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躲猫猫”后，短时间内连续发生数起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矛头都被指向一个古老的话题——刑讯逼供。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
在法律工作者看来，刑讯逼供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制度土壤：几千年封建集权思想残余、破案中的口供中心主义、嫌疑人法律保护无力、行政管理混乱、缺乏监督等。
人们对于司法腐败现象和司法不公现象越来越难以容忍，在历年“两会”上，对最高检和最高法工作报告投反对票和弃权票正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改变正在进行，但罪恶仍在发生。
时代周报记者 任波 发自北京
刑讯逼供大量存在
在北京的律师圈流传着一句戏谑之言：“你又不是警察，凭什么打人。”刑讯逼供，在一些公安部门成为一种破案的重要手段。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
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题为《刑讯逼供调查报告》的文章显示，47.54%的警察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近20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平均每年在400起左右，涉案人数近千名，涉及警察400名左右。
来自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在2006年对刑讯逼供所作的田野调查数据显示：检察官方面，在其办理的案件中，只有17%的嫌疑人没有提出遭受刑讯逼供；在法官和律师方面，这一数字分别为11%和1.33%；有70%的服刑人员知道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人遭受过刑讯逼供。当然，认为自己受到过刑讯逼供的服刑人员只有44%。调查数据的一个推论是，刑讯逼供存在比例较大，但也有部分嫌疑人、被告人试图以遭受刑讯逼供来逃避公正审判。
著名律师李肖霖经办了大量有关刑讯逼供的案子。“在1997年前后我经办了第一个有关刑讯逼供的案子，那时，打人还算比较好，比较轻。”李肖霖说，“刑讯逼供大量存在，公众知道的只是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在刑讯逼供期间闹出人命的事件，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公安内部一小部分人看来，把犯罪嫌疑人打死，只是他们运气不好。”
不过，在刘焱焱和其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律师、法学家看来，刑讯逼供的情况正在逐步好转。“整体趋势来看，随着法治观念的增强，刑讯逼供现象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特别在一些大中城市。只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发达，使得相关案件得以曝光。”刘焱焱说。
“躲猫猫”事件在今年的“两会”上，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提交了2658号提案，建议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也在“两会”期间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梁慧星称，公安机关具有刑事侦查和看守所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这使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手段，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再以此有罪供述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手段成为可能。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两会”代表们对于司法腐败现象和司法不公现象越来越难以容忍。在今年的“两会”上，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反对票和弃权票正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刑讯逼供的土壤：古来有之
事实上，刑讯逼供在司法界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司法界对此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在有关研究中，刑讯逼供的源头被指向数千年来封建集权思想的残余。
“中国历来就有刑讯逼供的传统，与西方法治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法治建设真正起步也就近30年的时间。像刑讯逼供这类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有质的改变，需要从观念上先培养法治观念。”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学家说。
法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口供证据的作用过分重视，形成了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
司法部研究室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口供在证据链中起到的作用太大，分量太重。”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从实招供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沉默权的缺失，也被认为是造成口供以及刑讯逼供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刑讯逼供调查报告》中，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你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时，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前者。
更不利的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得的非法证据，在法庭上不被排除。
法律的缺陷还在于，涉及刑事案的犯罪嫌疑人，获得的司法帮助太少。“大量的刑事犯罪，在被告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宣判了。律师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参与到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李肖霖说。
一个实证是，即便是新律师法实施以后，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如果律师能够在第一次讯问时在场，应该会有效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刘焱焱说。因此，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建议，每次讯问笔录必须经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签字，律师拒绝签字的，应写明原因。
在刘焱焱看来，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应该倒置。“很多嫌疑人、被告人称被刑讯逼供，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很多刑讯逼供手段，可以在打人后不留痕迹，而且，除了肉刑，还有精神上的刑讯逼供，诸如拿家人安全相威胁、或者不让犯罪嫌疑人睡觉进行长时间轮流审讯(三天不睡觉就会导致死亡)。
在王公义看来，除了法律修订的缺陷，在实际办案中，破案率指标、大案要案限期破案，也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
“即便是在刑侦手段发达的西方，不少案件也是破不了的。制定破案率、限期破案极不科学。我们的现状是，警力少、配备不尽合理、刑侦技术手段有限，以致刑讯逼供成了破案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王公义说。
广州检察系统的一名办案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安在名义上还有检察院监督，而检察院甚至没人监督，在其自侦的案子中，刑讯逼供更是没法监控。“之所以刑讯逼供，是因为来自上层的压力，实施暴力，对我们自身的心理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司法独立是方向
在很多人看来，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是杜绝刑讯逼供的有效方法。司法部门有责任维护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自然会监督刑讯逼供。“移交以后，99%的刑讯逼供就可以杜绝。”王公义说。
这一建议并非今年“两会”首次提交。“这是持续了20年的老话题。十六大期间，公安部、检察院、司法部、法院、安全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五家提出这一建议，只有公安部一家反对，羁押权仍然没有移交。公安部的理由是，看守所移交司法部门，会导致破案率极大地降低。”一名知情者透露。“这其实涉及到了部门利益，这一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迟迟不能落实，其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目前，全国拥有多个为《刑事诉讼法》修订成立的调研项目，也都提交了各自的调研报告。不过，《刑事诉讼法》会修订哪些条款，会修订到何种程度，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修改法律是一方面，法律执行是另一方面。”刘焱焱说，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逼供、诱供、指供、暴力取证，证据链几乎全部依靠口供而来。当然，这些证据破绽百出。因此，公检法机关，只要有一家能够真正按照法律办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冤假错案。
在轰动一时的“昆明杜培武杀妻案”中，庭审期间，杜培武要求公诉机关出示他被刑讯逼供的照片，被拒绝；后又拿出缠于腰间的血衣，也不被法庭质证和采纳。
现行的体制下，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在所难免。但改变正在发生，去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报告。此轮改革的重点将是加强权力监督制约，具体包括司法职权重新配置、规范司法行为、政法经费保障、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政法队伍建设等方面。核心的四点为：检察院刑侦职能划归公安局管辖，检察院专司法律监督；看守所划归司法局管辖；法院执行职能划归司法局管辖，法院其他有关行政职能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法院专司审判；建立政法系统财政保障机制，政法系统经费由国家统一保障，不再受制地方。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看来，要想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必须独立。“就刑讯逼供而言，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