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有许多作者都在写疫情日记，记录下疫情对当地的影响和因此引发的故事。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各地的记者和作家们责无旁贷的工作，就像医生和护士坚守在医院治病救人一样。
前些日子，《纽约书评》就发表过来自四大洲、十二个国家的十九篇“作家疫情日记”，有米开朗基罗·莫拉多（Miguel-Anxo Murado）从疫情泛滥严重的西班牙马德里和蒂姆·帕克斯（Tim Parks）从意大利米兰发来的日记，也有约书亚·亨特（Joshua Hunt）从疫情控制得较好的韩国釜山和安娜·巴登（Anna Badkhen）从当时还没有发生疫情蔓延的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发来的记录。其中当然更不必说在美国本土的作家所写的日记，包括萨拉·曼古索（Sarah Manguso）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和阿纳斯塔西娅·埃德尔（Anastasia Edel）在奥克兰、瑞秋·皮尔森（Rachel Pearson）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和伊丽莎·加伯特（Elisa Gabbert）在科罗拉多州丹佛记录的日记。单纽约州就有纽约城的克里斯托弗·罗宾斯 （Christopher Robbins）和纽约布鲁克林的玛德琳·施沃茨（Madeleine Schwartz）所写的日记——其中不少作家还不在自己的国家里写作，如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记录的蒂姆·帕克斯是英国的作家和教授；在埃塞俄比亚写作的安娜·巴登原来是俄罗斯作家。
但是，在《纽约书评》收录的这十九篇疫情日记中，并没有看到来自这次疫情发源地中国武汉的作家所写的日记，甚至连中国作家写的疫情日记都没有。
图一：《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正在连载疫情大流行日记（Pandemic Journal）。（图片为《纽约书评》网站屏幕截图）
当然，《纽约书评》上发表的疫情日记，全是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写作的，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他们对此并不知晓，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作家都在写疫情日记。事实上，世界上也有不少作者在用中文记录这次疫情，已知的就有已经在台湾出版了《武汉封城日记》的郭晶，在纽约写《疫情中的纽约人》的纽约蓝蓝（张兰），3月27日张兰在美国发生车祸不幸离世后，美国还有许多华人在用中文继续接力写作《疫情中的美国》。在加拿大，也有不少人在记录这次疫情，在卑诗省，已知的就有UVic的吴国光先生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撰写《全球疫期中的生活隨感》，如果把我自己也算在里面的话，我则利用空余时间在大温哥华地区写《温哥华抗疫报告》。
全世界有那么多专业和业余的作者在记录疫情，有许多人也在批评当地的政府和官员抗疫不力，但是，唯独方方，由于写下了《武汉日记》，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判，甚至是谩骂和攻击。她的作品《武汉日记》，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问题出在哪儿？
方方的《武汉日记》，又一次让大家感受到这是一个见证无奈的时代——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里，人生看似有许多选择，但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归纳起来无非只有这些选项：要么秉承良知，忍辱负重地煎熬着；要么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地苟活着；要么厚颜无耻，趾高气扬地逍遥着。
自从方方写了《武汉日记》，她被那些“神经过敏”之徒蛮横指责，就从未停止过。前些天早上，我照例瞄了一眼中国门户网站上的新闻，看到各大网站都在转载胡锡进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扫了一下标题，就已经知道他想传达一些怎样的信息了，所以就懒得去点开，便去忙别的事了。在随后的两天里，不断看到那些对方方的讨伐甚至谩骂，也不时看到有人为方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本来并没有计划在《温哥华疫情报告》中去写关于方方的内容，《武汉日记》之后，方方的热度已经很高，而我却是一个不太喜欢凑热闹的人。但是，当方方成了靶子，我觉得不应该再做一个旁观者，为了公义也应当谈谈自己的看法。
方方的笔究竟写了什么，触到了那个“老胡”的“G点”？在网上看到一位第一次使用“老子武汉”这个笔名写作的武汉人，他这篇文章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个武汉人说十几年来，一直在埋头做生意，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必说去写文章了。但看到方方被一拨人骂成“带节奏、说假话、编故事，给党和政府抹了黑，给中国人民丢了脸，给帝国主义当了狗，给反华势力带了路”，甚至有北大的博士“呼吁按‘颠覆国家罪’把方方抓起来”后，这位被“嚇哒到了”的“老子武汉”终于忍不住也拿起笔来，写下了《就芳芳的日记，一个武汉人吐槽几句》这篇文章——这一点，与我去写现在这段文字，几乎如出一辙。
“老子武汉”怎么评价方方的《武汉日记》？他说：“她的日记存在一个缺陷。倒不是记载不准，而是她旁观者清，消息基本上是二手，这些转述完全体现不出亲历者那种心碎、无奈、恐惧和绝望交织的感受，就如同隔靴挠痒。GET不到那个点，也就缺了不少震撼，至少我看了几乎无感。所以她那么多日记，我只看了几篇，点了个赞，后来就几乎不看了。”——不要误会，“老子武汉”这么说，并不是在批评方方，说方方的《武汉日记》写得不好、不真实。他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我后面再谈。
为什么“老子武汉”会有这种感觉？他说道：“实话说，我对方方日记评价一般。原因是武汉封城后，我一直在微博里转发武汉患者的求助信息，希望‘有关部门’能救救这些走投无路的可怜人。那些事例实在太惨烈、太令人无法直视了，连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奸商转到后来都满眼是泪。”
“老子武汉”说自己在外地做生意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原来计划一月份回武汉出差。神使鬼差，由于协调出了差错，这个“老子武汉”最终没能够回去，却无意中救了他自己，要不然还不知会有什么结果。武汉封城之后，心有余悸的“老子武汉”凭着良心做起了力所能及的善事，拿出不少钱财，花了许多精力，想方设法给武汉一些无助的确诊患者发放救命药“克力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老子武汉”说当时这药获得金银潭医院和国家卫健委双重推荐，但市场上却买不到。这“救命药”可是处方药，因此，虽然是做好事，风险也是挺大的。“但一想到这145个生命都活下来了，想到武汉5万多确诊患者里有三百分之一收到来自我的捐助，我就说一个字，值！”他贴出了当时与受助者在微信上惨不忍睹的通讯记录，说：“正因有过这段经历，我直面了太多惨淡人生和淋漓鲜血，都是真人真事，根本不用道听途说。”——所以他对方方的《武汉日记》，只是给出了一个“中评”。
“老子武汉”还贴出了供读者验证的证据，希望有人来验证，以此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实话。但他只给《武汉日记》一个“中评”，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老子武汉”是说自己经历了武汉那么多真实、惨痛的事例后，现在他看到怎样的文字，都觉得没有亲身感受更强烈、更震撼。他是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想告诉大家，方方在日记里根本就没有说假话、编故事，武汉当时的真实情况要比方方写的日记惨烈得多，她写的《武汉日记》不但没有过火，而是火候还不够！她写得已经够婉转，够温和，够克制了，所以作为知情人，他认为对于武汉那些亲身经历过疫情的人而言，《武汉日记》表达的并不过分。因此，他也站出来为方方作证，为方方抱不平。
《武汉日记》我也没有每一篇都读，因为当时有太多的信息，尤其是许多从武汉传到网上的视频，现场的惨烈程度，比起文字来，看后确实觉得更加震撼人心。我自己也是一位经常写作的作者，是非常能够理解方方作为一名身在中国的作家，在这种特殊、敏感的氛围下，要把这么一部抗疫题材的记实作品写得具有震撼心灵的效果，所面临的风险会有多大。这正是方方写作的难处，其实她的《武汉日记》已经写得非常不容易了，她笔下的每个文字，在叙事的同时，还得去腾挪躲闪，免得去触碰那些条条框框，必须仔细推敲，衡量、平衡才行。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她文字所迸发出的力量。但就算是这样委屈求全地忍着，还是触到了他们的“G点”。
1月31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相关刑事犯罪的紧急通知》，其中第一条就是：“利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判刑十五年。”可想而知，当时方方写作的压力有多大，难度有多大，勇气有多大，这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正是大家敬佩她坚持写下六十篇《武汉日记》的原因。
图二：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宣布方方《武汉日记》（Dispatches from a Quarantined City, Wuhan Diary）英文版定于今年8月18日出版发行售书，在中国，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方方写作《武汉日记》的论战。
方方的《武汉日记》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传到中国，在官媒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一场民意的悍然大波。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无奈的方方现象，是与中国特有的国情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和排它性，如果没有言论管控的严酷现实，如果中国也有千百个“方方”都在自由地写作疫情日记，如果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容纳、包容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民众对待方方《武汉日记》的态度，也就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烈的撕裂。
关于方方《武汉日记》的问题，写到这里，我暂时停下笔来，想问个问题：为什么面对疫情肆虐，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2020年4月18日，卑诗省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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