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八十岁生日悄悄地降临了。
 
我这人稀里糊涂，又没做生的习惯，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生日，有时偶然记起也是水过三秋。但是“满十”的时候大体还记得。
 
1948年5月，第一个十岁的时候很温馨：祖母量了几合大米，磨成米浆做泡粑，发得很泡。祖母很高兴，说“孙儿肯长啊”。母亲做了一件白布运动衫，说“以后打皮球就不要打光胴胴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长高了，要努力学习，听话啊！”严肃中充满关爱和鼓励。弟妹们不知道说祝福话，只抢着吃泡粑。一家人都高兴。
 
从此以后，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没收、清算、斗争、扫地出门，吃芭蕉头、神仙米……
 
好歹我逃出了魔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958年5月，第二个十岁的时候，作为一个押赴农村监督改造的二类右派学生，我正躺在重庆市北碚区金刚乡花灯生产队第三作业组王大爷家里养伤。十多天前一个休息日，房东王大爷叫我上山挖树疙蔸，返回的时候因为负重太大，轰的一声摔在两米下的水田里，一百多斤重的疙蔸压在我身上，扛着的锄头翻到我胯下，把我左腿内侧和阴囊划破了，左腿血流如注；右边，惨白色的睾丸暴露在太阳光下窥视这个罪恶的世界……
 
当两个右派难友用担架把我抬回西南师范学院卫生科治疗，清伤口、包扎之后，又抬回房东家里，就再也无人管我。后来伤口化脓，一躺就是二十多天。我躺在病床上默默承受着伤口的疼痛，和无人关照的凄凉。想到在右派帽子重压之下，人生的巨创，青春的毁灭，心灵的屈辱，和前途的迷茫，在孤独无助与悲凉寂寞之中度过我的第二十岁生日。
 
二十岁，金色年华，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而我，竟是一个头顶罪恶帽子的戴罪之人。
 
1968年，第三个十岁生日是在逃难中度过的。那时文革中武斗遍及全国各地。毛泽东说武斗不外是“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是暴露；坏人打坏人，是可以间接利用的一种力量。”在这丧心病狂的“最高指示”指引之下，打打打！中华大地狼烟四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那时我在大巴山下的南江县一所中学教书。南江与巴中毗连，巴中的造反派与南江的造反派反目成仇，要血洗南江。我得知消息后，不得不逃离这个既是是非之地也是血腥之地的地方。1968年5月15日，天未明我就背着行李悄悄离开学校。因为长期武斗，交通断绝，关山难越，要想与千里外的妻子团聚，必须步行三天，经普济、旺苍、嘉川、白水，用两腿丈量完280里公路到广元乘火车才能回家。可怕的是第一天在路边食店吃饭时就感染了肠炎，胃肠巨痛，腹泻如注，日如厕以十计，肌肤脱水，两眼深陷，面色蜡黄，全身无力，每小憩必躺卧道傍，便不愿再启征程，几成路傍僵尸，行路之难领略殆尽。
 
途中岗哨林立，造反派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盘查路人，稍有闪失就被扣留。有一刘姓青年与我同行，我全然不知他是造反派头目，后被人点水遭到对立派羁押审讯，捆绑吊打，差点殃及池鱼把我当成他的同类。经我再三申辩方得脱险。真是险象环生，恐怖万状。
 
当我历尽艰险，经过三天死命挣扎步行到达广元欲乘火车回家时，却大失所望：火车已停开数日，火车站一片混乱，何时有车？无人知道，只得在车站死守。好在等到深夜，有一列开往成都的列车经过，于是不顾一切拼死挤车。当我终于挤进车箱之后，却是人挨人脚踩脚无立锥之地；俯首一看，衣服划破了，钱包被扒了……
 
在车箱内站立一夜，不能合眼，不能走动，不能入厕，更无食物饮水，本是病饿疲惫之躯，经此折磨，已是严重脱水枯萎之人，苦不堪言！
 
……后来又爬车、下车、再爬车，经历四夜五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回到妻子身边，此时已是疲病交加，形销骨立，夫妻相见，长叹一声：而立之年，灾难深重！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第四个十岁了。其时我已回到故乡纳溪县教书，但仍然与妻子天各一方。于是争取夫妻团聚，成了我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何况结婚已经十一年，儿子都十岁了。但是夫妻团聚这个天经地义的基本权利，却像生死簿一样牢牢地紧握在各级共产阎王的手中。阎王们夫妻相伴，儿女绕膝，尽享天伦之乐而不顾百姓疾苦。作为一个饱经风霜受尽压迫的底层平民，我只有在单位阎王，县教育局正、副阎王，地区教育局主管人事阎王之间来回奔走，低声下气向各级阎王老爷们乞哀告怜，赔笑脸，说好话，用谦卑恭敬的语言唤醒他们早已泯灭了的一丝人性，一丝怜悯。当看到他们面南高坐，官气十足，爱理不理，很不耐烦，甚至面带愠怒的时候，我心寒胆战，两腿颤栗，全身悲凉。在共产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任何掌权者都可以随意剥夺！
 
记忆最深刻的，是1968年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我从乡下进城，扣开了县教育局长周武的大门，很谦卑很抱歉地说：“周局长，平时没时间为个人的事进城，只有抽星期天来麻烦你……”我赔着笑脸，知道自己笑得很勉强，很僵硬，很尴尬，很低贱，声音在颤抖。周局长哼了一声，却并没叫我坐下，脸露不削、不爽、不耐烦。我生怕他下逐客令，赶急陈述我结婚十多年，孩子都十岁了，还是夫妻天各一方的困难（不敢说苦难），想到十多年的寒窗冷雨，相思断肠带来的心灵痛苦，为探亲辗转奔波的身心疲惫，短暂相聚又很快离别的难分难舍，以及离别时妻子的泪眼和儿子依偎怀中不愿离去的凄凉悲哀，请求工作调动的艰难，夫妻团员的遥遥无期与几近绝望……我不禁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哽咽难言，竟失声痛哭！周局长看到我极度悲伤，哭得几乎回不过气来。才递来一杯开水叫我坐下。而此时，他的已成年大女儿竟鄙夷不削地在旁边冷笑……
 
不惑之年，为争取夫妻团聚的基本权利，受尽屈辱。而夫妻团聚还遥遥无期。
 
又过了十年，即1988年5月，“知天命”了。那时正值高考预考，监考、阅卷、发榜、重新编班组织高考复习，忙得不亦乐乎，我竟忘了自己的五十大寿。但此时是胡耀邦当政的大好时机，是共产中国极其难得的平和年代，夫妻团聚，环境安定，虽然忙碌却心情愉快，做不做生日简直无所谓。
 
1998年5月，花甲之年，学期结束之后即告退休。已经从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早已纷纷走向工作岗位，他（她）们趁五一休假，为我举行了热闹的庆祝会，盛况空前，开我校学生为教师祝寿之先河。由我的学生、县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著名节目主持人伍丽君主持，还录音录像以资纪念。学生们要我讲话，我想起了宋人的一句话：“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我说你们就是“红樱桃”、“绿芭蕉”，看到你们的成长，我高兴万分，激动万分！我感到，虽然在毛泽东的暴政下虚度了青春年华，但在老之已至的时候终于得到补救，结出了硕果。
 
家乡风俗，老人做生，都要在前一天晚上举行“上寿”典礼。即扶“生期佬”高坐堂中，晚辈轮流上前作揖、跪拜、祝福。2008年，我七十大寿的时候，遇到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给我上寿、祝福，祝福得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因为5月13日是我生日，5月12日正是给我上寿之时，却迎来特大的5.12地震！此时我已移居成都，离地震中心仅90公里，震感十分强烈，好险啊！第二天，也就是生日的时候，卷起行礼大逃亡。这是我的第七个十岁生日。
 
今年5月，八十大寿。听说学生又要在五一假日组织一个庆祝会，我说要不得啊，你们难得有个假日，怎能因我这个“剩闲”（剩人闲人）来打扰你们，打乱你们的节日安排，牺牲你们宝贵的休息时间？何况路途遥远，交通堵塞，条条公路堵车，怎敢折腾你们。但是他（她）们还是分批分期来了：5月一日第一批高86级在蓉学生； 5月7日第二批，是我请来的好友难友；第三批5月13日为桦华82级小同学；第四批5月18至、19日，高83级大同学，对我特别关心特别爱护。我不知怎样感谢他们，我想起了毛泽东在穷途末路、死亡来临之时读庾信《枯树赋》最后几句话的哀鸣，反其意改为：“昔年种树，依依汉南，今成巨木，亭亭蔚然；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衷心祝愿爱我、敬我、关心我的学生们如巍巍巨树，蔚蔚洪柯，顶天立地，支起一片蓝天！我虽垂垂老矣，亦当含笑如常。
 
生日是一部历史，记载人生的艰难和苦难；也记载一个王朝的功过是非。
 
（2018.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