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两会”，北京的前后两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杨洁篪成了看点。有“红卫兵外长”之称的李肇星，下台后摇身成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人大发言人，他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党专制全面封杀政治改革、断然拒绝党内开明人士和全国有识之士符合国情的政改主张，李肇星公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戈培尔、萨哈夫亦望尘莫及。
杨洁篪接任外长是北京要借助他与布什家族的渊源，并以他的斯文形象改变前任呲牙咧嘴的丑态，也算是一种公关安排吧。但这次杨外长发飙了：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当中，不允许达赖到访，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意。好家伙，这种愤青的言论，颇有趁西方国家经济之危颠覆“国际秩序”之嫌。杨称，达赖方面提出要在中国四分之一土地上建立所谓大藏区，并质问“德国、法国，其他的国家，愿不愿意自己四分之一的领土被分割出去？”
这话怎么听都觉得不顺耳。如果不是四分之一，而是百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难道就愿意了吗？藏人也可以反问，这是不是要说明中国领土有四分之一是从藏人手里掠夺去得吗？达赖喇嘛代表提出大藏区就是“分裂”，那现行的“小藏区”就不是分裂了？分裂的性质难道是由区划的大小来决定的吗？既然把藏人视为“同胞”，所谓藏区大小不过就是一个行政区划问题，否则除西藏自治区外，各地众多的藏族自治州（县、乡）又从何而来？中共当年又何必与藏人签订《十七条条协议》呢？近年来，在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内的国际社会斡旋下，北京与达赖喇嘛的代表数次谈判，按照杨洁篪的逻辑，这岂不就是“投降”、“卖国”了。
其实，北京外长的言论突显中共现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深重、无法自拔，具体表现为一种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
——1949年明明是自己用暴力砸碎了孙中山创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实行了比国民党更专制黑暗的统治，偏偏要自称“人民共和国”，以为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竖一个孙中山像，就能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继承者；
——达赖明明主张在中国法律下藏人自治，而且美国、欧盟都为达赖的信用做了背书，连开明如胡耀邦者都承认北京治藏政策出了大纰漏，中共却一边欺骗藏人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一边却不依不饶给达赖戴上分裂的帽子；
——1956年知识分子明明是响应政府号召“帮助党整风”，却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十多年后即使55万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被“平反”，却剩下为数不多者仍不许摘帽，以证明那场运动是正确的；
——明明是大跃进政策造成了近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祸，中共却说那是“自然灾害”；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结果被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刘少奇只不过是提醒老毛这是要被写进历史的，便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死无葬身之地；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爱国学生明明是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邓小平、李鹏却说他们是动乱的暴徒，明明是几十万军队机枪坦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明明是用军事政变幽禁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6年直到他去世，却刻意将其说成一场“风波”……
中共的这种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行为方式，是释放或者转移自身政治危机的本能，在毛看来需要“七八年来一次”，如今在胡温眼里，已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但中南海休想一手遮天，领土疆域与文化传统都非一成不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社会变迁的常态，藏人的大藏区主张就像中国人对钓鱼台的主权要求一样，都可能是未来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合力之一；你今天颠倒了的，历史将把它再颠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