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名为吴小平、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人在中国社交媒体掀起一轮轩然大波。他发文称：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很多人并不知道吴小平是谁，但这篇文章依然在社交媒体引发恐慌。就在此文发布前不久，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马云宣布，将在一年后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并宣布了接班人。有人解读，这是中国商业环境恶化下马云的明智离场。
马云退场的同时，中国国有资本被曝开始大规模进入上市民营企业。惶恐情绪蔓延的中国私营企业，正面临着未知的未来。
国企大规模进入私企
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并在1990年代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必须是国有经济。2017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有27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榜，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达71.83%。
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仅是上市公司层面，2018年以来就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财新的报道称。
独立学者吴强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后的命运并不是必然被国有资本接管，关键还是要看私有企业是否有政治代表，能否能执政党联盟。“在过去20年，共产党执行的是吸纳型政治制度，民企中出现了政协代表，由此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庇护，但目前政协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有限的政治地位无法保障他们目前的状态，在经济下行阶段很可能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吴强告诉BBC中文。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包含了民营企业家，也就是所谓的‘先进生产力’，但现在的意识形态完全抛弃了三个代表。”吴强说。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明显。2018年2月23日，中国保监会宣布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在一段时期内直接全面管理民营企业性质的安邦。虽然安邦的背景及资产性质较为复杂，但这种处置方式以前极为罕见。
吴强称，国有资本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的现象肯定需要担忧。“贷款难、员工社保问题、企业税收问题，都迫使近年来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这种国有资本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没收私营经济、公私合营更隐蔽。”
前中国国企高管、去年离职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王彬（化名）也有同感。“十九大以后，政府在收权，并没有放权。一方面，这是由中国执政党的本质决定的，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始膨胀了，也不太依赖于外资了。”
至于国企接盘民企，王彬认为，部分也是因为民企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海航是民营企业，过度膨胀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导致经营面临困难，最后要求国企参股。”
惶恐的私营经济
在吴小平文章引发热议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9月13日晚罕见发文“安抚”中国民营企业家，称“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过河拆桥式的策略性利用”。
“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家群体更应该不为流言所动，相信国家政策的稳定性，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人民日报》文章称。
在多位学者看来，官方的发声并不能打消公众的担忧。“吴小平的言论不是孤立的，跟整个国家发展的趋势是吻合的。现在人们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了，最近五年的态势大家都清楚，对他的论点产生担忧是非常正常的。”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告诉BBC中文。
赵士林认为，喉舌媒体的回应只是官方在策略层面否定了吴小平，“吴小平只是在不合适的时候说了合适的话，这个话官方现在还不想直接说出来。不管吴小平是不是反讽，这篇文章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体现了人们对开改革倒车、倒行逆施的普遍义愤和对局势的担忧。改革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走向私有化，但吴小平的提法是反改革的，这和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态势有内在联系。”
早在2010年，马云就表态称“只要国家需要， 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此后，或许是嗅觉比常人更灵敏，2016年，马云又公开表示，“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2017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表示，“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目前国家大环境肯定是对民营企业不利，很多行业的准入，只有国有企业可以。此外，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很低，但民企很难拿到贷款，即使拿到，利率也高。国进民退是事实，这一迹象从十八大以后就开始显露了。”王彬说。
前景不明的未来
“上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但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了几乎每一个领域和层次，这些都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其结果却是与80、90年代的经济改革目标，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相反的。党和政府的控制深入到社会每一个细胞，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倒退。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我对前景很悲观。中国民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继续萎缩，会越来越艰难。”独立学者、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吴伟告诉BBC中文。
“可以说，从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开始出现国进民退，这种现象在近几年加剧。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出了这么多形似改革，但执行结果却是相反的’改革’政策。一是传统意识形态回归的原因，二是由于政策原因民营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处于资源垄断地位、被一再要求‘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便趁机扩张地盘，所以国进民退势所必然。民企接受国企控股，从大环境看是被动选择，但从企业家对发展前景悲观，或者出于自保的目的退出，这个角度看，又是主动选择。”吴伟说。
“民企没有抵抗的资本和能力，经济上行期间可能也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唯一的资本可能就是媒体和民营资本家自我结盟，但这两点都没有现实可行性。我们有看到媒体发出声音，但媒体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吴强说。
对此，尽管仍持中国护照，但王彬也为未来做了两手准备，他已经在国外设立一个公司。“一方面，中国各个领域已经非常竞争激烈，市场机会在中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很大压力，政府干预导致人民币跟市场价值严重不对等。”
“现在有很多人把钱挪到国外，我当然理解。我要是钱多早就挪出去了。”王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