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7月30日）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约有30位民众在北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楼前集会示威，呼喊口号，要求当局妥善处理假疫苗事件，”负责到底”。他们提出的两个诉求都十分精准：一是”请落实领导人的指示”，二是”疫苗立法势在必行”。
遗憾的是，在假疫苗事件已经激发起亿万民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这一街头行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既没有很多人后续跟进抗议，也没有见到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传播，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和个人媒体视而不见。人们一边继续忧忿，一边对勇敢的抗议者视而不见，这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现状的缩影。
无论如何，假疫苗事件出现的民间反抗意识已经前所未有。在各类事件中重复表演的领导批示不再让人涕泪连连，而是受到更多人的嘲笑：”给人民一个交代”（总理李克强批示）成了”给人民一个胶带”（封口禁言），政府被称为”胶带批发商”。重读鲁迅《阿Q正传》让民众醒悟自己”不配姓赵”（不属于”红二代”等权势集团），而中国贸易战及假疫苗事件更让他们惊觉：自己和家人不仅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常见政治口号中的”我们”，而且就是那个”代价”。换句话说，”不配姓赵”的普通民众，连旁观或者躲开的资格都没有，而是深陷大国囹圄，随时可能成为腐败权力的祭品。那些以为不关心政治就可以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不过是被关押于一所”自由的牢笼”。
过去几年来，已经发生过多次问题疫苗事件。
正如我在上一篇观察中所说，急于挣脱”自由牢笼”，又恐惧于抗争的结果，让中国成为一个互害社会。那些假疫苗制造的参与者，有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移民国外安居乐业；那些监控、恐吓异议人士未成年孩子的恶警，有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学校。
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更多权利意识的觉醒，更多民权运动的互相推进。
“Me Too“运动是当局的阴谋？
在假疫苗事件爆发的同时， “Me Too”运动在中国走入一个高潮。继高校教授之后，若干公益团体领头人和知名媒体人也被揭发性骚扰、性侵和强奸。那些长期忍气吞声的受害女性勇敢发声，让人们看到父权/专制社会的性别歧视和人权伤害无处不在。
时事评论作家长平
受害者得到广泛的同情和声援，但是也引发一些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她们在网络投诉等同于”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不利于法治建设，主张受害人寻求司法途径获取公道。另外一种意见认为，”Me Too”运动转移了假疫苗民愤的舆论焦点，让它可能出现的推进半途而废，甚至可能是当局的阴谋。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也被”Me Too”。化名为”弦子”的前央视实习生通过网络投诉，朱军借工作之便，对她进行性骚扰。弦子随即报案，但是警察变成政治思想工作者，要求她维护朱军的”正能量”形象。同时她也受到各种压力，直到这场运动才敢再次发声。她的投诉被媒体求证，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证实。但是，跟其他性侵投诉不同，朱军案被迅速要求删帖。
这是一个父权和专制合谋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反抗男性霸权，也就是反抗专制控制。民权运动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黑人权利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互相促进，而不是彼此拆台，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
有一位黑人女性，受益于女权主义，不仅上了学，而且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结婚以后，她说服丈夫承担更多家务，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参与民权运动。当时，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E·D·尼克松认为 “妇女应该呆在厨房里”，她却问他：”我当秘书怎么样？” 于是她成为秘书，是那里唯一的工作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