人们忘记“六四”事件的时候，戴晴提出“六四”议题有其积极意义。

他说：“民间不是不可以提和解，关键是要把问题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才和解呢？第一，当局要明确表示愿意和民间一起搞清真相；第二，当局要对‘六四’认罪认错；第三，当局要放弃它现在的基本制度。在这样三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跟这样的人讲和解，就是说，不要去太追究他们的责任。当然对受害者必须给予国家赔偿。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丁子霖：愿与当局对话逐步解决六四问题*

六四受害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也表示，戴晴能够在“六四”20周年前提出有关“六四”和解的建议应该受到鼓励。但是，她不完全赞同戴晴提出的南非和解模式。

她说：“第一，南非模式是种族问题，白人和黑人的种族问题。我们的‘六四’问题是执政党运用军队屠杀无辜的百姓。这和南非不能完全类比。再者，南非的制度和我们不一样。我觉得，最好不要把戴晴女士的建议一棍子打回去。应该欢迎她提出‘六四’和解的建议。解决‘六四’的模式方案和模式可以是多元的，大家都来关心，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据丁子霖介绍，天安门母亲两代会期间发表了一份公开信，再次重申了从1995年以来一直提出的三个要求，那就是，真相、赔偿和问责。她呼吁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与当局对话，逐步解决“六四”问题。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指出，当年学生追求的理想，如今依旧没有改变，那就是，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好的机制，防止社会不公和腐败。王丹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不公和腐败也日趋严重。他说，如果当年政府接受了学生提出的建议，建立反腐机制，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会更快，还会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