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8年8月18日讯）广东街头的举毛工运，让我想起好几年前民国派与工运结合的企图，樊振义和李配跃跃欲试，最终无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从台资企业罢工之民国性下手，从台湾工运组织支援大陆工运入手，民国作为国家就可以事先阻挡或者吸纳举毛工运，以民国压倒毛。
举毛工运让我来解读的话，虽然看起来是毛派左派，其实并不是，它在过去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左右之上，是超越左右的，也在左右知识分子知识意识形态之外。他们故意打着毛的旗帜，有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精英没用的怨恨:跟着你们打什么旗帜都没用，还不如我们自己行动，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也就是说2003年兴起的底层毛左派（与老毛左知识分子把毛当做保护色不同），有着主体性，既然要行动，行动要求我们打什么旗帜就应该打什么旗帜，管你知识分子唠叨老掉牙的知识和文革改革回忆，那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说我们愚蠢无知那是因为你们愚蠢无知，不懂装懂。行动与知识不同，行动人士与知识分子不同，基于行动，以行动为起点和前提，无视知识噪音的干扰，以行动开辟另外的公共空间，不同于过去知识支持的小资产舆论空间，例如媒体和自媒体空间的，或者不依靠或者不寻求后者帮助的。自己要行动，开创出，另起炉灶造出，不用管知识分子噪音污染的公共空间，来支持自己行动。就像基督徒的地下教会公共空间不用浮出水面一样。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几代人，就有几代人各自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为49猪圈内的政治符号，于每代人是不同的。我不敢说“毛泽东”作为政治宗教信仰符号的私人化，但是代际碎片化，却是个事实。当离过去的历史事实越远，就越有时间的魔法。需要权力的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会把毛泽东当做自己成功神学的行动渴望的投射对象，如何成为毛泽东是权力政治的同义词。而新世代则投射以造反弑父和权利自我保存的行动渴望，行动是如此的饥渴，以至于邪恶的行动楷模一样是行动的符号，超于善恶之上。新世代的行动渴望，采取毛等上代人看起来邪恶的符号，也说明新世代不肯与上代人结成同盟一起行动，指望不了他们。代际的联合成为荒唐的笑话，以及代际剥夺的工具。在新世代中，毛泽东有没有可能成为自由民主宪政的化身，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就像毛泽东于文革造反派的解放一样，只是这里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的解放的自由被当做自由。
政治符号与原来生产阶层的剥离，以及下滑。日本国体史中，有这么一个事件，大概是天皇机关说遭受反对。日本国体明治维新后的天皇君权神授，是对大众的帝国神话，其政体组织的运作还是立宪的，但既然是大众的帝国神话，用来维系底层民众和军队的政治神话也会反过来要求统治者，从而对立宪政体造成冲击，底层民众和军队打着天皇旗帜要求激进政策，形成群众运动。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王权反对官僚，都有着政治符号与原来生产阶层剥离下滑到更底层，然后更底层借此旗帜形成社会运动乃至政治运动。重庆市民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有着自己独立的民生诉求和朴素的正义感。所指与能指之间能够滑动滑落，即使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是不好的，但重庆市民的民生诉求和朴素正义感是正当的，强大的。只不过在现有政治情势下，只能用薄熙来这一政治符号来获得更高的意识形态支撑。离开了薄熙来，离开了重庆模式，重庆市民还是可以找到其他政治符号。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也是如此，它可以离开中共体制的知识分子官僚，而成为底层民众的抗争符号。它体现的是社会的诉求，而政治符号的原来阶层归属，因为时间的魔术和代际更替，以及阶层地位的升降沉浮，已经剥离。当政治符号依附于底层民众的行动时，剥离和下滑就出现了。政治符号与原来的知识体系论证体系也实现剥离，也与产生的大背景原来历史事实剥离。
记得香港占中雨伞行动，胡平发表见好就收的观点，挨了无数骂。我就想，要是胡平身体在现场，身处香港就会好多。于浩成和我说起八九年他们十二个知识分子给天安门学生致公开信，他在学生领袖中间讲了一个把手收回来保存力量的故事，我评论说，你们当时应该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这样就有说服力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青年学生对启蒙老师很看不起，除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与学生一样上街发传单，身体与学生们一起在场。我的文章《身体在场的抗争》提出，知识分子不应该是只给现场抗争者提供理论和知识，二者的知识和理论水平谁好还不好说，往往知识分子老师知识和理论不行，但资格老身份高舆论影响大掌握资源多，所以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战略。五四运动陈独秀的身体在现场，与胡适的身份渗透，构成两个不同的方向。知识分子要是不想在维权中社运中等大事件中出局，就应该身体在现场，用共党的话，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强调政治符号依附于行动，强调领导权幻觉早就破碎，知识分子与全国每年几十万起几百万起的群体事件的无关性，早就不言自明，心知肚明，当时的设想是知识分子为维权做广告，做宣传扩大影响，写条幅刷广告牌，早就放弃领导权幻觉，然而领导权幻觉却如吸毒自己脑海里放电影般延绵不绝。前几年香港上海的高校知识分子搞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宣言，好像还有领导权的预设。在十多年的维权中，维权政治化民运化知识分子化搞了一个维权运动，试图搞一个领导权框架来凌驾维权之上，领导掠夺征用维权，最后的结局是维权运动之死和709之后的断崖式跌落。这也体现了我一直所强调的，维权与底层的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守护自己的家园，与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构建领导权是两条格格不入的河流。
从光谱来确认，工运中的举毛旗帜和2003年兴起的底层毛主义，与政治反对派一样，是革命不能的产物，其立场是革命的，断裂的。类似于阿伦特说的解放的自由。用政治反对派来形容，就是说它超越左右之上，在左右之外，可能有法西斯主义阶段的气息，例如渴望行动优先。都是革命不能的产物，越没法革命，就会越有口炮和社运工运中的毛派。政治反对派遭遇革命无能的难题，龟缩为启蒙革命路线的口炮党，工运社运中的底层毛左派一样有这个问题。
按照我长久以来的框架，底层毛左派在民国国号改回来之后复国之后，还是有一席之地，在毛主义与民国的历史矛盾和未来延伸的张力中自己此起彼落，最后会归于消亡。因此民国当归要为底层毛主义预留“接口”。工运社运维权中利用共党提供的政治符号，那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方便法门，例如维权中利用中共宪法，因为总是身处客场作战，而客场就是这种约束性当中，你跳出三界之外，就是局外人。既然是方便法门权益之计，在合适的时机，就像蛇蜕一样总会脱去不合适的蛇皮的。在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高等法院在没有暴力革命之前，是非常显赫无可替代的维权抗争领导者，一旦有了更彻底更撕裂的路径之后，法国高等法院很快就成为口水淹没和耻辱的化身，就像今天大陆的公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