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背後的中共地下黨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焦點訪談，我要訪問的是旅居加拿大的自由作家梁慕嫻女士。  

 

梁慕嫻女士是2012年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我與香港地下黨》這本書的作者。今年七十九歲。梁慕嫻1939年在香港出生，1958年畢業於香港香島中學。她在中學的時候，經由老師的介紹，秘密加入中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再轉正為中國共產黨員。後來被中共地下黨派去「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簡稱「學友社」）開展學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4年擔任「學友社」主席。

 

從1971年林彪事件後，梁女士開始對中共產生許多疑問，情緒低落，無心黨的工作。適逢遠居加拿大的家姑重病，梁女士為出國探病而與地下黨產生衝突，被領導人批評是投靠外國。遂於1974年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從此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後來又經過「六四慘案」以及1995年受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的影響，決心在思想感情上和中共一刀兩斷。

 

到了1997年，眼看香港主權移交的日子即將來臨，她認為，如果地下黨繼續存在，香港不會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將是一場大騙局，同時她也想要透過書寫自己的地下黨經驗來自我救贖。於是，1997年2 月她在香港《開於雜誌》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共香港地下黨的文章〈從六七暴動到紅頂商人〉，揭露第一屆特首的特別顧問葉國華的地下背景，引起香港輿論重視。從此開始連續書寫有關港共和香港的政治評論，揭露「香港工委」所領導的地下黨人逐步侵佔香港管治權，欺騙港人的真相。

 

中共從1921年建黨以來，就在蘇聯的指使下，採取秘密組織，潛伏滲透的方式，應用宣傳欺騙和金錢收買等統戰手段。配合武裝力量，陰謀奪取政權。中共在香港，海外華人社會乃至台灣，都在運用同樣的方式，發揮他的影響力，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最黑暗的一股勢力。這股黑暗勢力的危害，從美國副總統彭斯日前發表的演說來看，可以說己經被全世界所注意了。

 

今天的節目打電話到加拿大，訪問梁慕嫻女士，來談談她這本揭露中共地下黨的書，以及這本書對於台灣和全世界的啟示。

 

問：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就對中共失望，離開香港移民加拿大，並且脫離共產黨。為甚麼到23年後，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才開始決定寫出自己的經驗，揭露香港存在中共地下黨的事實？
梁：原因是一個人的覺醒有其階段性，是一個長時間痛苦掙扎的過程，加上移民後養兒育女，忙着謀生，能夠思考的空間很少。

 

1971年林彪事件和之後的移民事件令我產生許多疑問，失去對中共的信任；1989年的「六四慘案」令我對中共徹底失望；1995年李志綏先生的回憶錄更最終地粉碎了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上種種雖然己經使我認清了中共的本質，也令我從組織上，思想感情上與中共決裂，但是，這種覺醒的程度仍未有足夠的力量讓我覺得要提筆書寫。

 

直到香港面臨主權回歸中共的1996年，我以為香港回歸了，中共地下黨己經完成任務，應該結束其地下運作，地下黨員應該浮出水面公開他們的存在，讓港人知道他們的真面目。誰知我想錯了，我發覺中共完全沒有任何公開地下黨的意圖，卻準備讓地下黨在回歸後繼續秘密運作。我很憤怒，這是欺騙香港人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又發現曾與我一起在「學友社」工作的地下黨員葉國華，當時以紅色商人身份，正在統戰香港民主派的領袖，而民主派人士一點也不知道葉國華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很焦急，大事不好了，民主黨大佬們要上當了。此外，我也看到葉國華在政壇上活動頻繁，經常發表言論，他向上爬的野心昭然若揭。我勃然大怒，大喝一聲：「絶不可以，不能讓一個地下黨員來管治香港」。這一切的內幕我知道，我有責任告訴香港人，這是我的使命。這時，才有足夠的力量驅使我不顧一切地拿起筆來書寫。

 

問：您的第一篇相關的文章是揭露董建華的首席顧問葉國華的地下黨身份，後來又指出香港特首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你也說過，民建聯就是地下黨的化身。你如何理解地下黨人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和民主發展的破壞和影響？
梁：在香港統領中共地下黨的單位是「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它有一個公開的招牌就是「中聯辦」（即回歸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主任其實就是「香港工委」書記，統領全港一切事務。每一個地下黨員每星期至少一次與「香港工委」派來的領導人秘密會面，透過他向黨匯報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及聽取上級領導的傳達和指示。聯絡方式可以是單獨見面，稱為單線聯係，也可以是幾個人一組的黨支部。如果共產黨員當了特首，便作特別黨員處理，直屬中央領導，不屬「香港工委」系統，免去每週見面的規定。為免暴露地下身份靠通訊員保持與中央的聯絡。

 

這樣，香港實際上有一個地下領導網絡，秘密決定了所有的方針政策，黨員特首把上級領導的指示變成公開的政策向全港宣佈並執行。那些建立了黨支部的政黨、組織、部門、學校和機構中的黨員隱瞞自己的身份，卻掌管着香港事務的，便紛紛出來表態支持。香港人只看見特首在立法會，行政會議中活動，卻不知政策從何而來，被蒙在鼓裏。香港回歸二十一年的事實，完全證明「港人治港」己經變成「黨人治港」。

 

問：根據你的經驗，中共如何吸收年輕人加入地下黨？很多人沾上共產黨以後，往往很難脫離，繼續自欺欺人的以為自己在追求理想。你如何理解？

 

梁：我所主管的「學友社」是最好的例子，我們是利用舞蹈、音樂、戲劇等藝術活動以及補習功課，學業指南等去吸引年輕人。另外有一個也是中共外圍學生組織叫「青年樂園」，則是以文學寫作和出版刊物來吸引學生。那時我們這些黨員經常做的事情就是探訪，關心這些學生，和他們做朋友，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揀選有條件的學生組成秘密讀書會或學習組，進一步灌輸愛國愛黨思想，成熟後便發展他成為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青年學生單純幼稚，很容易上鉤。我為我曾經做過這樣的工作向上帝懺悔。

 

是的，要脫離中共的精神桎梏確實並不容易，特別是那些有理想的人，容易受到中共的愛國主義的欺騙。中共的愛國主義是一杯毒酒，喝了，很難翻身，我自己是最好的例子。

 

問：台灣最近又爆發了一些新聞，台灣有一些團體公然的為中共宣傳，調查局不久前也公佈台灣有一些人接受中共的資金，進行選舉或展開活動。你如何看？

 

梁：根據歷史記載，台灣很早便有中共地下組織。1950年國民黨蔣介石曾經破獲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其中「吳石案」就有四個中共地下黨員遭槍決。地下黨員金堯如在回憶錄中承認，1947年他曾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常委工作，任職宣傳部長。至年底，被在南京的國民黨蔣介石偵悉，下令緝捕。幸而中共埋伏在南京高層深處有人緊急通知，命他轉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書記和喬冠華，於是得以逃離死地。他以後在香港工委領導下工作，1950年擔任「香港工委」（當時公開招牌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戰線的黨書記。

 

我認為無論當年蔣介石如何剿共，中共仍然會留下火種。經過兩岸通航，民主轉型後的台灣，轉變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這些潛伏的火種自然地會利用自由的空間開始活動。毫無疑問，遠在大陸的中共也會乘着自由，回來找尋這些火種，重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些地下黨組並非公開合法團體，應該深入偵察加以擊破。這是地下的一面。另外，中共也正透過貿易、旅行、學術交流、交換學生等公開操作，大量地滲透影響台灣的方方面面，這是公開的一面。我希望台灣無論任何政黨上台，為了台灣的安全和利益，都不要掉以輕心。加強法治精神的宣傳教育，立法防止中共一切非法滲透，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