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鲁长泉，男，六十五岁，河南省息县退休教师。原籍为河南省息縣小茴店鎮鄭崗村魯老寨村民組。
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31日
地点：河南省息县县城某小区鲁长泉家
翻天覆地的土改
我就出生在咱们息縣小茴店鎮鄭崗村魯老寨村民組， 我母亲生下我也快四十岁了，她名字叫张如莲。我们那个村子很大，是两个生产队合并在一起的。
我姥爷多少代都是书香门第，结果一解放把他们家搞得天翻地覆。不然我姥爷怎么能到开封上大学呢。我姥爷口碑那么好，但是人家不管你口碑好不好，只要你有土地。其实分家的时候，我姥爷也没有多少土地。他是新蔡和息县合办的一个高中的校长，位置就是现在的包信镇，后来镇上人缺了，又让他短暂的代理过镇长，就一个月。他看见人家挎着盒子枪的人就害怕，地道的读书人。所以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都有读过书，能看能写。我的姥爷是刘邓大军来的时候给吓死了，他担任过镇长，就以为将来必死无疑，还没等人家下手就自个儿先了结了。文人胆子小。
搞土改时候，我的姥姥在斗争会上五花大绑，跪在转头渣上，人家要逼迫她交出浮财，逼她把私藏的枪支交出来。过去给她家放牛的放牛娃，名字叫张夫仁，他和我姥爷是同一辈的，解放的时候他就成了积极分子。我姥爷已经死了，他就在斗争会上逼我姥姥交出金银财宝，他伸手就扇了我姥姥几个嘴巴子。我姥姥受不了，开完会回来就一条麻绳上吊自杀了。
我大舅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面，他想家了，他就回来了，不然他就跟上老蒋去台湾了。老家的人也想他，给他算命，算他还会回来，他确实回来了。我妗子生了一个女孩，让疯狗给咬死了，以后就再没有生下后代，我二舅名字叫张善树，已经参加共产党的工作了，因为我老爷当过镇长，算是历史有问题。把他从潢川押回来了，很幸运没有被枪毙。因为我姥爷是仁义绅士，大家都他都有好感。但是到了五九年，我二舅一家四口人都饿死了。
我二姨的丈夫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他已经当上了大官，有我表哥表姐两个孩子，她一家没有问题。但是到五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流行换妻，他就不喜欢我姨这个乡巴佬了。他在城里周末跳舞的时候，就喜欢上那些和他跳舞的小姑娘。他就把我二姨给换掉了，不要了。我二姨就成寡妇了，一个女人没有办法，他就把我表哥留给家里的爷爷奶奶，然后带着我的大表姐逃荒要饭，走到那里算那里。最后跑到距离她家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光棍，是一个大队书记。旧社会他家穷，兄弟三个都是光棍。这个大队书记就把我二姨一家收留下，替她养活这两个孩子。
我父亲家成分也是地主，我的大伯父也是被被枪毙的。
说起来话就长了。土改、镇犯是五零年、五一年。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地主，土改的时候被枪毙了。地被分去了，丈夫被枪毙了，没有办法生活，我母亲要去讨饭，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挎一个筐，那我二姐领不上怎么办呢？我母亲就用一根绳子把我二姐拴在树上。你说，一个两岁、三岁的孩子被栓在树上，见不到妈妈，哭不哭呀？那就哭吧，任凭她哭去，没有人心疼。我二姐是四八年出生的，土改的时候就像我这孙女这么大，我母亲天天就把她拴在树上，她就抱着我哥哥出门要饭，家家户户走，有的人家给，有些人家不但不给，还漫骂。讨点啥自己吃上一点，拿回来给我姐姐吃上一点。
我母亲到鲁家是改嫁过来的，她带来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哥哥和我二姐。听我母亲说，她和前夫感情不错，一时放不下，也不想给孩子找后爹，就打算一手抚养我哥我姐长大。后来，我父亲听说了她们，逼迫姑姥娘牵线，非逼迫我母亲嫁给他。那时候我父亲是土改干部，他要娶我母亲我母亲不敢不嫁；我母亲不嫁他会变着法儿整我姑姥娘，因为姑姥娘也是地主的遗孀。——那时候，旧社会的乡绅基本被镇压，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被“重新分配”给乡村地痞、流氓，和光棍汉。
我父亲的第一个老婆跑了，不和他过日子了，也留下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和三姐。我父亲这边日子也过得不好，大姐在家里没有吃的，就哭呀哭呀，我大妈(注：伯父的妻子)实在听不下去的时候就给一碗饭，这就吃好几天。我三姐被她的母亲带走讨饭，后来她母亲被一个男人收留下，带着女儿也不方便。她母亲就说：“谁要就给谁吧，只要给口吃的。”我三姐就给别人了，她的母亲就嫁人了。结果呢，五九年挨饿的时候，我三姐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前面的老婆就给饿死了。我三姐送给人家的母亲也给饿死了。我三姐孤苦伶仃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大概十二、三岁就上门给别人当童养媳，大一点就圆房了。就算是解放以后的童养媳吧。那都是以后了，我在潢川县读书，我打听到我三姐家的地方了，我就找到她那个地方去了，我们姐弟大哭一场，就相认了。我三姐早就去世了，受那么多罪。
当干部的父亲带领全家人逃荒
那么我母亲来就和我父亲重新组成了家庭，不久就生了我。说起来是个笑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鲁长泉，如果不枪毙那位地主丈夫，我母亲不改嫁，哪有我的事呢？我从小就挨饿，到五九年几乎就要饿死了。
我父亲是大队干部，那个傻呀！ 你说，那时候人多傻，我们生产队就有粮库，我们庄上就有粮库。那半晚上我伯父的儿子，我叫哥的，领了几个人去偷粮食。刚好我父亲半夜起来解手，发现我哥偷粮食。我父亲就命令：“送回去！送回去！”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是个傻瓜啊！我堂哥去偷了，还被我父亲抓住了，自己的亲侄子啊，他也不放过。
我有个本家爷们叫鲁景象，他饿极了，把生产队的一条耕牛给偷偷的杀了。你知道，杀牛不是一个人能够干的活儿，他喊我的那个二大爷还有我的哥哥帮忙。我哥哥那时候也十二、三岁了，也饿得够呛。他给大人拉着牛腿，牛杀了以后，赶紧割下几块肉生火就煮，煮得差不多就吃，那饿极了，就算吃饱了一顿。
吃完牛肉以后，我的二大爷和我哥哥一人抗了一条牛腿回来。这么一抗牛腿就坏事了，我父亲发现了，他就问：“哎！你们的牛腿从哪里来的？”我哥哥说：“是鲁景象大爷杀的。”那就不得了，我父亲就赶紧到大队里汇报 。那时候大队比较大，管的地域比较大，人口好多，不像现在的大队。结果大队来人就把我那个鲁景象大爷绑去了，给打得哭爹叫娘，死去活来的。这就是我父亲干的事情，他在大队当个什么官我不知道，而且这个牛肉我们家和我二大爷家都吃到了，我哥哥还参与了，他都去汇报了。他为了保住他自己啊！
那搜东西是挨家挨户的搜，鸡鸭鱼肉柴米油盐那是一点儿也不剩啊！刚开始大家在食堂吃，以后东西少了，干部就藏起来。干部自己分一些拿回家给自己家人吃，有时候半夜做点饭吃，但总有吃光的时候， 差不多到五九年年底，那些当官的想偷也偷不上了，他们也没有办法了。
结果这些大队干部也杀了一条牛吃，那么这个鲁景象报复的机会就来了。他就去公社汇报了，结果公社来了几个民兵，把我父亲和几个干部抓住，那还说什么话呀，把几个干部绑在树上就是一顿猛揍，打得我父亲爬回家躺在炕上，睡了好几天都不能动，不能翻身。
这样一来，我父亲觉得没有脸在那里混了，家里也没有吃的了，决定带领全家投奔亲戚，求个活路。我父亲用一个独轮车推着我，因为我最小，走不动路。我哥哥姐姐都十多岁了，就走着，当然我母亲也跟着走路。我们一家去我二姨家，在向店公社，我二姨夫是大队书记，她家距离我家直线距离有六十华里，曲线距离大概有九十华里。那时候路不好，都是小道长满了草。我父亲就走大路，那就走的比较曲折，他先往西北走，走到包信，然后又往西南走。然后从杨店到我姨夫那里去，就是到王庄。
我们全家已经走了两天了，没有吃没有喝的，眼看着还有二十里就到我姨夫家了，但我父亲推着我一下子“咚！”倒在地上去了，不动弹了。我母亲和哥哥姐姐都没有办法了，这当家的倒了。他们就喊呀晃呀掐呀，等了一会儿，我父亲又有呼吸了，睁开眼睛了，又站起来了。我父亲说：“没事！走！”我母亲、哥哥姐姐都又跟上我父亲走。又走到张桃乡，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样子。那里有收容站，我们就住到收容站，收容站不给吃的东西，但是住下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因为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在荒郊野外被人截住会被人吃掉。我父亲我姐姐，还有我就住下了。看我父亲已经实在走不动了，我母亲说：“我和大孩子先去，我去了找人来接你们。”我母亲和我哥哥就先走了，大概走了十多华里算到了王庄。我母亲到了以后说，我们还有人在张桃的收容站。我姨夫就派了几个壮劳力连夜把我们接回来。他们那个地方好像饥荒不太厉害，人还有些力气。
我母亲先到了以后，就煮稀饭，也没有什么吃的。我哥哥喝了七碗，就是这么大的黑碗，我们叫大黑碗，我母亲喝了八碗，比我哥哥还多喝一碗。吃稀饭还稠，撒几泡尿就下去了，如果是干饭就给撑死了。等我们到了以后，我母亲又煮了一锅稀饭，我哥哥又喝了七、八碗。我们一家五口就先在我姨夫家生活下来了。
小伙伴们只有爹没有娘
我大伯和大娘就是五九年饿死的，他儿子叫鲁长居。我二大爷也是饿死的，他两个儿子叫鲁长X、鲁长福。孩子饿死的就不计其数了。
五九年，饿死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女人饿死少一点，那么女人都成了寡妇。从我记事开始，就有一个现象，我的小伙伴们只剩下娘了，没有爹。小功就只有小功娘，没有小功爹。鲁长春、鲁长世也只有个娘了，鲁长州爹也死了，剩下一个娘了。还有面冠，他就剩下娘了。鲁锦道只剩下一个娘了，小名字叫来来的，也只剩下娘了。还有一个堂儿，就剩下一个娘了。小寨小X兄弟两就剩下一个娘了。还有一个姓刘的，叫刘少东，就剩下一个娘了。鲁长进他爹娘都饿死了，鲁长鹏他爹娘都死了，鲁长X的他是爹娘兄弟姐妹都饿死了，他就一个独苗子了……时间长了，我这脑子记不住那么多了，反正就是孤儿寡母多，多少家都没有爹了。对了，还有一个社儿，他的爹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娘了。为什么叫社儿呢？就是五四年、五五年入合作社，讲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名字就叫个社儿。他比我大个两岁。
这些孩子的年纪基本上和我差不多，四、五岁，三、四岁，到我记事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都死光了。我说的这些人都是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一下，五九年以后，基本上没有男劳力了，都是一群寡妇和小孩。有爹有娘的孩子很少，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的堂哥鲁长备，五九年他从三门峡水库回来，当他走到距离家还有几十里的地方，具体的地名我不清楚，就被十几个破衣烂衫骨瘦如柴的人拦截住了，逮住了。逮住干什么呢？就是要杀他，要吃他。这时候正好有工作队的队员走过来，被发现了。这些人就把我大哥解救了，放了他。他就往家里赶，还距家有十几里，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他就听见后面人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又有几个人跟着撵他。就是那些工作队走了以后，这些人又来撵他，因为他在工地上有饭吃，身上还有肉。那时已经黄昏了，前面有一个小石桥，他就躲避在小石桥的下面，这些人也没有看见，就匆匆从小石桥上过去了。听着这几个人走远了，我大哥从另外一条路走，躲过他们，跑掉了。
我的大哥本来在我们老家包信读高中，到二年级没有毕业，因为我们一家转移到我姨家，在乡店徐吉村小王庄。我大哥还想继续上学，就要到北边的杨店，有十一 、二里地，大人就害怕路上人家把他杀着吃了，于是就不敢去上学。从我姨夫家的王庄到杨店都是十室九空，人都饿死了。我父母、哥哥从那里走的时候，经常看到尸体，我大哥以后活到七十多岁，这是他亲自给我说，我家在土庙，他去防胡我舅舅家，去的时候路上还没有死人，回来的时候路上就碰到三个死人，其中有一个人屁股上的肉还被人割了。就是土庙到防胡的中间。
人吃人的我知道好几个，我们村的鲁中业告诉我：“知道鲁长梦为啥得水肿病（肾脏炎）吗？59年吃人肉吃的。59年他父母都饿死了，没人管他，饿极了就把坟地里的死人肉割回来吃，哎呀，你看他如今……那病治不好。”
我的好朋友刘学安口才特别好，他吃过人肉，讲得可详细了，他说：“59年我吃过人肉，是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有一回我跟我大伯睡觉，半夜饿醒，闻着屋里香喷喷的，就问大伯煮了啥。大伯说别吭声，过来吃吧。原来大伯用公共食堂里的炒菜锅煮了一锅人肉……我告诉你吧，被煮的是一个女孩儿，他爹饿死了，跟着他娘又来到我们村。那时候都那样儿，哪儿能活命呀？结果也饿死了……”
我们村子饿死多少人？具体数字我是没有，初步估计有三分之一，或者百分之四十，不到一半。没有人来统计过死去人的姓名，没有没有，谁做这个事情啊？
母亲偷面救下一家人的命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对我说：“59年开始紧张的时候，你二舅隔三岔五来咱家一趟，我给他弄点吃的，后来很长时间不来了，我就觉着有事。我趟过冰冷的河水去看他们，你二舅已经断气。当时姥姥庄上的男人剩下不多了，都是骨瘦如材，我只好和你二妗子把二舅的尸身放在拖犁耙的托车上，弄到村头埋了。本来想送进祖坟里埋的，可是没有力气……唉，那时候人都傻了，你二舅死我都不知道哭……后来，我再没有去过他家。59年一过，原来你二妗子和两个孩子都不在了……断子绝孙啊！”
我家之所以没有饿死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队磨面，都让妇女去磨，让我母亲去，她感觉粮食开始紧张了，就每天用衣襟里面得小口袋偷回家一点，每天半斤八两的，不敢多拿。拿回家藏在一个罐子里，又害怕老鼠吃，她就把罐子吊在房梁上。没有粮食的时候，就是我父亲这样的大队干部也弄不来粮食，每天做饭，我母亲就用三个指头捏一撮，用个小盆做饭。家里得锅碗瓢盆都拿去了，都拿去大连炼钢铁去了，门鼻、铁锅都砸碎弄走了。我母亲做一点面糊给我喝，要保我啊！我喝了稠的糊糊以后，再添水煮，加野菜，再给我上面的哥哥、两个姐姐喝。今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别人家天天饿死人的时候，我们家就算苟延残喘下来。但是到最后，那个老鼠终于把面罐子给找到了，把绳子给咬断了，把罐子给摔下来了。我妈着急的，从那个土地上把面粉捧起来，我们就吃了拿最后一顿。
我母亲就是人的一种聪明呀，到那个时候可不要境界太高了啊！不偷就死！
我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个事，那时候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她看我都快饿死了，三四岁的小孩脖子支撑不住脑袋。家里还有一张席子，就是用高粱杆子和麻绳编起来的席子，大概有二、三十斤吧。我母亲居然还能背动，背着走了八里地到乌龙店集上，把这张席子卖了八毛钱。那个席子能干什么用呢？就是人死了，没有棺材，用高粱席子卷一卷，埋坑里了，当棺材用。我母亲手里有八毛钱了，但是集上卖什么的都没有，卖面的、卖馍的都没有。最后我母亲看到一个老太太卖红薯叶子，她是把红薯叶子煮熟，捏成疙瘩卖，我母亲就买了两疙瘩回来了。
我母亲回到村里，就碰到了我的两个嫂子，一个嫂子叫胡兰芳，另外一个嫂子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外号叫“老马克”，是我的堂嫂子，就是我说过的鲁长备的老婆。她们两个看到我母亲从村子外面回来了，而且一看见她们手就下意识的往怀里摸。我母亲一看见人，就害怕人把把她的两疙瘩红薯叶子给抢去了。我的两个嫂子就怀疑了，她赶紧往怀里摸，说明她怀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的两个嫂子就上来抢，我母亲说：“你们怎么抢我呀？”她们说：“你是地主婆！抢你咋样？”她们两个年轻，有力气，就把我母亲的两疙瘩红薯叶抢去，一人一疙瘩拿回家吃了。我母亲空着手回来了，这张席子就等于白卖了。
我的嫂子胡兰芳和老马克，一过五九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都喊我母亲三婶子。三婶子长三婶子短，没有一点仇气。但是在五九年她们就那么对待我的母亲，那人饿的时候就什么情面礼仪都不顾了，不要脸面了。
到了六零年信阳事件以后，就把粮库打开了，给每一个人吃七大两，这就很好了，有一点粮食，让每家每户做饭了，就能够保住命了，大家都活过来了。到了六一年就基本恢复了，在信阳有一个生育的高锋。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吃不饱
到六四年，我都记得事了。生产队用毒药拌棉种，就是三九一一，那个剧毒的农药拌，因为那个是一种新的品种，长得棉桃比以前的大。不知道谁家的小猪，也有四、五十斤了，吃了那个棉籽，就闹死了。我哥就和村里的老薛，老薛的老婆前面的丈夫，五九年饿死了，他是入赘来的。他们两个把死猪弄回来，剥了皮，给每家分了几斤肉。被当时工作队的队员知道了，他来说：“这个猪肉不能吃，吃了要闹死人啊！”就把猪肉背去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到了半夜，我哥哥睡不着觉，又跑去把土抛开，把肉弄回来了。谁舍得扔呀、？家里一斤粮食都没有呀？我们家里吃了好几天，也没有闹死人呢！也可能煮的过程中把毒都释放了，我们把汤都泼了。你知道，我们每天看着盆里的肉多高兴呢。
小孩们肚子里还有蛔虫，大便以后就能看见白白的虫子在粪便里蠕动。有时候就在嘴里动了，用手一拉，这么长一条大虫子。虫子一般都藏在胃里吸收胃里的营养，能跑出来的虫子是极少数的。那小孩脸上这里一块癣，那里一块癣，就像一个花猫一样。那就是营养极端不良的现象，那时候哪里能够看到好看的孩子，个个都是歪瓜裂枣，他都没有饭吃，都没有基本的需要，他能够长好看吗？
国家有时候也给救济粮食，但是要钱呢！麦子是一毛四一斤，玉米是八、九分一斤，我哥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五毛钱，可能从我舅舅家借来的。我们就拿这五毛钱到粮管所买了几斤玉米回来，赶一趟集，就买几斤玉米回来，你说，可怜不可怜啊？有些人给了粮食，还吃不上，还得等救济款，如果给两块钱，那就是巨款了。没有那两块钱，就是给他救济粮食，他也没有钱买啊！
我长大一点，还是没有吃的，也去讨饭。我们两个小伙子，我十一岁，另外一个十五岁，小名叫小靠，他父亲是五九年饿死的。我们两个跑了一百多里，因为我去安徽要饭的时候，从早晨走到晚上走一百二十华里。逃荒的大人在前面拉架子车，我们两个小孩在后面跑，谁给我一口饭吃啊？就饿着，口渴了跑到路边的水沟里，捧点水喝，我看到水里的虫子还在动，就赶紧喝，喝了就继续跑，到安徽省的灵泉县要饭。到乡下，我害怕狗，我就不敢到人家门上要饭，就吃不饱。但我们两个一起走，人多要饭，人家讨厌啊，就不给。小靠比较聪明。他说：“我从东头往西讨，你从西头往东讨，我们俩岔开讨。晚上，我们就到这个大树下面聚齐。”我每次讨几家，没有吃饱就到我们约的聚齐的地方了，我一个小孩子，等他他不来。等他他不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等他来了，我就不哭了。那个小靠特别好，负责领路和我的安全，他讨的饭他自己吃饱吃不饱，都给我端回来半碗。我就赶紧吃……。
那时候真是没有吃，没有穿。农民一年一人两尺布票，还买不起布。把这两尺布票卖给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钱买粮食吃。如果一个人有两条裤子，就算是很富裕了。有两条裤子的人几乎没有，就是公社党委书记的孩子恐怕也没有两条裤子。
冬天那么冷，就穿双单鞋，春夏秋三季是没有鞋子穿的。到地里，那脚板在麦茬、豆茬上都是直接的踩，脚上都是厚厚的老茧，已经扎不出血来了。冬天如果不下雪，也还是打赤脚去上学，那有多冷！我一只脚踏上去，冷得缩回来，再还一只脚，又冷得缩回来，但是得去上学啊，最后就是咬牙切齿，脚迈开蹦蹦蹦地朝前跑……那时候就这么苦？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这样。
有些人为了吃一碗饭，情愿去给人家干重活，比如说用架子车把土坯拉回家，那活是非常重的。我小时候只有十几岁，夜晚有月亮的时候，生产队号召社员去拉土坯，让几个人炸油饼，那每一人都想吃。我们几个学生也拿着绳子去拉车 ，我们也想吃那个油饼。队长说：“学生不行，过去在生产队每一干过活的人不行。”不允许我们拉车。但是有一个女孩，叫玉兰，比我们还小，她早早辍学了，不上学了，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干活，挣工夫。她就可以拉车，可以吃上油饼。
我十来岁的时候，要给生产队放牛，给牛割草。我天天就背个草筐，给牛吃饱了，还要把牛粪背回来。有时候割的草多了，捆成两捆，用扁担挑回来。一个小孩，那一担也七、八十斤，我真是咬着牙齿鼓着劲担。肚子还饿着，有一次我实在挑不动了，特别的累，我想起来去要饭的时候喝点河水也能喝饱点，我去就沟里喝点雨水，黄汤水，喝了几捧水，再担草人就有劲了。我们本地没有草，还要跑到五、六华里意外去割草。大人挑胆子一晃一晃没有问题，但小孩受不了。我劳动了两年，可把我给累坏了。 我的头往前伸，背驼着，都是那时候干活累着了，把我压得不长个子，我十一、二岁这么高，后来还是这么高。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虽然不搞大跃进了，但是地仍然在人民公社。地虽然种着，但农民还是吃不饱，没有吃饱过。麦子一打，粮食都上交国家了，给每家每户分个二、三十斤粮食，什么叫白面馍。我们没有见过，连麸子都吃不上。就攒着过年能吃顿饺子。那时候闺女回娘家，如果能够带几个白面馍回去，就算孝敬爹娘了。我们就盼着南瓜，南瓜政府不要，我们就赶紧吃南瓜。然后盼黄豆，黄豆也要交公粮，每家分不到二十斤。就上磨磨豆面，吃不上一个月，然后吃红薯。红薯不好储藏，公社的粮管所不收红薯，那么农民就可以吃了。那么第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都吃这个红薯。红薯吃到过年，一过完年，开始吃红薯片。那吃得多了，胃翻酸，大人小孩吐酸水，胸口疼。人一张嘴就喷出来一口酸水，就像那个白鹭拉屎一样，就“啪！”一声就出来了。不是吐出来的，是喷射出来的。我的父亲、母亲和年纪大的人，个个都患心口疼。
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吐的，有水缸盖那么一片，全是水，一年到头都不干。和我一起坐的同学讨厌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忍不住，它就自己喷出来了。 到了联产承包制以后，地是自己的，收是自己的，农民的积极性就高了，走在路上，看到一泡牛屎，用两双鞋底一夹，就这么捧回自己的地里。能吃上面了，大家的胃都好了。也不吐了。但是我的吐可是留下根了。
恢复高考那一年，我们小茴店乡一下子考了五个大学生，我考上潢川师范。我才第一次用蚊帐，是学校给钱买的。毕业以后，我当上了老师，拿工资了，吃国家粮了，铁饭碗，一辈子没有问题了，那在当地就是大熊猫级别的，那个姑娘不想嫁给我啊。
我老婆家也是农村的，但他爸爸是教师，一个月国家供应二十九斤粮食，平时就在学校吃，假期他从粮库里买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能补充一点。就那么一点点，我老婆家的兄弟姐妹脸上就看着有点红色，就好看一点。那时候，我之所以娶她，就是因为她脸上有那么一点红色。其他农民的孩子，女孩，除了脏，脸上颜色也不正。那脸发黑、发灰、发黄，身体不好都反应在皮肤上了。我说的都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现在的老人都说：“你饿，还有吃七大两的时候饿吗？” 你说说，一个魔王犯了一个罪，让全国多少人饿死？还不让你说，你说了还要抓你。
为什么我们息县是重灾区呢？是因为我们河南省的省委书记紧跟毛泽东的路线，我们的区委书记路宪文又紧跟省委的路线，我们的县长许兰又紧跟路宪文的路线。如果其中一个人能觉得这事不靠谱，稍微打个折扣，就会好得多了。但是从上到下都是极左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