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云副教授
前几天，我的朋友、同道，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因为学生告密，“轰”地一声，人仰马翻，一跟斗从他站了33年的讲台上栽下来。他的这个结局，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唐云老师一直在讲台上苦苦坚守良知，坚持说真话，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当下，他的苦苦坚守就显得越来越刺眼，当局必欲清除而后快。一年半前，我一跟斗从站了22年的讲台上栽下来后，他专门为我设宴“压惊”，一年多后，轮到他了。我在同他通话中得知，这是校方培养和安排的学生告密者的“杰作”。虽然我知道板子不能只打在学生告密者身上，但我一想到那充当了“打手”的学生，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下面的文字选自我的“抽屉书稿”——《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
看到“信息员”这几个字，人们也许会想到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人员，英语可以译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学里，这个“信息员”却让人“望而生畏”！
让人“生畏”的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信息员”埋伏在众多学生之中，“望”而不见。
我曾经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书记交谈，他告诉我，有关部门（公安或国安）专门到学校来，从学生中挑选“信息员”，标准当然首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上进”的学生。他说，他们把选定的学生“信息员”单独带到校外面谈，谈话内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员”一旦确定之后，就与有关人士单线联系，别说同学们不知他的身份，连辅导员都不清楚。这位“信息员”的任务，就像是埋伏在敌区的“地下工作者”，专门收集老师（甚至还有同学）课内课外的言行，然后向单线联系的“上级”汇报。
话说到这儿，我们便清楚了，这种“信息员”是什么角色。
随着“时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员”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与专制制度紧密相连的，其程度也与之成正比，独裁专制越是威烈的国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之后，思想言论控制日新月异，直攀毛泽东专制独裁高峰。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员”制度发展也日新月异。现在，“信息员”换了一个马甲，打着“完善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等“教学”招牌，作为一种“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2015年发布）；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实施办法》（2014年发布）；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聘任2018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通知》（2018发布）等等。
这些年，我在对中共发动的一些运动作了调查采访之后发现，中共的任何邪恶行径都会竖起一杆光面堂皇的大旗，如土改运动杀地主抢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反右运动整知识分子是为了“铲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搞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眼下，为严密监控教师，控制言论，又打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交流和处理”、“为加强对本科课堂教学过程的管理和监控，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保障教学”的招牌。就连告密，也可以“正确”得无懈可击，因为那是“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职责》第三条）于是，在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学校又涌现了公开的“学生信息员”，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汇报。
中国高校的教师无路可逃了，头顶上，是监控录像辛勤的记录，讲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学生信息员”雪亮的眼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就是积极实施《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那所大学）的副教授翟橘红，在讲授“政府结构与功能”时，被学生信息员告密，翟橘红被校方“记过处分、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岗位，并建议取消其教师资格。”罪名是“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和“妄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在上课时，看到学生在玩手机，于是她说：“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她的话被学生告密（而且断章取义），于是许传青被行政处分。
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被学生举报有“偏激言论”，遭校方解聘。
现在是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了，罪名之一是有学生举报他讽刺“伟大领袖”的名言“撸起袖子干”……
我有时望着课堂上我的学生，目光扫过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心想，他们中有没有中共发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谁呢?
倘若必须在教室的摄像机和学生中的“信息员”（监控与告密）两者中选择，我情愿选前者，因为一是摄像机还“客观公正”，不会像汇报许传青教授的“信息员”那样“断章取义”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摄像机不存在有“败坏一个人的灵魂”的问题。
当课堂上只剩下一个声音——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