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络图片）
我们当年提出和孵化维权，原因在于身处民运阵营的我们，无法忍受民运只能启蒙，几十年政治效果，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效果太少，都是输没有赢，都是支出没有进账，尽是亏没有盈利。可是如今回头来看，维权除了人数极大规模增加之外，从政治效果上差不多，那么是不是应该拿个东西取而代之呢。维权是人民战争的海洋，是海量的细微环节的斗争，只要有侵权的地方，就有维权。我粗略估摸一下，几乎每个农村都可以有三五个维权分子。既然维权分子人士数量为极大的海量，身为维权分子之一，不过是海水中的一滴，而且效果方面几乎只有输没有赢，又有什么资格骄傲地以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是遭遇过很多次维权分子给的侮辱。民运分子虽然没有太大成效，但好歹是几万之一，几十万之一吧。几十万之一与几千万之一，几亿之一比较，好歹要高贵几十倍上百倍吧。
从一开始，维权顶多是民运的预备役，预科学生。如果说民运是原油层的话，维权顶多是油页岩层。油页岩从原油层吸取石油，但含量极低，需要高科技的高温蒸馏才能提炼出来石油，如果没有高温蒸馏技术，油页岩就是没用的废料。同样没有民运对维权的指引蒸馏，维权就是体制奔溃和社会溃烂的组成部分而已。
中国民运扭曲为促进中共改革派，与维权被访民维权鹊巢鸠占，都足以证明，在中国民间，与中共纠缠越深的，狼奶味越大，话语权越重，参与的人越多。路径封锁越厉害的，路径依赖越大的，充满着受虐和自杀带来快感的性倾向。
由于政治高压和路径锁定，中国民运和维权都缩水为动员能力较弱，社会连带能力较弱的身份认同政治，成为民主人士或者成为维权人士的民间政治，以身份认同来承载道义资源积累和声名，而陷入“胜利在我”或“真理在我”的幻觉。政治之致力于目标实现或者抵达胜利方面的行动和工作，被念咒和祈求所替代，就像基督徒祈祷不行动不致力于事功一样。民主人士由于念咒时间过长，效果不明显，老是挫败，被维权人士所替代，由维权人士念咒和祈求。维权人士念咒时间过长，除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外效果不明显，老是挫败，但对体制内以及辐射范围的身份利益，具有更大渴望。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但因为更大渴望超越党国不足，除了人数大规模急剧增加外，为乌合之众外，比民主人士更糟。就像甘蔗渣一样。
以身份建构参与维权，比较落后，时间较晚，气喘吁吁地赶上来，跟在屁股后面，看不见黑压压的大队伍的前头方向在干啥。维权本来就是靠人海战术，靠海量的，每个维权行动是亿万之一，是微不足道的。行为艺术赋予其重要性，更可能隐藏唯一的重要性，岂不是矛盾的。维权就像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爸给你多十块二十块的，你就会觉得多得不得了。可是转型要的是几亿几十亿，多个十块二十块的，没啥用。
像维权民运中国民间的抗争，都有涟漪效应，从中心出发，一波一波散开，后面一波承接前面一波时，可能中心地带已经发起新的。当然每一波都会认为自己是中心。所以是洋葱效应。
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对中共的抗争，从来都是能暴露在公共视野的，走上舆论舞台的，是无足轻重的，很飘忽，真正有血祭和铁的沉重的，都不会在或者不好在中共所能容忍的中产阶级舆论舞台上出现，或者长久出现。而且我相信外于依附性中产阶级舆论舞台的力量，在将来也是决定性的。这就是我对言论表达作为抗争手段嗤之以鼻的底气所在。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一些人觉得自己站在抵抗最前沿的骄傲自满是何处来的。莫非是比上不足只要把比下有余这种优越感牢牢固定住，极度放大以至于抹掉比上不足，让自己成为唯一是光亮源头？
一个卖货郎，在工业制造体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能把城里的工业用品卖到极度落后的山沟沟，在山沟沟穷人落后的眼里，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很多毛左崇拜毛，就是类似于在民国乃至于在共国，他们的信息闭塞知识闭塞，在山沟沟里，突然来了毛这样的卖货郎，搭了一下乡下戏班子，唱了戏。对于山沟沟里的穷人而言，城里的高等知识分子，工业体系的制造者产品的设计制造者是不同世界的，眼睛里看不到，没有能力想象得到他们。而作为使者的卖货郎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同一世界的人，虽然有一些等级差异。李猛在一篇评论艾恺的文化保守主义文章中，讲了一个乡下农村，不管从上头来的是哪一个上头来的，是清皇帝还是国民党还是共党派的，他们都是能接受的，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区分这三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落后的贫穷的残疾的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神的使者比神重要，他们没有能力区分此神和彼神。而只沦陷在与神的使者的关系，这也是道成肉身的一种解释。为什么要有中保。子就是父，父就是子。
地下抵抗和两个德国
对中国，余英时有个著名的劫机比喻。中共就是劫机犯，而中国人民就是乘客。当劫机犯“中国化”了，与乘客打成一片，油水难分，乘客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前来解救的解放者就难办了，动一下劫机犯乘客纷纷反对你。幸好在一两年的川普贸易战和美台关系升温中，没见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即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在美国模式面前是无效的，箭头刚射出就纷纷落地。然而对于试图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要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区分国家与政权，中国与中共，反华与反共，是很难的。一种类似黄祸的身份认同，实在让人头疼。很多“吐狼奶”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在写贸易战文章时，面对美国，动辄说“我们”“我国”“我们党”，装得好像党妈真的需要他们发言一样。
在纳粹德国被战胜之后，就涉及到主动或者被动卷入纳粹德国战车中的德国人民的罪责问题，其中免于政治原罪的，就有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我模仿该做法，提出维权可以帮助中国人民从极权的原罪中析透出来，区分出来。或者说十余年为国际社会所支撑的人权运动，可以帮助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与劫机犯区分开来，免得被解救的飞虎队当做劫机犯一枪打掉。
在英美联军的自由世界看来，德国人民几乎整体地和希特勒站在一起，因此即使对德国人民进行整体审判，乃至于战争报复，是可以找到合法性依据的。对此，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在美国审判他自己的纳粹罪行时辩护说，德国人民在沦陷于希特勒时，没法找到或者等到自由世界的庇护，没有庇护就没有效忠没有服从。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没法与西方世界大规模接头，也很容易被受洗脑的德国人民认为民族叛徒，在没法获得自由世界庇护的情况下，地下抵抗运动使自己区别于纳粹，使德国除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德国，这是一个地下的，看不见的，被遮蔽的德国。纳粹德国是暂时的，另外一个德国是永久的；纳粹德国是邪恶的，另外一个德国是良善文明的；纳粹德国是祸害荼毒德国人民的，另外一个德国是捍卫保护拯救德国人民的。于是乎，中国的维权也造成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党国，另外一个是逐渐与台湾民国接轨的“地下中国”。
从一开始，维权顶多是民运的预备役，预科学生。如果说民运是原油层的话，维权顶多是油页岩层。油页岩从原油层吸取石油，但含量极低，需要高科技的高温蒸馏才能提炼出来石油，如果没有高温蒸馏技术，油页岩就是没用的废料。同样没有民运对维权的指引蒸馏，维权就是体制奔溃和社会溃烂的组成部分而已。
中国民运扭曲为促进中共改革派，与维权被访民维权鹊巢鸠占，都足以证明，在中国民间，与中共纠缠越深的，狼奶味越大，话语权越重，参与的人越多。路径封锁越厉害的，路径依赖越大的，充满着受虐和自杀带来快感的性倾向。
由于政治高压和路径锁定，中国民运和维权都缩水为动员能力较弱，社会连带能力较弱的身份认同政治，成为民主人士或者成为维权人士的民间政治，以身份认同来承载道义资源积累和声名，而陷入“胜利在我”或“真理在我”的幻觉。政治之致力于目标实现或者抵达胜利方面的行动和工作，被念咒和祈求所替代，就像基督徒祈祷不行动不致力于事功一样。民主人士由于念咒时间过长，效果不明显，老是挫败，被维权人士所替代，由维权人士念咒和祈求。维权人士念咒时间过长，除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外效果不明显，老是挫败，但对体制内以及辐射范围的身份利益，具有更大渴望。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但因为更大渴望超越党国不足，除了人数大规模急剧增加外，为乌合之众外，比民主人士更糟。就像甘蔗渣一样。
以身份建构参与维权，比较落后，时间较晚，气喘吁吁地赶上来，跟在屁股后面，看不见黑压压的大队伍的前头方向在干啥。维权本来就是靠人海战术，靠海量的，每个维权行动是亿万之一，是微不足道的。行为艺术赋予其重要性，更可能隐藏唯一的重要性，岂不是矛盾的。维权就像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爸给你多十块二十块的，你就会觉得多得不得了。可是转型要的是几亿几十亿，多个十块二十块的，没啥用。
像维权民运中国民间的抗争，都有涟漪效应，从中心出发，一波一波散开，后面一波承接前面一波时，可能中心地带已经发起新的。当然每一波都会认为自己是中心。所以是洋葱效应。
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对中共的抗争，从来都是能暴露在公共视野的，走上舆论舞台的，是无足轻重的，很飘忽，真正有血祭和铁的沉重的，都不会在或者不好在中共所能容忍的中产阶级舆论舞台上出现，或者长久出现。而且我相信外于依附性中产阶级舆论舞台的力量，在将来也是决定性的。这就是我对言论表达作为抗争手段嗤之以鼻的底气所在。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一些人觉得自己站在抵抗最前沿的骄傲自满是何处来的。莫非是比上不足只要把比下有余这种优越感牢牢固定住，极度放大以至于抹掉比上不足，让自己成为唯一是光亮源头？
一个卖货郎，在工业制造体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能把城里的工业用品卖到极度落后的山沟沟，在山沟沟穷人落后的眼里，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很多毛左崇拜毛，就是类似于在民国乃至于在共国，他们的信息闭塞知识闭塞，在山沟沟里，突然来了毛这样的卖货郎，搭了一下乡下戏班子，唱了戏。对于山沟沟里的穷人而言，城里的高等知识分子，工业体系的制造者产品的设计制造者是不同世界的，眼睛里看不到，没有能力想象得到他们。而作为使者的卖货郎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同一世界的人，虽然有一些等级差异。李猛在一篇评论艾恺的文化保守主义文章中，讲了一个乡下农村，不管从上头来的是哪一个上头来的，是清皇帝还是国民党还是共党派的，他们都是能接受的，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区分这三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落后的贫穷的残疾的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神的使者比神重要，他们没有能力区分此神和彼神。而只沦陷在与神的使者的关系，这也是道成肉身的一种解释。为什么要有中保。子就是父，父就是子。
地下抵抗和两个德国
对中国，余英时有个著名的劫机比喻。中共就是劫机犯，而中国人民就是乘客。当劫机犯“中国化”了，与乘客打成一片，油水难分，乘客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前来解救的解放者就难办了，动一下劫机犯乘客纷纷反对你。幸好在一两年的川普贸易战和美台关系升温中，没见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即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在美国模式面前是无效的，箭头刚射出就纷纷落地。然而对于试图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美国政治家来说，要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区分国家与政权，中国与中共，反华与反共，是很难的。一种类似黄祸的身份认同，实在让人头疼。很多“吐狼奶”程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在写贸易战文章时，面对美国，动辄说“我们”“我国”“我们党”，装得好像党妈真的需要他们发言一样。
在纳粹德国被战胜之后，就涉及到主动或者被动卷入纳粹德国战车中的德国人民的罪责问题，其中免于政治原罪的，就有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我模仿该做法，提出维权可以帮助中国人民从极权的原罪中析透出来，区分出来。或者说十余年为国际社会所支撑的人权运动，可以帮助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与劫机犯区分开来，免得被解救的飞虎队当做劫机犯一枪打掉。
在英美联军的自由世界看来，德国人民几乎整体地和希特勒站在一起，因此即使对德国人民进行整体审判，乃至于战争报复，是可以找到合法性依据的。对此，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在美国审判他自己的纳粹罪行时辩护说，德国人民在沦陷于希特勒时，没法找到或者等到自由世界的庇护，没有庇护就没有效忠没有服从。德国地下抵抗运动没法与西方世界大规模接头，也很容易被受洗脑的德国人民认为民族叛徒，在没法获得自由世界庇护的情况下，地下抵抗运动使自己区别于纳粹，使德国除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德国，这是一个地下的，看不见的，被遮蔽的德国。纳粹德国是暂时的，另外一个德国是永久的；纳粹德国是邪恶的，另外一个德国是良善文明的；纳粹德国是祸害荼毒德国人民的，另外一个德国是捍卫保护拯救德国人民的。于是乎，中国的维权也造成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党国，另外一个是逐渐与台湾民国接轨的“地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