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先生在《大国崛起：天下心态的复活》（《争鸣》２００７年２月号）一文中，对“大国崛起”的张狂、“拒绝圣诞节”的狭隘等等异象怪象提出了严厉批判，我很赞同，但他将这些现象判为“传统天下心态的当代复活”，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大汉族心态，并不全是中共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与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一脉相承”云云，则是我不能同意的。

“自我中心”与“天下心态”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传统天下心态”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主义。“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之野心的极端膨胀”也好，江胡的“大国外交”与“和平崛起”也好，“高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意识”也好，都恰恰是严重悖反儒家义理、与天下主义相矛盾的。

二

儒家文化是一种坚持文明至上、着眼整个人类、充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化。顾亭林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的天下，指的是文明。天下主义，就是文明主义。梁漱溟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后曾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

夷夏之辨（又称华夷之辨）是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之一，确实存在刘晓波所说“国人称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的现象，这恰恰证明了儒家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天下主义性质，不过晓波这样的表述不符华夷之辨原意而已。

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礼乐文化和文明程度为主要标准，贵华夏，贱夷狄。以文化高下、道德优劣来区分华夷，讲究仁义道德的文明人就是华夏，不遵循礼义德行的野蛮社会就是蛮夷。傅斯年先生认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历史上夏周的文明程度较高，而其它民族尚处在不火食、不粒食、披发左衽、断发文身、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以臣妾为殉的落后状态。

华夷之辨，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卑劣与高贵、低贱与优越的区分，如晚明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中所写：“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而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则是华夷之辨的核心。在《春秋》中,孔子站在道德、文化的立场上对夷狄与华夷进行了评判，有德之国进之为华夏；无道之邦斥之为夷狄。

文明的发展推动着各个族属之间文化和心理的趋同,从而不断推动各民族的融合，以华夏优越的文化为中心，不断把周边及外来文化同化，用夏变夷，夷狄归夏，成了几千年来的历史之常。满清本属“夷”族蛮邦，一统中原之后，也多少为我华夏文化所“化”，不过“化”得太不够，同时华夏文化亦遭致满清的重创。

清朝政府“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视西方各国为臣属国、为夷狄，其实已完全背离了天下主义的宗旨而成了一种盲目颠倒的自大。清末郭嵩焘曾尖锐指出，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诗文集》），对此老枭深有同感。

严格地说，君主时代做得最好，君明政仁，也不过是小康社会“升平世”而已，仍属于“家族主义”“家天下”，离真正的天下主义还差得远。天下主义对应的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三

天下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宰割和奴役天下，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与人权、自由、宽容、平等、尊重他人等价值及品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境界非常阔大，《易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语，庶几近之。这里“辅相”、“曲成”、“化成”等，都是顺物之性而辅助赞勉之、因万物固有本性而成就之的意思，与《中庸》所说的“参赞”“化育”具有相同的意义，都不带任何强制性。对“物”犹如此，何况对人乎？

我说过，儒家的目光不仅不局限在形骸及家庭之私，而且也不限于国家民族之公。那种天下万物一体之仁，不仅超越自我主义、裙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超越世俗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罗素热爱中国文化，所爱正是中国文化中充溢的宽容精神、“为天下开太平”的文化理想和天下主义的道德自觉。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不足的，更是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严重缺乏的。

中共的所作所为，哪有一点点儒家文化的天下境界和文明精神？老管网友说得好：“一个对内不尊重基本人权和对外不讲普世规则的国家，不可能造就优秀的国民，无法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接纳，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真正崛起。”至于“中共政要的足迹遍布世界，每到一处都慷慨撒钱”之类行径，乃是慷人民国家之慨，图一党一己之荣，乃是“党天下”心态，暴发户主义，与天下心态、天下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相反，以中华文化的先进文明对治中共政权的落后野蛮，以天下心态对治“自我中心”和“党天下”心态，以天下主义对治高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去化解民族主义某种“与生俱来”的狭隘性和攻击性，正是当务之所急！（国家要爱，民族要重，但不宜上升为主义。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也应该是低调、温和、文明、理性、防守性的，受天下主义制约的。）

2007-2-18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