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柏林墙为标志的欧洲共产极权已经倒塌十九年了，但是，人类的冷漠和自私（尤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人类的冷漠和自私），造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对共产极权灾难的反思，远远不如反思纳粹灾难那样深刻和彻底；在中国，由于共产极权从来没有真正崩溃，所以整个中国社会对共产灾难的反思迄今还没有真正开始。
反思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要汲取教训，避免共产极权的灾难再现，就必须深入探讨共产极权的滋生、存活、壮大条件及其破解关键。那么，共产极权的滋生、存活、壮大需要什么条件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共产极权稳固（或曾经稳固）的国度，无一不是具有根深蒂固专制传统，且贫穷落后的国度。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和中国：
俄国是共产极权的创始国，曾经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中国是现存的唯一共产专制超级大国、是世界头号极权国家、是全世界专制政权的邪恶轴心和堡垒。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具有长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历史：
俄国自莫斯科公国（俄国前身）崛起以来，有七百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历史；中国自秦灭六国以来，有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历史。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王权、教权分立的传统不同，俄国的东正教由皇权扶持产生，一开始就隶属于沙皇，无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俄国对教权有着压倒的优势，由于没有充分发育的封建（分封）社会，俄国的贵族也无能对沙皇形成权力制衡——这就形成一种沙皇一权独大的大一统集权专制社会，一种虽具西欧社会之形，但却无西欧中世纪社会教会、国王、贵族三权分立之内涵精髓的社会，而西欧中世纪社会之教会、国王、贵族三权分立的结构，恰恰是自发生成宪政民主社会的必须结构。
莫斯科公国以中央集权的形态崛起于世界历史舞台，中央集权有利于迅速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对外战争；而俄国长期的对外扩张的历史，又反过来增强了整个民族文化对集权专制的认同，因此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始终放射着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和崇尚强有力统治者的价值观，而自由主义精神始终处于弱势；由于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人的这个缺点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俄国自由派人文大师，也不能免俗。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俄国人对戈尔巴乔夫会普遍地忘恩负义、而对普京这样一个倒行逆施的铁腕独裁者会普遍狂热地再次拜倒在地。
共产极权天然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独裁的超级魔怪，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如此厚重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毒素，怎么不是滋生共产极权的沃土呢？
只有在贫困的国家和地区，马克思式的均贫富、等贵贱共产造反理念才，会有强大的盅惑力，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共产极权势力煽动民众造反夺权的“精神武器”。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经历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五百多年的专制统治，严酷的专制统治，严重束缚了俄罗斯民族的活力，导致经济发展长期缓慢，国穷民弊，广大农村更是贫苦不堪，俄国坐拥世界上最广袤的国土和最丰富的资源，反倒长期沦为欧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国家的贫弱，则进一步激起俄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在渴求国家富强激情的驱使下，很容易走火入魔，接受马克思的极端理论。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的奇耻大辱，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兴起的强效催化剂。
贫穷落后而又充斥着强烈民族主义的俄国广袤大地，无疑是共产极权的乐土。
德国是天才思想家的乐土，同时也是各类歪理邪说的批发市场，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使得俄国比东亚更容易受到各类欧洲思潮的影响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俄罗斯庞大的躯体，畸形而又虚弱，对好的精神营养品消化不了、对精神瘟疫却又缺乏抵抗力，而极度亢旺的民族主义虚火，更使其无能抵御充满诱惑力的种种“强国”的歪理邪说，当时风靡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当时诸种歪理邪说中最为妖媚的一种。
贫穷落后、地理位置上接近西方、集权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俄罗斯民族的这些特点，是中国及其他所有落后民族不具备的。这正是是俄国（而不是中国）成为共产极权的创始国度的主要原因。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三月二日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中午作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